文章來源：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原文摘譯自【The Politics of Water】, Land &Water International 101, 2002
2009-03-18
前言
世界上只有2.5%的水資源是淡水，今天全世界可利用的水資源總數，幾乎與上一次人類在4,500年前為了水而訴諸武力時相同，然而在此同時，全球對水的需求卻一直穩定的在增加。在過去的50年內，世界人口已從25億增加到60億，然而平均每人用水的回收再利用量卻下降了58%。此外，不像石油與大部分其他重要的戰略性資源，淡水在其大部分的用途上是沒有代替品的，水資源對於栽種食物、製造物品、保護人類健康等，都是不可缺的。儘管從歷史來看水資源合作是一種常規，但這並不是規定。
水資源的不足會導致強烈的政治緊張，通常歸因於全世界對於用水競爭的張力與壓力。過去半世紀裡，1/4的水資源互動是不友善的，雖然大多數的緊張狀態皆僅止於言語上的衝突，但仍有長期敵對的國家為此發動了37次之多的武力攻擊紀錄。
水量一直都是是20世紀主要的議題，但水質的重要性卻一直被嚴重忽略到無以附加的地步。水資源的需求正持續增加、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地表水供應越來越受到污染、輸送與處理的基礎建設老化，根據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於1997年對此一問題提出警告，「因為對淡水需求的激烈競爭，未來極有可能成為衝突與戰爭的來源」。一份美國國家情報評議會（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最新的報告指出，在未來的15年間，州際間衝突的可能性將會增加，因為各國對用水的需求已經頻臨水資源供應量的臨界值。
合作關鍵
跨國性的流域含蓋地球地表面積的45.3%，並影響大約40%的地球人口與全球80%的河川流量，這些跨國流域有某些特徵使其管理格外地困難，瞭解與管理複雜的自然系統工作本已艱鉅困難，但值得注意的是地區政府常會傾向於讓狀況更形惡化。
鄰河國家間的差異性更增加了國際水資源管理的複雜度，其結果經常導致不論發展各種計畫、協定、以及制度，都經常顯得無效率、沒有作用，偶爾甚至會成為新的緊張情勢的來源。
但不論如何，國際合作一般而言是可以克服衝突的。為爭奪水資源而暴力相向，不但在策略上不合理、在水文水利上無益、也不是經濟可行的，利益分享一直都是比引發水資源衝突的特質更為重要。
最大的威脅來自於一個簡單的事實，即全球人類及生態系統缺乏充分的、且有良好水質的水量供其生活所需。到2015年時，40%的世界人口所在的國家，將會發現有相當困難或根本不可能調度足夠的用水，給它們的老百姓在食物、工業與內部需求等方面使用，這種缺乏度將會轉變為水資源的高度競爭。
人口與可供使用的水資源量不平衡狀況最嚴重與範圍最大的地區，將會發生在亞洲，此區農作物產量深深地依賴灌溉。亞洲今天大約佔了60%的世界人口，但卻只擁有世上36%的水資源回收再利用量。中國大陸、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國的許多農業灌溉區，當今正面臨地下水耗盡、河水乾枯、或原本肥沃的土地日漸貧脊且鹽分含量持續成長的危險。單就地下水耗盡方面的問題，就造成了中國大陸與印度10-20%的稻作可能不保的危險。北中國平原的地下水位目前正持續下降中，本區出產的小麥佔中國大陸一半以上的產量，以及1/3的玉米產量。印度西北邊的旁遮普省也是一樣的情況，它是印度主要的產糧地區。
水資源的政治
各國內部水資源不足的壓力有可能導致國際性政治聯盟的形成，也會增加人道主義的危機與負擔。許多國家通常為了應付水資源不足的壓力，會進口小麥與其他日常必需品，如此就可以分配較多的淡水給城市與工業用途，這樣每公升的水可產生較多的經濟價值。目前，位於亞洲、非洲、中東等面臨水資源壓力的國家，所進口的作物佔了世界農作物進口量的26 %。此外估計約有十億人口也會在未來15年內成為水源不足國家的居民，這也意謂著更多國家將會加入進口食物國家的行列，國際農作物的需求也將會增加。中國大陸、印度、巴基斯坦等現今屬於糧食有自足能力的國家，也將因為水資源與土地匱乏的因素而不太可能維持現狀。對許多沒有足夠外匯存底的國家來說，特別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高價位的世界穀物，很可能意味著更多的飢餓以及更多人道救助的需求。
國際社會面臨的挑戰就是要超越這個預期的危機曲線，在可能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與冗長的時間應付危機之前，幫助發展公共團體的能力與合作的文化，來解決這個可能威脅人類生命、區域穩定、及生態健康的危機。
國際水資源爭議給我們三個教訓，第一：跨國河流可能在使用共同流域的國與國間引起緊張情勢，臨河國家之間的早期協調，可以幫助改善與解決問題；
第二：當國際制度被大家共同接受時，這些制度被證實有相當大的彈性與作用，就算衝突是在水資源議題之外亦然；
第三：水質或水量逐漸減少的影響可能多過暴力衝突，經過一段時間後，這可能影響國家或區域間的內部穩定。
衝突的動力
未來10年內，有17條河川流域會出現緊張情勢或是衝突的時機已成熟，另有4個嚴重未解決的水資源紛爭已存在或是已談判過，這些流域幾乎包含在每一個氣候區的5大洲中的51個國家。細想，比方說，薩爾溫江起源於南中國，然後流入緬甸與泰國，這些國家都想沿著薩爾溫江築水庫與開發方案，然而卻沒有兩套的計畫是相容的。確實，中國大陸於1997年的聯合國會議中，投票反對建立初步的國際河流使用的指導方針與原則。
其他河川流域也因快速的政治變遷，而處於爭奪糾紛的危險中。前蘇聯的解體幾乎在一夜之間形成數個新的國際河川流域，並不出人意外的，管理水資源爭論的制度能力變薄弱了。例如位於中亞分水嶺的鹹海，橫跨5個蘇聯共和國，現今都是獨立的國家了，緊張情勢在這些剛成立的國家中快速升高，都跟如何共享阿母河與錫爾河有關，這兩條河也注入鹹海，同樣地如何改善因海洋戲劇性的縮小，而造成人類與環境的災難，40年來被莫斯科策劃的河流轉向，結果是在中亞沙漠種植棉花。藉由國際機構的協助，這些剛成立的政府已經採用試驗性的腳步，嘗試解決他們已陷入兩難的水資源問題。
追求平衡
我們需要三項指導原則來促進水資源的安全。
首先，努力增加水資源利用率是使水資源緊張情勢不致每況愈下的主要關鍵，評估滴水灌溉（為一種極高效率的技術，能讓水直接傳送到作物的根部）、改變收成的模式、回收與重複利用廢水、以及運用家庭省水設備等方法，皆能夠讓城市與農業區用較少的水做更多的事，其中尤以增加灌溉用水的產能利用率最為關鍵。當節約用水與水資源的利用率改善時，即可排除新建水壩或河川改道的需求，或是可讓大型水資源計畫縮水變小，大型水資源計畫也是主要緊張情勢與衝突的來源。如果海淡水的成本降低，受污染的地下含水層及海水的除鹽就可以產生新的飲用水源，如此也能緩和水資源貧乏區域的緊張形勢。
第二，在大部分的國家較強硬的政策是需要的，用來管理地下水使用，制定灌溉與都市用水的價格，用上述的方法鼓勵節約用水來取代浪費水資源，並可保護河流與湖泊的品質。水資源服務民營化若是管理不當，或是利用私人資金建造水壩時不加以約束，其導致的問題會超過它所能解決的問題。世界大壩委員會2000年的報告向前邁開了重要的一步，它公開徵求關於水壩的決策與意見，包括受水壩興建計畫影響地區的意見，同時進行了全面的替代計畫研究調查，來檢視水壩是否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對於受水壩興建所造成的各種不利影響的受害者，有那些合理補償的協商機制，並且對於有共用國際河流的地方，其區域合作與共生的研究。
第三，政府與國際組織必須儘早採取建設性的行動。在20世紀發生過水資源嚴重緊張衝突的地區中，有一些數十年來都處於即將爆發的狀態。以色列與約旦在經過30年的緊張關係後，於1994年簽訂共享水資源的和平協定；印度與孟加拉也是經過20年的紛爭後，於1996年簽訂協議，制定特殊的條款來共享乾旱期的恆河水源。以如此的過程來達成協議是危險且效率不彰的，應該在嚴重的敵對發生前，就要先建立合作的程序。
較潔淨的水
強而有力的制度可讓事情變得不一樣。湄公河委員會（Mekong Committee）於1947年由柬埔寨、寮國、泰國、越南共同成立後，已經發揮功效了，在整個越戰時期於湄公河流域下游持續交換資訊。在其他國家方面，印度與巴基斯坦在獨立後，因為印度河的水資源而幾乎開戰，該河川被兩國間的新政治國界奇怪的劃分。自從在1960年簽訂印度河水資源協議後，簽署國已經歷兩次戰爭了，因為該協議使兩國可以持續進行各自的農業與經濟計畫，而不致有冒犯彼此的危險。
長期的資訊調查、技術合作、以及其他類似可以建立國與國之間合作氣氛的行動，可作為紛爭提高時的解決衝突的方法。全球水資源安全聯盟（Global Alliance for Water Security）於主要地區幫忙協調工作的宗旨，可能對某些國家的幫助將不只是在供水問題而已。
人類或多或少已經能運用科技，讓我們可以按照我們的意願來改變自然，然而我們的成就還沒有辦法創造一個安全無慮的水資源世界。目前水資源供應與河流的緊張情勢已經非常嚴重與普遍，因此我們不能靜待新的方法來逐步形成，我們必須在可能發生的長期爭吵、敵意、環境品質下降與全世界更多區域的人類捲入痛苦以前，完成這些新方法。
2009年9月29日 星期二
張作錦選讀：教學生草坪尋球的大師
【聯合報╱許倬雲】 2009/08/28
本文選自聯合報，分上下集於7/30-7/31刊登
長憶濟之師：一位學術巨人他的這一段話，毋寧為學生指示了學術研究與處世治事的基本原則：按照最笨最累的辦法，卻是最有把握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
李濟之先生的墓前，大理石上刻的碑文，是由他的四個學生恭請濟之師老友臺靜農先生撰寫的。這四個學生：宋文薰、張光直是濟之師考古學專業的入室弟子，李亦園是考古人類學系的首屆學生，只有許倬雲則是台大歷史系的學生，修過濟之師的課，終身感激師恩。濟之師謝世，已經三十年，我自己也已將近八十歲；今日執筆，過去體驗所聞所見，還是歷歷如在目前。
最笨最累的辦法，最有把握找到癥結
1949年中研院史語所遷台，同時，有不少中大、北大、清華的名師在台灣大學任教。早期的台大文學院，因擁有空前強大的師資陣容，我們這些學生，遂有幸獲得許多優秀學者的教誨。濟之師是當時台大名師中的翹楚，其學術地位之崇高，使學生們都從尊敬中衍生了興趣。
台大歷史系規定考古人類學導論是必修課，我在大二時，選了這門功課，第一學期是考古學，由濟之師主講，第二學期是人類學，由淩純聲師主講。
第一堂課，濟之師就提出一個問題：「在一片草坪上，如何尋找一枚小球？」同學們誰也不敢出聲。他老人家慢條斯理的自己回答：「在草坪上，畫上一條一條的平行直線，沿線一條一條的走過，低頭仔細看，走完整個草坪，一定會找到這個小球。」他的這一段話，毋寧為學生指示了學術研究與處世治事的基本原則：按照最笨最累的辦法，卻是最有把握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
我自己讀書做事，深受老師的影響，一步一腳印，寧可多費些氣力與時間，不敢天馬行空。李霖燦先生，曾是濟之師在中央博物院的部屬，後來在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工作，用了濟之師找小球的方法，真的在〈谿山行旅圖〉的繁枝密葉叢
裡，找到范寬的簽名，在中國藝術史上添了一段佳話！
濟之師才氣高，加上思慮縝密謹慎，遂能功力深、成就大。他在克拉克大學，主修心理學；在哈佛大學，獲得人類學的博士學位。然而他能觸類旁通，在中國開創了考古學。濟之師發掘的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開創了中國田野考古學。後來他與梁思永先生共同主持安陽殷墟十五次發掘工作，從實踐中，規畫了田野工作的規矩，細密周詳，至今為中國考古學界奉為圭臬。
這些成就都是在才高之上，加了心細。他老人家一輩子，在學術界的貢獻，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還擔起領導的責任，規畫研究方向，蒐集與整理研究資料，組織研究的隊伍，考古學這一學門，不能單打獨鬥，關著門一個人鑽研。中國考古學，由萌芽到茁壯，充分發揮了現代學術研究的特色。濟之師從考古學的肇始，即執其要領，施展其長才與功力，為這一學門規畫了幾十年開展的方向。
大難當頭，只能一起挺過抗戰期間
史語所移到內地，傅孟真先生為了不使文物失落，不使研究隊伍離散，在物質條件十分艱難時，盡心盡力，四處張羅，只求維持大家的基本生活，研究工作得以不被中輟。當時，濟之師不忍棄史語所而去，襄助傅先生撐過了艱困的八年。在這一時期，由於醫藥不足，濟之師的兩位稚女因病夭折。多少年後來，我曾目睹李師母思念亡女，帶淚苛責濟之師為什麼不早早遠赴美國；濟之師唯有垂首沉默。只在師母情緒平靜後，長嘆一聲：「大難當頭時，只能一起挺過去，總不能棄大家而去，總不能坐視孟真累死！可是，我這輩子對不住你師母！也對不住兩個女兒！」這一番話，聞之酸鼻！
在台灣，在傅先生去世後不久，濟之師從彥堂師手上接過了史語所的擔子，除了本所事務，還必須兼顧中研院、台大、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長科會（後來稱為國科會）各處有關人文社會學科範圍的發展，他與沈師剛伯攜手合作。濟之師狷介，剛伯師淡泊，卻都是才智過人。二人合作，如大梁巨柱，借助內外公私的資源，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將台灣的人文社會學界，由衰敗殘餘，逐漸穩定，再一步一步開拓發展。有了這二十餘年的基礎，方可有後來三十年的繼長增高。
現代學術傳統中的人物
濟之師在學術發展上的領導之功，一般旁觀者看去指揮若定，舉重若輕。我曾追隨濟之師，聽候差遣，有八年之久。在近距離的體會，觀察到他老人家在才大之上，還有心細。他籌畫一事，無不獅子摶兔，盡其全力。我有幸從他的訓練與督責，領會到他一生辦事的風格，
慮事之初，必先有可以實現的定向。
組織一個單位或集結一個團隊，心中必先有可籌的資源及可用的人材。
計畫書必須周詳可行，又有調整適應的餘地。
訂立工作的內容，必須留下揮灑空間，卻又須預防弊端。
使用經費，必須夠用而不浪費，校對細帳，必須精算翔實。
工作進度，必須步步追蹤；審查成果，必有客觀評審。
這些細節，處處都須謹慎小心。豫則立，多算則勝，功不唐捐。
如有失誤，也是必須牢記的經驗。
濟之師經常有涉外業務，國際學術界欽佩他的學術成就，也信任他的領導能力。在國際事務上，他折衝進退，都有分寸，以平等互惠為原則，不卑不亢，為中國的學術發展，爭取外援，卻絕對不失尊嚴。他老人家對我耳提面命，從實際工作中，經常訓練我，我終身受用不盡。後來我與李亦園兄數十年攜手合作，都是拜老師教誨之恩。
濟之師的事功，其實與他的研究成果一樣，都可借「草坪尋球」比喻說明。他的一生志業，都是創造條件，使學術界的個人能發揮其可能，在「未知」的草坪上，尋找「知識」的小白球；同時又將許多可供研究的資料，儘量累積與保存，再經過整理，使學術資源能為研究者所用。庶幾知識的累積，將「已知」推向更廣闊深遠的「未知」之域。
濟之師是現代學術傳統中的人物，他堅持從尋求「知識」累積「知識」，參與人類「真理」的永續大事。「理性」是體，也是用，體用不能分割。因此，他堅持理論與學理必須取決於證據與論證的過程。尤其論證過程，必須嚴謹扎實。我想，他從研究，內化為性格與習慣。反而所說的才大而心細，正是將習性融入做事的風格。
濟之師辦事一絲不苟，做人也是自律甚嚴。例如，他一生研究古代器物，但從來不收藏骨董，以免公私界限，糾葛難分。（我們這些學生，也謹守老師的誡命，不收集古物。）他不喜酒肉徵逐，不愛無謂亂聊，於是一般人敬畏之餘，不敢接近。其實，他老人家望之儼然，接近時，卻是溫和可親的君子。即使廝役有了過錯，我從未見他疾言苛責。他對音樂與美術有頗為深邃的瞭解與欣賞。他能彈奏古琴，也欣賞西洋古典音樂；對於書畫，有自己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其瀟灑的一面。有一次，他老人家赴美國公幹，在紐約旅館中，邀我共餐，乃是一瓶紅酒，一條法國硬麵包，一條乾酪。我不能飲，喝可樂代酒。他老人家，一口酒，一口麵包，俯視街景，打發了一餐。飯後，師徒二人又去林肯中心觀賞了一個小劇團的實驗劇。這種隨興的生活，方能見其真性情。
從人道與理性主義建構的自由主義
濟之師的政治立場是從人道主義與理性主義建構的自由主義，堅持個人有自主性，因此有各種接踵而至的自由及權利。但是一切自由與權利，其前提是不因一己的利益，侵犯掠奪別人的自由與權利。從人類學的認識，人是合群的動物。在合群之中，群（例如國與族）不能不經個人的同意，侵奪個人的權利；群與群之間，必須尊重彼此的平等，尊重彼此的自主性。
濟之師憐惜我行走不便，每次去南港，總是邀我搭他的座車同去。在車上，他會將收聽的BBC新聞，挑一兩條談論（他有短波收音機，我家只有一般的長波）。他也會在閱讀新到的期刊雜誌（例如「星期六評論」，在《紐約時報》的周刊），針對一些文章，提出他的想法。我在恭聽之外，也會提出自己的意見。半小時的車程，其實不夠用；因此，下車後還會在他研究室繼續談論。除了討論大陸考古新發現之外，以上的「時事」，大約是我們師生之間最多的話題了。他平時演講，都以專業為題，很少涉及時事及自己的想法。因此，濟之師與我之間的談論，可能是我能享的特權了。在這一領域，我得益甚多，因為我們的觀點思路，比較接近，彼此對談，我有一個從第一等智慧者印證與反思的機會。
濟之師只喜歡工作，除了工作外，不慕榮華，多次中央研究院院長出缺，他常常代理院務，卻始終拒絕出任院長。他以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始終不支援蔣介石的專制及國民黨的威權，只因為他無所求，才能在蔣氏面前，不卑不亢，泰然自在。這是從智慧延伸的自尊，智者與勇者，本是一體。
追尋知識與真理的終生志業
他老人家終生志業是鍥而不捨的追尋知識與真理，他的人生立業，是在工作的過程，一個開放的，而又時時面對挑戰的旅程，樂在其中，他也因此除了音樂與偶爾品嘗好酒之外，別無其他娛樂。如前文已提過，他性不隨俗，行不從眾，不喜歡無謂的酒肉徵逐，無聊的應酬交際。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望之儼然，因此也不敢親近。在人叢之中，他是寂寞的，也是孤獨的。
這種形象使一般人以為濟之師十分傲岸。他的才氣高，功力深，成就大。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必是招致嫉忌。於是，一般人的傳言，李某眼高於頂，看不起人。別有用心者，更會故意傳言：「李某看不起某人某人。」濟之師一生，背了不少莫名其妙的仇視與怨懟。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是千古以來才俊之士難逃的命運，也是世間常令人扼腕的憾事。
濟之師晚年，心情相當落寞。六○年代的晚期，台灣氣氛極惡。威權體制的爪牙，四處摧殘他們所謂「分歧分子」。台大先受打擊，中研院是下一個目標。1970年我應邀來美擔任訪問教席，本是一年聘約，為此不能回去。在所內，又有一些風波。從那時起，濟之師不斷遭遇內外的困擾。濟之師為此厭倦，遂放下了職務。
我在1974年以後，每年開始，幾乎年年返台，必去溫州街請安。他老人家有心血管病、糖尿病、青光眼，諸種疾病，起居飲食，頗多限制，視力已不勝閱讀，所有能做的，只是戴了耳機聽收音機。平時上門賓客本來不多，幾位老友，又均年邁，不常來往。他的研究工作，本來是他身心所寄，那時也已停頓。種種因素，他老人家心情的落寞，可以想見。我每次告辭，他總是說：「下次再多談談！」又說：「不知還有沒有下一次了！」分手之時，常是一聲長嘆。
大約是在1978年的一次談話中，我提到他當年草坪尋球的譬喻。那次，我們的談話主題是大陸的許多考古發現。他列舉了良渚（還提到史語所施更昕先生的發現）、湖熟、屈家嶺、大汶口（又提到梁思永先生與龍山文化）、紅山……那些文化的意義。他指出中國文化的多元性，且相當明顯。他老人家回到草坪尋球的譬喻：「真會找球的人，不是找答案，而是找問題，讓問題牽出問題。一大堆的問題出現，『草坪』也就會不一樣了！」這一時刻，他半閉的眼睛，又有了懾人的精神。這是我長久記憶的場景：一位智者，將知識昇華為智慧的瞬間！
我今年也將近八十歲了。從大學二年級，濟之師的課，至今將近一個甲子；我有幸追隨他老人家八年之久，更是人生難得的緣分與幸運。這篇短文，是我向學術界提出的見證。
一個終生獻身於學術工作的巨人，如何將生命與工作，融鑄為一體！
【2009/07/30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NEWS/CULTURE/X5/5047487.shtml
http://www.udn.com/2009/7/31/NEWS/READING/X5/5049484.shtml
本文選自聯合報，分上下集於7/30-7/31刊登
長憶濟之師：一位學術巨人他的這一段話，毋寧為學生指示了學術研究與處世治事的基本原則：按照最笨最累的辦法，卻是最有把握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李濟之先生的墓前，大理石上刻的碑文，是由他的四個學生恭請濟之師老友臺靜農先生撰寫的。這四個學生：宋文薰、張光直是濟之師考古學專業的入室弟子，李亦園是考古人類學系的首屆學生，只有許倬雲則是台大歷史系的學生，修過濟之師的課，終身感激師恩。濟之師謝世，已經三十年，我自己也已將近八十歲；今日執筆，過去體驗所聞所見，還是歷歷如在目前。
最笨最累的辦法，最有把握找到癥結
1949年中研院史語所遷台，同時，有不少中大、北大、清華的名師在台灣大學任教。早期的台大文學院，因擁有空前強大的師資陣容，我們這些學生，遂有幸獲得許多優秀學者的教誨。濟之師是當時台大名師中的翹楚，其學術地位之崇高，使學生們都從尊敬中衍生了興趣。
台大歷史系規定考古人類學導論是必修課，我在大二時，選了這門功課，第一學期是考古學，由濟之師主講，第二學期是人類學，由淩純聲師主講。
第一堂課，濟之師就提出一個問題：「在一片草坪上，如何尋找一枚小球？」同學們誰也不敢出聲。他老人家慢條斯理的自己回答：「在草坪上，畫上一條一條的平行直線，沿線一條一條的走過，低頭仔細看，走完整個草坪，一定會找到這個小球。」他的這一段話，毋寧為學生指示了學術研究與處世治事的基本原則：按照最笨最累的辦法，卻是最有把握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
我自己讀書做事，深受老師的影響，一步一腳印，寧可多費些氣力與時間，不敢天馬行空。李霖燦先生，曾是濟之師在中央博物院的部屬，後來在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工作，用了濟之師找小球的方法，真的在〈谿山行旅圖〉的繁枝密葉叢
裡，找到范寬的簽名，在中國藝術史上添了一段佳話！濟之師才氣高，加上思慮縝密謹慎，遂能功力深、成就大。他在克拉克大學，主修心理學；在哈佛大學，獲得人類學的博士學位。然而他能觸類旁通，在中國開創了考古學。濟之師發掘的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開創了中國田野考古學。後來他與梁思永先生共同主持安陽殷墟十五次發掘工作，從實踐中，規畫了田野工作的規矩，細密周詳，至今為中國考古學界奉為圭臬。
這些成就都是在才高之上，加了心細。他老人家一輩子，在學術界的貢獻，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還擔起領導的責任，規畫研究方向，蒐集與整理研究資料，組織研究的隊伍，考古學這一學門，不能單打獨鬥，關著門一個人鑽研。中國考古學，由萌芽到茁壯，充分發揮了現代學術研究的特色。濟之師從考古學的肇始，即執其要領，施展其長才與功力，為這一學門規畫了幾十年開展的方向。
大難當頭，只能一起挺過抗戰期間
史語所移到內地，傅孟真先生為了不使文物失落，不使研究隊伍離散，在物質條件十分艱難時，盡心盡力，四處張羅，只求維持大家的基本生活，研究工作得以不被中輟。當時，濟之師不忍棄史語所而去，襄助傅先生撐過了艱困的八年。在這一時期，由於醫藥不足，濟之師的兩位稚女因病夭折。多少年後來，我曾目睹李師母思念亡女，帶淚苛責濟之師為什麼不早早遠赴美國；濟之師唯有垂首沉默。只在師母情緒平靜後，長嘆一聲：「大難當頭時，只能一起挺過去，總不能棄大家而去，總不能坐視孟真累死！可是，我這輩子對不住你師母！也對不住兩個女兒！」這一番話，聞之酸鼻！
在台灣，在傅先生去世後不久，濟之師從彥堂師手上接過了史語所的擔子，除了本所事務，還必須兼顧中研院、台大、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長科會（後來稱為國科會）各處有關人文社會學科範圍的發展，他與沈師剛伯攜手合作。濟之師狷介，剛伯師淡泊，卻都是才智過人。二人合作，如大梁巨柱，借助內外公私的資源，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將台灣的人文社會學界，由衰敗殘餘，逐漸穩定，再一步一步開拓發展。有了這二十餘年的基礎，方可有後來三十年的繼長增高。
現代學術傳統中的人物
濟之師在學術發展上的領導之功，一般旁觀者看去指揮若定，舉重若輕。我曾追隨濟之師，聽候差遣，有八年之久。在近距離的體會，觀察到他老人家在才大之上，還有心細。他籌畫一事，無不獅子摶兔，盡其全力。我有幸從他的訓練與督責，領會到他一生辦事的風格，
慮事之初，必先有可以實現的定向。
組織一個單位或集結一個團隊，心中必先有可籌的資源及可用的人材。
計畫書必須周詳可行，又有調整適應的餘地。
訂立工作的內容，必須留下揮灑空間，卻又須預防弊端。
使用經費，必須夠用而不浪費，校對細帳，必須精算翔實。
工作進度，必須步步追蹤；審查成果，必有客觀評審。
這些細節，處處都須謹慎小心。豫則立，多算則勝，功不唐捐。
如有失誤，也是必須牢記的經驗。
濟之師經常有涉外業務，國際學術界欽佩他的學術成就，也信任他的領導能力。在國際事務上，他折衝進退，都有分寸，以平等互惠為原則，不卑不亢，為中國的學術發展，爭取外援，卻絕對不失尊嚴。他老人家對我耳提面命，從實際工作中，經常訓練我，我終身受用不盡。後來我與李亦園兄數十年攜手合作，都是拜老師教誨之恩。
濟之師的事功，其實與他的研究成果一樣，都可借「草坪尋球」比喻說明。他的一生志業，都是創造條件，使學術界的個人能發揮其可能，在「未知」的草坪上，尋找「知識」的小白球；同時又將許多可供研究的資料，儘量累積與保存，再經過整理，使學術資源能為研究者所用。庶幾知識的累積，將「已知」推向更廣闊深遠的「未知」之域。
濟之師是現代學術傳統中的人物，他堅持從尋求「知識」累積「知識」，參與人類「真理」的永續大事。「理性」是體，也是用，體用不能分割。因此，他堅持理論與學理必須取決於證據與論證的過程。尤其論證過程，必須嚴謹扎實。我想，他從研究，內化為性格與習慣。反而所說的才大而心細，正是將習性融入做事的風格。
濟之師辦事一絲不苟，做人也是自律甚嚴。例如，他一生研究古代器物，但從來不收藏骨董，以免公私界限，糾葛難分。（我們這些學生，也謹守老師的誡命，不收集古物。）他不喜酒肉徵逐，不愛無謂亂聊，於是一般人敬畏之餘，不敢接近。其實，他老人家望之儼然，接近時，卻是溫和可親的君子。即使廝役有了過錯，我從未見他疾言苛責。他對音樂與美術有頗為深邃的瞭解與欣賞。他能彈奏古琴，也欣賞西洋古典音樂；對於書畫，有自己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其瀟灑的一面。有一次，他老人家赴美國公幹，在紐約旅館中，邀我共餐，乃是一瓶紅酒，一條法國硬麵包，一條乾酪。我不能飲，喝可樂代酒。他老人家，一口酒，一口麵包，俯視街景，打發了一餐。飯後，師徒二人又去林肯中心觀賞了一個小劇團的實驗劇。這種隨興的生活，方能見其真性情。
從人道與理性主義建構的自由主義
濟之師的政治立場是從人道主義與理性主義建構的自由主義，堅持個人有自主性，因此有各種接踵而至的自由及權利。但是一切自由與權利，其前提是不因一己的利益，侵犯掠奪別人的自由與權利。從人類學的認識，人是合群的動物。在合群之中，群（例如國與族）不能不經個人的同意，侵奪個人的權利；群與群之間，必須尊重彼此的平等，尊重彼此的自主性。
濟之師憐惜我行走不便，每次去南港，總是邀我搭他的座車同去。在車上，他會將收聽的BBC新聞，挑一兩條談論（他有短波收音機，我家只有一般的長波）。他也會在閱讀新到的期刊雜誌（例如「星期六評論」，在《紐約時報》的周刊），針對一些文章，提出他的想法。我在恭聽之外，也會提出自己的意見。半小時的車程，其實不夠用；因此，下車後還會在他研究室繼續談論。除了討論大陸考古新發現之外，以上的「時事」，大約是我們師生之間最多的話題了。他平時演講，都以專業為題，很少涉及時事及自己的想法。因此，濟之師與我之間的談論，可能是我能享的特權了。在這一領域，我得益甚多，因為我們的觀點思路，比較接近，彼此對談，我有一個從第一等智慧者印證與反思的機會。
濟之師只喜歡工作，除了工作外，不慕榮華，多次中央研究院院長出缺，他常常代理院務，卻始終拒絕出任院長。他以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始終不支援蔣介石的專制及國民黨的威權，只因為他無所求，才能在蔣氏面前，不卑不亢，泰然自在。這是從智慧延伸的自尊，智者與勇者，本是一體。
追尋知識與真理的終生志業
他老人家終生志業是鍥而不捨的追尋知識與真理，他的人生立業，是在工作的過程，一個開放的，而又時時面對挑戰的旅程，樂在其中，他也因此除了音樂與偶爾品嘗好酒之外，別無其他娛樂。如前文已提過，他性不隨俗，行不從眾，不喜歡無謂的酒肉徵逐，無聊的應酬交際。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望之儼然，因此也不敢親近。在人叢之中，他是寂寞的，也是孤獨的。
這種形象使一般人以為濟之師十分傲岸。他的才氣高，功力深，成就大。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必是招致嫉忌。於是，一般人的傳言，李某眼高於頂，看不起人。別有用心者，更會故意傳言：「李某看不起某人某人。」濟之師一生，背了不少莫名其妙的仇視與怨懟。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是千古以來才俊之士難逃的命運，也是世間常令人扼腕的憾事。
濟之師晚年，心情相當落寞。六○年代的晚期，台灣氣氛極惡。威權體制的爪牙，四處摧殘他們所謂「分歧分子」。台大先受打擊，中研院是下一個目標。1970年我應邀來美擔任訪問教席，本是一年聘約，為此不能回去。在所內，又有一些風波。從那時起，濟之師不斷遭遇內外的困擾。濟之師為此厭倦，遂放下了職務。
我在1974年以後，每年開始，幾乎年年返台，必去溫州街請安。他老人家有心血管病、糖尿病、青光眼，諸種疾病，起居飲食，頗多限制，視力已不勝閱讀，所有能做的，只是戴了耳機聽收音機。平時上門賓客本來不多，幾位老友，又均年邁，不常來往。他的研究工作，本來是他身心所寄，那時也已停頓。種種因素，他老人家心情的落寞，可以想見。我每次告辭，他總是說：「下次再多談談！」又說：「不知還有沒有下一次了！」分手之時，常是一聲長嘆。
大約是在1978年的一次談話中，我提到他當年草坪尋球的譬喻。那次，我們的談話主題是大陸的許多考古發現。他列舉了良渚（還提到史語所施更昕先生的發現）、湖熟、屈家嶺、大汶口（又提到梁思永先生與龍山文化）、紅山……那些文化的意義。他指出中國文化的多元性，且相當明顯。他老人家回到草坪尋球的譬喻：「真會找球的人，不是找答案，而是找問題，讓問題牽出問題。一大堆的問題出現，『草坪』也就會不一樣了！」這一時刻，他半閉的眼睛，又有了懾人的精神。這是我長久記憶的場景：一位智者，將知識昇華為智慧的瞬間！
我今年也將近八十歲了。從大學二年級，濟之師的課，至今將近一個甲子；我有幸追隨他老人家八年之久，更是人生難得的緣分與幸運。這篇短文，是我向學術界提出的見證。
一個終生獻身於學術工作的巨人，如何將生命與工作，融鑄為一體！
【2009/07/30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NEWS/CULTURE/X5/5047487.shtml
http://www.udn.com/2009/7/31/NEWS/READING/X5/5049484.shtml
1949: the untold story
本文摘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原文選自南華早報 EDT15 By Mark O'Neill
On October 1,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ill celeb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with an awesome display of military hardware on the streets of Beijing. Taiwanese author Professor Lung Ying-tai, of the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re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meanwhile, is marking the anniversary in a different way - with a book dedicated to the pain and suffering of the more than 10 million people who died in the Communist victory, and of the millions whose lives were changed for ever by it.
In Chinese tradition, 60 years is an important day, she said. Beijing should mark the day but not celebrate it. 'Behind a successful general lie 10,000 corpses.'
One side should not see the other as the loser.
The book, Big River, Big Sea - Untold Stories of 1949, tells the story of hundreds of people in that tumultuous year.
The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of Chinese families, famous and not so famous, caught up in the maelstrom of 1949. They include the families of Taiwan's president, Ma Ying-jeou, and Dr Paul Chu Ching-wu, a world-famous physicist and until last month president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ng's story begins with that of her own family, broken up by war - like that of millions of her generation. Many hurriedly bid farewell to loved ones, not knowing if they would see them again.
About 1.5 million people fled from the mainland to Taiwan, Lung said. Many left husbands, wives, parents, children and other relatives behind.
If we say an average of 20 loved ones [were] left behind, that means 40 million people who had a bitter experience.
The book is selling so well in Taiwan because people know little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Neither side wanted to write it, Lung said. In the mainland, history was about the victory and how it was won.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did not want to talk about its failures. In Taiwan, it is a kind of public healing. People find that they do not know their own history. The mainlanders and the native Taiwanese are all surprised. They find they did not know each other.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pisodes is the siege of Changchun , the capital of Jilin province,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48.
How many died of hunger? It was between 100,000 and 650,000. If it was the median, that is [about] the number cited for the Nanjing [Nanking] Massacre. Everyone knows about Nanjing and the Siege of Leningrad, but no one knows about Changchun. A PLA force of 170,000 surrounded the city; inside was a Kuomintang force of 100,000 and a civilian population of about a million, swelled by refugees from the countryside.
PLA general Lin Biao declared that he would turn Changchun into a dead city. He ordered that no grain or fuel be allowed in and no residents be allowed to leave, to put pressure on the KMT army.
After the PLA captured the airport, the city was only supplied by airdrops. The citizens ate cats, dogs, rats and horses; then they ate grass, tree bark and roots. There were instances of cannibalism.
On October 17, the KMT army surrendered.
When she visited Changchun, Lung discovered that many of its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ng, did not know about the siege. The mainland side did not speak about it because it was too brutal. An officer wrote a book about it but it was banned.
The Kuomintang side did not speak of it out of a sense of shame and failure.
Her book concentrates on personal stories, accounts of individuals caught up in these terrible events.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injustices and, during these 60 years, no one said `sorry'. There were so many debts that have not been cleared, so many acts of kindness that have not been repaid and so many wounds that have not been healed.
She said writing such history was like opening a black box. In the mainland, we need 100,000 such books to be written. There are too many black boxes. Lung hopes that the book will help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f peace is important, we must know the hurt of the other side. If people on each side of the strait do not know the other, then there is no basis for friendship. It cannot only be peace between political leaders.
She had the idea for the book in 1989, when she was living in Germany and saw the collapse of the Berlin Wall.
She saw that many of those in China who had lived through 1949 were elderly and would not live long; it was a matter of urgency to record their testimony. Some told her they did not want to repeat the pain of their experience; others that they had been waiting their whole life to tell their story.
She started her research by reading the newspapers from January 1949, but was invited by then-Taipei mayor Ma to head the city's Cultural Bureau, a post she held for 3-1/2 years. Then my father died and my mother lost her memory. The book was always in my heart. Last year, she started full-time work on the book, locking herself away for 400 days and not reading any newspapers.
The book avoids taking sides in the civil war, treating the KMT and Communist armies the same. The nation was the machine. I wanted to open the machine and see the little individual inside, she said.
Her parents belonged to the defeated side. They arrived in Taiwan, having lost their land, their house and their social and family networks. Her father became a provincial policeman, rotated to a new district every few years. Lung graduated in foreign languages fro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 Tainan and obtained a PhD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In 2002, she moved to Hong Kong, where she is a fellow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has written more than 20 books, including novels and critical essays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The first page of her new book concludes: War - is there a winner? I am proud to b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loser'.
Copyright (c) 2009.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ublisher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原文選自南華早報 EDT15 By Mark O'Neill
On October 1,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ill celeb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with an awesome display of military hardware on the streets of Beijing. Taiwanese author Professor Lung Ying-tai, of the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re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meanwhile, is marking the anniversary in a different way - with a book dedicated to the pain and suffering of the more than 10 million people who died in the Communist victory, and of the millions whose lives were changed for ever by it.
In Chinese tradition, 60 years is an important day, she said. Beijing should mark the day but not celebrate it. 'Behind a successful general lie 10,000 corpses.'
One side should not see the other as the loser.
The book, Big River, Big Sea - Untold Stories of 1949, tells the story of hundreds of people in that tumultuous year.
The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of Chinese families, famous and not so famous, caught up in the maelstrom of 1949. They include the families of Taiwan's president, Ma Ying-jeou, and Dr Paul Chu Ching-wu, a world-famous physicist and until last month president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ng's story begins with that of her own family, broken up by war - like that of millions of her generation. Many hurriedly bid farewell to loved ones, not knowing if they would see them again.
About 1.5 million people fled from the mainland to Taiwan, Lung said. Many left husbands, wives, parents, children and other relatives behind.
If we say an average of 20 loved ones [were] left behind, that means 40 million people who had a bitter experience.
The book is selling so well in Taiwan because people know little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Neither side wanted to write it, Lung said. In the mainland, history was about the victory and how it was won.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did not want to talk about its failures. In Taiwan, it is a kind of public healing. People find that they do not know their own history. The mainlanders and the native Taiwanese are all surprised. They find they did not know each other.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pisodes is the siege of Changchun , the capital of Jilin province,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48.
How many died of hunger? It was between 100,000 and 650,000. If it was the median, that is [about] the number cited for the Nanjing [Nanking] Massacre. Everyone knows about Nanjing and the Siege of Leningrad, but no one knows about Changchun. A PLA force of 170,000 surrounded the city; inside was a Kuomintang force of 100,000 and a civilian population of about a million, swelled by refugees from the countryside.
PLA general Lin Biao declared that he would turn Changchun into a dead city. He ordered that no grain or fuel be allowed in and no residents be allowed to leave, to put pressure on the KMT army.
After the PLA captured the airport, the city was only supplied by airdrops. The citizens ate cats, dogs, rats and horses; then they ate grass, tree bark and roots. There were instances of cannibalism.
On October 17, the KMT army surrendered.
When she visited Changchun, Lung discovered that many of its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ng, did not know about the siege. The mainland side did not speak about it because it was too brutal. An officer wrote a book about it but it was banned.
The Kuomintang side did not speak of it out of a sense of shame and failure.
Her book concentrates on personal stories, accounts of individuals caught up in these terrible events.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injustices and, during these 60 years, no one said `sorry'. There were so many debts that have not been cleared, so many acts of kindness that have not been repaid and so many wounds that have not been healed.
She said writing such history was like opening a black box. In the mainland, we need 100,000 such books to be written. There are too many black boxes. Lung hopes that the book will help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f peace is important, we must know the hurt of the other side. If people on each side of the strait do not know the other, then there is no basis for friendship. It cannot only be peace between political leaders.
She had the idea for the book in 1989, when she was living in Germany and saw the collapse of the Berlin Wall.
She saw that many of those in China who had lived through 1949 were elderly and would not live long; it was a matter of urgency to record their testimony. Some told her they did not want to repeat the pain of their experience; others that they had been waiting their whole life to tell their story.
She started her research by reading the newspapers from January 1949, but was invited by then-Taipei mayor Ma to head the city's Cultural Bureau, a post she held for 3-1/2 years. Then my father died and my mother lost her memory. The book was always in my heart. Last year, she started full-time work on the book, locking herself away for 400 days and not reading any newspapers.
The book avoids taking sides in the civil war, treating the KMT and Communist armies the same. The nation was the machine. I wanted to open the machine and see the little individual inside, she said.
Her parents belonged to the defeated side. They arrived in Taiwan, having lost their land, their house and their social and family networks. Her father became a provincial policeman, rotated to a new district every few years. Lung graduated in foreign languages fro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 Tainan and obtained a PhD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In 2002, she moved to Hong Kong, where she is a fellow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has written more than 20 books, including novels and critical essays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The first page of her new book concludes: War - is there a winner? I am proud to b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loser'.
Copyright (c) 2009.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ublisher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2009年9月22日 星期二
你不知道的斯里蘭卡
陸以正 2009-05-09
本文改寫自中國時報
叛軍LTTE，俗稱「泰米爾之虎（Tamil Eelam）」，其首領普拉巴卡倫（Velupillai Prabakaran）。30幾年的時間，政府軍嘗試追捕但都未獲。
上星期二（5月5日），斯里蘭卡（Sri Lanka，舊稱錫蘭Ceylon）首相維克倫馬那雅克（Ratnasiri Wickeremanahyake）在該國國會宣布：叛軍LTTE（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的首領普拉巴卡倫，已經被政府軍圍困在方圓不到4平方公里的一個小鎮裏，被捕的捷報很快就會傳來。
今天已是5月11日，6天過去了，普拉巴卡倫仍未就擒。讀者如果好奇，可直接到泰米爾之虎的網站查看，除了他的照片、英雄事蹟、與最近的發展外，還有一組電話號碼，可以與這支神出鬼沒的游擊隊24小時聯繫。
是什麼深仇大恨，能使這支叛軍從1977年起，為爭取獨立建國，與斯里蘭卡政府軍惡鬥迄今呢？雙方以及無辜民眾的死傷總數已逾50萬人，堪稱為一場內戰。這需要從頭說起。
二戰結束後，英國准許錫蘭獨立，稱為「斯里蘭卡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其實並未推行社會主義。這個島面積不大，僅65610平方公里，人口2010萬，比台灣略少。問題在於全國74％是辛哈族，篤信佛教者又佔其中90％；泰米爾族佔18％，信的是印度教；還有7％的人崇信伊斯蘭。種族與信仰南轅北轍，摩擦引起火花，血債血還，終至不可收拾。
使斯里蘭卡人或印度人都「聞虎色變」的原因，是LTTE視死如歸的精神。早在30年前，他們就發明了自殺炸彈術。每個「黑虎隊（Black Tigers）」成員隨身都帶一小管氫化鉀，不成功便成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哈瑪斯」，所有恐怖手段都是從「泰米爾之虎」學來的。
泰米爾族婦女尤其勇敢，在裙底綁上炸藥，輕輕一拉，與行刺目標同歸於盡，認為這樣犧牲會讓她們死後上天堂。死在她們手上的斯里蘭卡高官不計其數：1991年，印度首相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按係前女首相Indira Gandhi幼子），1993年，斯里蘭卡總統Ranasinghe Premadasa，2005年，斯里蘭卡的外交部長。去年（2008）就發生過5次自殺炸彈事件，被殺的有斯國的建設部長、公路部長、和好幾位國會議員。
為什麼連印度首相都成為黑虎隊行刺的對象呢？因為兩國都有辛哈族，也有泰米爾族，糾纏不清。斯里蘭卡四面環海，距離印度僅28公里，隔海就是印度的Tamil Nadu省。同文同種，印度的泰米爾人自然支持斯里蘭卡泰米爾族的獨立運動。而散居世界各地，尤其在美國人數最多的泰米爾僑民，則是踴躍捐錢給獨立運動的財源。
稱泰米爾之虎為叛軍，因為它除海外源源不斷運來的軍械彈藥，包括裝甲與輕砲裝備外，一段時期甚至擁有海空軍。1995年，叛軍快艇曾在公海擊沉兩艘斯國艦隻。今年2月，兩架叛軍小飛機飛到首都可倫坡上空，一架被擊落，另一架的炸彈則擊中國稅局，鄰近有陸、空軍總部和總統官邸。這次自殺攻擊，雖無重大傷害，所顯現的堅韌不屈令人震撼。
印度政府原本好意調停斯里蘭卡內戰，1987年曾空投食物給政府軍包圍的泰米爾人。那年7月，印度拉吉夫甘地首相和斯里蘭卡簽署協定，為泰米爾族爭得若干權利，如文字平等、擴大省自治權等。印度派遣了維和部隊來斯里蘭卡。泰米爾軍雖接受和談結果，不久就故態復萌，和政府軍又打起來。政府也因有印度維和部隊駐紮重要城市，不虞攻擊，乘機抽調部隊，集中兵力攻擊叛軍。究竟誰對誰錯，變成算不清的爛帳。
更荒唐的，是印度維和部隊也捲進混戰漩渦，和叛軍打了起來。5萬名印度軍雖然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卻受創慘重，最後只好撤出。隨後，美國與歐盟各國將LTTE列為恐怖組織，凍結其海外存款，嚴查捐款來源，對叛軍的打擊遠甚於戰場上的得失。
今年2月，美、日、和歐盟發表聯合聲明，勸LTTE放下武器。北歐的挪威、瑞典、和丹麥則出面調停，希望和平解決延續30幾年的內戰。
泰米爾的叛亂會因LTTE失敗而結束嗎？恐怕言之過早。只要辛哈族與泰米爾族的冤仇不解決，死灰復燃是早晚之事。
本文改寫自中國時報
叛軍LTTE，俗稱「泰米爾之虎（Tamil Eelam）」，其首領普拉巴卡倫（Velupillai Prabakaran）。30幾年的時間，政府軍嘗試追捕但都未獲。
上星期二（5月5日），斯里蘭卡（Sri Lanka，舊稱錫蘭Ceylon）首相維克倫馬那雅克（Ratnasiri Wickeremanahyake）在該國國會宣布：叛軍LTTE（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的首領普拉巴卡倫，已經被政府軍圍困在方圓不到4平方公里的一個小鎮裏，被捕的捷報很快就會傳來。
今天已是5月11日，6天過去了，普拉巴卡倫仍未就擒。讀者如果好奇，可直接到泰米爾之虎的網站查看，除了他的照片、英雄事蹟、與最近的發展外，還有一組電話號碼，可以與這支神出鬼沒的游擊隊24小時聯繫。
是什麼深仇大恨，能使這支叛軍從1977年起，為爭取獨立建國，與斯里蘭卡政府軍惡鬥迄今呢？雙方以及無辜民眾的死傷總數已逾50萬人，堪稱為一場內戰。這需要從頭說起。
二戰結束後，英國准許錫蘭獨立，稱為「斯里蘭卡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其實並未推行社會主義。這個島面積不大，僅65610平方公里，人口2010萬，比台灣略少。問題在於全國74％是辛哈族，篤信佛教者又佔其中90％；泰米爾族佔18％，信的是印度教；還有7％的人崇信伊斯蘭。種族與信仰南轅北轍，摩擦引起火花，血債血還，終至不可收拾。
使斯里蘭卡人或印度人都「聞虎色變」的原因，是LTTE視死如歸的精神。早在30年前，他們就發明了自殺炸彈術。每個「黑虎隊（Black Tigers）」成員隨身都帶一小管氫化鉀，不成功便成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哈瑪斯」，所有恐怖手段都是從「泰米爾之虎」學來的。
泰米爾族婦女尤其勇敢，在裙底綁上炸藥，輕輕一拉，與行刺目標同歸於盡，認為這樣犧牲會讓她們死後上天堂。死在她們手上的斯里蘭卡高官不計其數：1991年，印度首相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按係前女首相Indira Gandhi幼子），1993年，斯里蘭卡總統Ranasinghe Premadasa，2005年，斯里蘭卡的外交部長。去年（2008）就發生過5次自殺炸彈事件，被殺的有斯國的建設部長、公路部長、和好幾位國會議員。
為什麼連印度首相都成為黑虎隊行刺的對象呢？因為兩國都有辛哈族，也有泰米爾族，糾纏不清。斯里蘭卡四面環海，距離印度僅28公里，隔海就是印度的Tamil Nadu省。同文同種，印度的泰米爾人自然支持斯里蘭卡泰米爾族的獨立運動。而散居世界各地，尤其在美國人數最多的泰米爾僑民，則是踴躍捐錢給獨立運動的財源。
稱泰米爾之虎為叛軍，因為它除海外源源不斷運來的軍械彈藥，包括裝甲與輕砲裝備外，一段時期甚至擁有海空軍。1995年，叛軍快艇曾在公海擊沉兩艘斯國艦隻。今年2月，兩架叛軍小飛機飛到首都可倫坡上空，一架被擊落，另一架的炸彈則擊中國稅局，鄰近有陸、空軍總部和總統官邸。這次自殺攻擊，雖無重大傷害，所顯現的堅韌不屈令人震撼。
印度政府原本好意調停斯里蘭卡內戰，1987年曾空投食物給政府軍包圍的泰米爾人。那年7月，印度拉吉夫甘地首相和斯里蘭卡簽署協定，為泰米爾族爭得若干權利，如文字平等、擴大省自治權等。印度派遣了維和部隊來斯里蘭卡。泰米爾軍雖接受和談結果，不久就故態復萌，和政府軍又打起來。政府也因有印度維和部隊駐紮重要城市，不虞攻擊，乘機抽調部隊，集中兵力攻擊叛軍。究竟誰對誰錯，變成算不清的爛帳。
更荒唐的，是印度維和部隊也捲進混戰漩渦，和叛軍打了起來。5萬名印度軍雖然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卻受創慘重，最後只好撤出。隨後，美國與歐盟各國將LTTE列為恐怖組織，凍結其海外存款，嚴查捐款來源，對叛軍的打擊遠甚於戰場上的得失。
今年2月，美、日、和歐盟發表聯合聲明，勸LTTE放下武器。北歐的挪威、瑞典、和丹麥則出面調停，希望和平解決延續30幾年的內戰。
泰米爾的叛亂會因LTTE失敗而結束嗎？恐怕言之過早。只要辛哈族與泰米爾族的冤仇不解決，死灰復燃是早晚之事。
2009年9月20日 星期日
莫那魯道與台灣原住民的反抗運動：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文／戴寶村本文取自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歷史教室
本文提要●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1）霧社事件產生的背景
1915年，日本對台灣原住民的強力鎮壓之後，霧社就成為日本的山地模範部落。當地風景優美，位處台灣中部，交通四通八達，為日本人控制中央山脈地區的重要基地。日本人在霧社設立學校、警察局、郵局、旅館、醫療所、樟腦會社等機構。1930年發生霧社事件之前，當地除了原住民之外，還有157個日本人、111個漢人，以及144個採樟腦的工人。
當時住在霧社的泰雅族有11個社，共有2178人。在這11個社當中，直接參與霧社事件的有波阿倫（Boalun）、荷哥（Hogo）、洛多夫（Lodofu）、馬赫坡（Mahebo）、速庫（Sunku）、塔羅灣（Talowan）等6個社，另外，陶渣（Tautua）和托洛克（Tolokku）兩個社後來成為親日的「味方蕃」，他們會和泰雅族其他的社發生對立，是有原因的。
1897年，日本的深堀大尉率領一個探險隊進入中央山脈，被托洛克社（Tolokku）所殺，日本就利用馬赫坡社（Mahebo）來壓制托洛克社，以製造不同部落之間的敵對。巴蘭（Parlan）社則保持中立，霧社事件發生後，曾扮演和平使者勸莫那魯道投降。萬大社和白狗社因為距離較遠而沒有參加。
（2）霧社事件發生的原因
山地資源被日本人掠奪：台灣的原住民沒有土地所有權的觀念，他們採用游耕，打獵時又跟著獵物跑，所以重視的是土地使用權。而日本是個現代體制的國家，認為台灣歸屬日本，人民就要變成日本人，土地也是日本的，土地的資源如果認定不是私人所有，就要成為公有。這樣一來，對原住民生活的空間、經濟的領域就是一種掠奪，日本對山林資源的開發，使原住民的獵場大量減少。
日本殖民政府與部落社會產生嚴重衝突：日本派很多警察駐在山地，警察的權威超越了原來部落的領袖，對原住民部落造成很大的衝擊。
（3）莫那魯道的生平（1882～1930）
莫那魯道（Mona Rudao）1882年出生於霧社馬赫坡泰雅人部落，為馬赫波首領魯道巴伊 （ Rudao Bai ）的長子，1930年10月27日，他領導發動霧社族人起義抗日，爆發震驚島內外的「霧社事件」，他的兩個兒子塔達歐莫那（Tadao Mona）和巴薩歐莫那（Bassao Mona）也參與其事。1930年12月1日，莫那魯道自殺身亡。
（4）霧社事件
1910年時，波阿倫、荷哥、速庫、陶渣、托洛克等諸社就伺機要反抗日本，但尚未行動就被日本察覺而有50多人遭到捕殺，莫那魯道因為被日本邀請赴日參觀而未參與其事。1920年，沙拉馬歐社（ Salamao）起事抗日，莫那魯道打算參加而被日本列為「不良蕃」，長期受日本人監視。1924年，埔裡大拜拜，很多山地警察都去參加，霧社反抗日本幾個社想要藉機起義抗日，但是因為陶渣社告密而放棄。由此可知，1930年的霧社事件是延續先前的抗日行動，並不是突然發生的。
1924年代，有幾件事引起泰雅族人起來抗日。日本人為了要將霧社建設為示範部落，就利用原住民從事各種建設工作，勞役工作未能配合原住民種植小米或打獵的時間，原住民的經濟活動因而受到妨礙。日本又刻意付給原住民偏低的工資，1930年霧社事件之前，平地漢人一天的工資是60錢，原住民則是40錢，霧社的原住民只有20到30錢。日本人又故意到和日本人敵意很深的馬赫坡社後山「西仔希克」去採伐建築用材，「西仔希克」是馬赫坡社的狩獵地，也是霧社放群祖先發源的聖地。這件事對馬赫坡社的打擊很大，使他們對日本人產生仇恨心理。日本人在分配工作時，依照和日本人的合作程度來分配不同的工作，例如讓最親日的陶渣社去做簡單的整地工作，叫巴蘭社採砂石，卻叫和日本對立最烈的荷哥及馬赫波社去砍樹，並且要求他們把砍下的樹扛回來以免損壞樹枝，原住民不習慣用扛的而常常用拖的，因此就常挨打挨罵，他們對日本人的仇恨因而更深。
另外，原住民婦女和日本人之間曾經發生一些問題。日本人在統治台灣的50年當中，很少和台灣人結婚，不過，日本政府卻鼓勵駐在山地的日本警察和原住民領袖的女兒結婚，這樣，可以讓日本警察安心住在山地，同時，和原住民領袖結成姻親，可以加強對原住民的控制。但是，日本警察對原住民婦女常常有始亂終棄的情形，例如，莫那魯道的妹妹特娃斯魯道嫁給日本警察近籐儀三郎，後來近籐被調往花蓮，最後竟然失蹤，特娃斯魯道只好再回到霧社，莫那魯道因此深恨日本人。還有泰雅族婦女被騙往日本淪為娼妓的事情發生，造成原住民的不滿。有一位巡查吉村克己曾玩弄多位原住民婦女，還冒犯了馬赫坡的婦女，更加深莫那魯道的仇恨。
1930年10月初，馬赫坡社正舉行婚禮，殺豬宰羊設宴歡飲，吉村克己路過時，莫那魯道長子塔達歐莫那招呼他飲酒，吉村卻以塔達歐莫那滿手獸血而將酒杯打掉，雙方因而發生鬥毆。事後莫那魯道曾前往駐在所向吉村賠禮，吉村不肯接受，雙方對立的情況又加深。
以上種種的長愁短恨，終於促使霧社的泰雅族人決定起義，在1930年10月26日晚上商量妥當，利用第二天舉行運動會時殺害日本人。他們將起義日期定在10月27日是有原因的，當初日軍來台的近衛師團是由明治天皇弟弟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所統率，而北白川宮於10月27日死於台南，所以，10月27日就成為台灣神社大祭典的日子，泰雅族人認為這是起義的最好時機，利用運動會升旗唱國歌為信號，衝進會場，發動總攻擊，殺死日本人134人。當時住在霧社的200多個漢人當中，只有兩個被誤殺，一個是叫做李彩雲的小女孩，因為身穿和服被誤認為日本人而遭殺害，另一個是開商店的劉才良，不小心被流彈射殺。事件發生之後，原住民就切斷對外交通的吊橋以及電話線，搶得日警槍枝彈藥。日本派出大批軍警鎮壓，到12月8日霧社事件告一段落為止，日本動員軍隊1563人，警察1231人，軍伕1381人，並且動員了親日的「味方蕃」共5311人次，甚至動用飛機，據說曾施放毒氣彈，並散發傳單，呼籲原住民投降。
日本統治台灣，1920年代開始由文人擔任台灣總督，軍事文治分開。當時日本在台灣設有「台灣軍司令部」，地點就在現在愛國西路的海岸防衛司令部（過去的警備總部）。霧社事件發生後，台灣總督和台灣軍司令曾商量是否要派軍隊鎮壓，也向日本國會報備，經過行政程序，最後決定派兵鎮壓。當時為了造成泰雅族彼此的敵對，日本人鼓勵他們出草，定出獎金以獎勵親日部落去殺害起事的那些部落：殺掉頭目可得200日幣；殺壯丁得100元；殺婦女得30元；殺，這是非常殘酷的。
霧社事件起義的6個社當中，能作戰的壯丁共1236人，最後有644人死亡，其中267人被殺，290人自殺。莫那魯道他們退到馬赫坡後面的洞穴之後，日本用炸彈炸不到那個洞穴，但是他們實在沒有辦法反抗，最後就全部自殺。泰雅族人都是以上吊的方式自殺，從當時日本人所拍下來的照片可以看到，一棵樹吊了很多人，以至於樹枝都彎曲下垂。有的婦女為了讓男子沒有後顧之憂而勇敢作戰，就自己先自殺，十分悲壯。莫那魯道後來看到大勢已去，把妻子打死，就在山上洞穴自殺了。他的屍體沒有完全腐化，有一半變成木乃伊，1934年才被尋獲，送到台北帝大當作人類學標本，後來才被送回霧社安葬。
在起義的6個部落1000多人當中，有500多人投降，其中包括老弱婦孺，共514人，日本人稱他們為「保護蕃」，將他們收容在霧社。1931年4月25日，日本又縱容陶渣社去屠殺那些保護蕃，共殺了216人，有的逃走，最後只剩下298人，被遷移到北港溪上游的川中島（現在仁愛鄉互助村清流部落）。因此，霧社事件起義的那6個部落的族人，目前已經不住在霧社了。事件之後，日本人把霧社地區的土地交給和那6個起義部落敵對的部落。但是，當初基於部落之間的仇恨而被日本人利用的親日蕃，他們下場並不很好。
（5）高砂族義勇隊
十六世紀日本德川時代就注意到台灣，當時稱台灣為「高砂國」，後來日本人稱台灣的原住民為「蕃」。1920年開始，日本以文官擔任台灣總督，對台灣人採取同化制度。1923年，當時的日本太子（後來的昭和天皇）來台灣巡視，為了表示內台一體，就不再稱台灣住民為「蕃」，而改稱「高砂族」。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以後，又把「高砂族」改為「高山族」，簡稱「山胞」，分為「山地山胞」和「平地山胞」兩種，這是十分奇怪又沒有意義的分法，所以現在全部要改為「原住民」這個稱呼。
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時，日本發現台灣的原住民很會打叢林戰，於是從1942年在台灣徵志願兵開始，就徵調原住民往南洋作戰，就是所謂「高砂族義勇隊」，總共有4000人之多，犧牲很大。有一個阿美族青年李光輝，不知道戰爭己經結束了，在南洋的叢林裡躲藏了20多年才被人發現，他回來台灣之後，因為抽煙太多，不久就得肺癌而過世。
本文提要●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1）霧社事件產生的背景
1915年，日本對台灣原住民的強力鎮壓之後，霧社就成為日本的山地模範部落。當地風景優美，位處台灣中部，交通四通八達，為日本人控制中央山脈地區的重要基地。日本人在霧社設立學校、警察局、郵局、旅館、醫療所、樟腦會社等機構。1930年發生霧社事件之前，當地除了原住民之外，還有157個日本人、111個漢人，以及144個採樟腦的工人。
當時住在霧社的泰雅族有11個社，共有2178人。在這11個社當中，直接參與霧社事件的有波阿倫（Boalun）、荷哥（Hogo）、洛多夫（Lodofu）、馬赫坡（Mahebo）、速庫（Sunku）、塔羅灣（Talowan）等6個社，另外，陶渣（Tautua）和托洛克（Tolokku）兩個社後來成為親日的「味方蕃」，他們會和泰雅族其他的社發生對立，是有原因的。
1897年，日本的深堀大尉率領一個探險隊進入中央山脈，被托洛克社（Tolokku）所殺，日本就利用馬赫坡社（Mahebo）來壓制托洛克社，以製造不同部落之間的敵對。巴蘭（Parlan）社則保持中立，霧社事件發生後，曾扮演和平使者勸莫那魯道投降。萬大社和白狗社因為距離較遠而沒有參加。
（2）霧社事件發生的原因
山地資源被日本人掠奪：台灣的原住民沒有土地所有權的觀念，他們採用游耕，打獵時又跟著獵物跑，所以重視的是土地使用權。而日本是個現代體制的國家，認為台灣歸屬日本，人民就要變成日本人，土地也是日本的，土地的資源如果認定不是私人所有，就要成為公有。這樣一來，對原住民生活的空間、經濟的領域就是一種掠奪，日本對山林資源的開發，使原住民的獵場大量減少。
日本殖民政府與部落社會產生嚴重衝突：日本派很多警察駐在山地，警察的權威超越了原來部落的領袖，對原住民部落造成很大的衝擊。
（3）莫那魯道的生平（1882～1930）
莫那魯道（Mona Rudao）1882年出生於霧社馬赫坡泰雅人部落，為馬赫波首領魯道巴伊 （ Rudao Bai ）的長子，1930年10月27日，他領導發動霧社族人起義抗日，爆發震驚島內外的「霧社事件」，他的兩個兒子塔達歐莫那（Tadao Mona）和巴薩歐莫那（Bassao Mona）也參與其事。1930年12月1日，莫那魯道自殺身亡。
（4）霧社事件
1910年時，波阿倫、荷哥、速庫、陶渣、托洛克等諸社就伺機要反抗日本，但尚未行動就被日本察覺而有50多人遭到捕殺，莫那魯道因為被日本邀請赴日參觀而未參與其事。1920年，沙拉馬歐社（ Salamao）起事抗日，莫那魯道打算參加而被日本列為「不良蕃」，長期受日本人監視。1924年，埔裡大拜拜，很多山地警察都去參加，霧社反抗日本幾個社想要藉機起義抗日，但是因為陶渣社告密而放棄。由此可知，1930年的霧社事件是延續先前的抗日行動，並不是突然發生的。
1924年代，有幾件事引起泰雅族人起來抗日。日本人為了要將霧社建設為示範部落，就利用原住民從事各種建設工作，勞役工作未能配合原住民種植小米或打獵的時間，原住民的經濟活動因而受到妨礙。日本又刻意付給原住民偏低的工資，1930年霧社事件之前，平地漢人一天的工資是60錢，原住民則是40錢，霧社的原住民只有20到30錢。日本人又故意到和日本人敵意很深的馬赫坡社後山「西仔希克」去採伐建築用材，「西仔希克」是馬赫坡社的狩獵地，也是霧社放群祖先發源的聖地。這件事對馬赫坡社的打擊很大，使他們對日本人產生仇恨心理。日本人在分配工作時，依照和日本人的合作程度來分配不同的工作，例如讓最親日的陶渣社去做簡單的整地工作，叫巴蘭社採砂石，卻叫和日本對立最烈的荷哥及馬赫波社去砍樹，並且要求他們把砍下的樹扛回來以免損壞樹枝，原住民不習慣用扛的而常常用拖的，因此就常挨打挨罵，他們對日本人的仇恨因而更深。
另外，原住民婦女和日本人之間曾經發生一些問題。日本人在統治台灣的50年當中，很少和台灣人結婚，不過，日本政府卻鼓勵駐在山地的日本警察和原住民領袖的女兒結婚，這樣，可以讓日本警察安心住在山地，同時，和原住民領袖結成姻親，可以加強對原住民的控制。但是，日本警察對原住民婦女常常有始亂終棄的情形，例如，莫那魯道的妹妹特娃斯魯道嫁給日本警察近籐儀三郎，後來近籐被調往花蓮，最後竟然失蹤，特娃斯魯道只好再回到霧社，莫那魯道因此深恨日本人。還有泰雅族婦女被騙往日本淪為娼妓的事情發生，造成原住民的不滿。有一位巡查吉村克己曾玩弄多位原住民婦女，還冒犯了馬赫坡的婦女，更加深莫那魯道的仇恨。
1930年10月初，馬赫坡社正舉行婚禮，殺豬宰羊設宴歡飲，吉村克己路過時，莫那魯道長子塔達歐莫那招呼他飲酒，吉村卻以塔達歐莫那滿手獸血而將酒杯打掉，雙方因而發生鬥毆。事後莫那魯道曾前往駐在所向吉村賠禮，吉村不肯接受，雙方對立的情況又加深。
以上種種的長愁短恨，終於促使霧社的泰雅族人決定起義，在1930年10月26日晚上商量妥當，利用第二天舉行運動會時殺害日本人。他們將起義日期定在10月27日是有原因的，當初日軍來台的近衛師團是由明治天皇弟弟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所統率，而北白川宮於10月27日死於台南，所以，10月27日就成為台灣神社大祭典的日子，泰雅族人認為這是起義的最好時機，利用運動會升旗唱國歌為信號，衝進會場，發動總攻擊，殺死日本人134人。當時住在霧社的200多個漢人當中，只有兩個被誤殺，一個是叫做李彩雲的小女孩，因為身穿和服被誤認為日本人而遭殺害，另一個是開商店的劉才良，不小心被流彈射殺。事件發生之後，原住民就切斷對外交通的吊橋以及電話線，搶得日警槍枝彈藥。日本派出大批軍警鎮壓，到12月8日霧社事件告一段落為止，日本動員軍隊1563人，警察1231人，軍伕1381人，並且動員了親日的「味方蕃」共5311人次，甚至動用飛機，據說曾施放毒氣彈，並散發傳單，呼籲原住民投降。
日本統治台灣，1920年代開始由文人擔任台灣總督，軍事文治分開。當時日本在台灣設有「台灣軍司令部」，地點就在現在愛國西路的海岸防衛司令部（過去的警備總部）。霧社事件發生後，台灣總督和台灣軍司令曾商量是否要派軍隊鎮壓，也向日本國會報備，經過行政程序，最後決定派兵鎮壓。當時為了造成泰雅族彼此的敵對，日本人鼓勵他們出草，定出獎金以獎勵親日部落去殺害起事的那些部落：殺掉頭目可得200日幣；殺壯丁得100元；殺婦女得30元；殺，這是非常殘酷的。
霧社事件起義的6個社當中，能作戰的壯丁共1236人，最後有644人死亡，其中267人被殺，290人自殺。莫那魯道他們退到馬赫坡後面的洞穴之後，日本用炸彈炸不到那個洞穴，但是他們實在沒有辦法反抗，最後就全部自殺。泰雅族人都是以上吊的方式自殺，從當時日本人所拍下來的照片可以看到，一棵樹吊了很多人，以至於樹枝都彎曲下垂。有的婦女為了讓男子沒有後顧之憂而勇敢作戰，就自己先自殺，十分悲壯。莫那魯道後來看到大勢已去，把妻子打死，就在山上洞穴自殺了。他的屍體沒有完全腐化，有一半變成木乃伊，1934年才被尋獲，送到台北帝大當作人類學標本，後來才被送回霧社安葬。
在起義的6個部落1000多人當中，有500多人投降，其中包括老弱婦孺，共514人，日本人稱他們為「保護蕃」，將他們收容在霧社。1931年4月25日，日本又縱容陶渣社去屠殺那些保護蕃，共殺了216人，有的逃走，最後只剩下298人，被遷移到北港溪上游的川中島（現在仁愛鄉互助村清流部落）。因此，霧社事件起義的那6個部落的族人，目前已經不住在霧社了。事件之後，日本人把霧社地區的土地交給和那6個起義部落敵對的部落。但是，當初基於部落之間的仇恨而被日本人利用的親日蕃，他們下場並不很好。
（5）高砂族義勇隊
十六世紀日本德川時代就注意到台灣，當時稱台灣為「高砂國」，後來日本人稱台灣的原住民為「蕃」。1920年開始，日本以文官擔任台灣總督，對台灣人採取同化制度。1923年，當時的日本太子（後來的昭和天皇）來台灣巡視，為了表示內台一體，就不再稱台灣住民為「蕃」，而改稱「高砂族」。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以後，又把「高砂族」改為「高山族」，簡稱「山胞」，分為「山地山胞」和「平地山胞」兩種，這是十分奇怪又沒有意義的分法，所以現在全部要改為「原住民」這個稱呼。
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時，日本發現台灣的原住民很會打叢林戰，於是從1942年在台灣徵志願兵開始，就徵調原住民往南洋作戰，就是所謂「高砂族義勇隊」，總共有4000人之多，犧牲很大。有一個阿美族青年李光輝，不知道戰爭己經結束了，在南洋的叢林裡躲藏了20多年才被人發現，他回來台灣之後，因為抽煙太多，不久就得肺癌而過世。
2009年9月19日 星期六
莫那魯道與台灣原住民的反抗運動：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文／戴寶村本文取自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歷史教室
本文提要●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1）理「蕃」事業
政治力量較深刻地介入台灣的原住民，是在日本人統治台灣以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已經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政治力量和法治的秩序都非常制度化，軍隊和警察也都是現代化的制式武力，所以，日本佔領台灣時，很快地就將漢人的武裝勢力完全鎮壓，這時日本還沒有時間去處理原住民問題。
1895年到1906年之間，日本對台灣原住民基本上採取「懷柔」和「放任」的政策，因為原住民住在山區，沒有主動下山攻擊日本人，不會危及日本的統治政權，因此，日本就在山區附近設撫墾署以安撫原住民，設立「隘勇」，不讓原住民下山，又成立「蕃童教育所」來教育原住民。
另外一種懷柔的方式是招待原住民的部落領袖到平地參觀，甚至請他們到日本參觀，讓他們見識軍艦、炮火的威力，目的是要讓這些原住民領袖對日本產生敬畏心理。
1906年之後，日本對台灣的原住民開始採取嚴厲的鎮壓方式，因為這時候的台灣總督是佐久間左馬太。佐久間左馬太生於1844年，卒於1915年，他在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時，曾以中尉身份帶兵攻打牡丹社，當時日軍受到原住民強力的抵抗，加上水土不服，很多日兵得到傳染病而死，因此，佐久間左馬太對台灣的原住民深懷仇恨，等到他擔任台灣總督時，就以嚴厲的手段鎮壓台灣的原住民。
另一方面，台灣漢人對日本的抵抗已經告一段落，日本就有餘力來處理原住民的問題。1906年到1909年，日本首先實施隘勇線推進，也就是將山區邊緣的警察往山地推進，築鐵絲網，甚至在網上通電。到了1909年，日本在台灣山區推動的隘勇線共有470公里，幾乎把台灣的原住民全部困在山區。
1910年，擬定五年理「蕃」計畫，編列1630萬日幣推行這項計畫。日本政府對付南部的原住民是採取和平的方式，對濁水溪上游以北的原住民則採取武力鎮壓，因為濁水溪上游以北主要是泰雅族分佈的地區，台灣和外來勢力的互動關係當中，泰雅族的表現最強悍，受到外力的壓迫也最大。當時，濁水溪上游以北，大甲溪上游、大安溪上游，新竹靠山地區，桃園靠山地區等範圍內的原住民，都是日本人鎮壓的對象。例如日本為了鎮壓竹東內灣的泰雅族而在一千八百公尺高的山上建了一個李棟古堡，現在仍矗立在山頂。
（2）1914年太魯閣戰爭
這是佐久間左馬太鎮壓台灣的原住民所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主要的戰場是在現在的合歡山地區，包括花蓮木瓜溪上游及立霧溪上游一帶，當時是太魯閣蕃的居住地。據日本人調查，當地有97個部落，總人口約一萬人，能作戰的壯丁有三千多人，是一直未歸順日本的泰雅族部落。1914年五月，日本動用了3108個士兵，3127個警察，及4840個軍夫，總共一萬多人，去攻打總人口一萬多，只有三千多壯丁的「太魯閣蕃」。
這場戰爭從六月一日到八月初，在二千多公尺的山上進行了80天，當時日本所設的軍事基地，就在現在合歡山上的陸軍寒訓基地。當時已經70歲的佐久間左馬太還親自到合歡山督導日本軍警作戰，六月二十六日，他在Selaohuni社從1424公尺的懸崖上墜落而受傷，第二年（1915年）八月一日去世。
經過日本的武力鎮壓之後，內山的台灣原住民再也沒有能力反抗了。在鎮壓原住民的過程當中，日本政府徵調了很多靠山地區的人去當運補彈藥和糧食的軍伕，台灣人民苦不堪言，所以，已經平息很久的漢人反抗運動，又在1912年和1915年爆發，例如林杞埔事件、土庫事件、東勢角事件、台南六甲事件等等，就是和日本人鎮壓原住民而大量徵調軍伕有關。
1915年的大鎮壓之後，台灣的原住民已經無法大力地反抗，日本就採取懷柔和教化的方式，繼續設隘勇，派很多警察入山，開闢很多警備道路，在山上蓋很多駐在所，警察住在山上，維持治安之外，也教育原住民，並且嚴格管制槍彈。又山上設置山地學校，讓原住民接受教育。日本人注意到，原住民的衛生條件太差，有時會發生傳染病，這是他們出草的原因之一，所以，日本人就在山地設立許多醫療站以維護原住民的衛生。
另外，教原住民種稻、養蠶、養牛、養羊，減少打獵，改變他們的經濟型態，讓他們逐漸過定居的生活。為了改變原住民的經濟型態以及統治方便，就將原住民部落遷移到海拔較低的地方居住。
一般人都以為原住民是受到漢人的壓迫才遷到山去，事實上台灣這些南島民族要住在某種海拔的高度才適合生活，海拔太低的話，天氣熱又潮濕，很容易有傳染病，所以，他們多半住在海拔稍高的地區，例如布農族是住得最高的原住民，大約在海拔1500到2000公尺的地區，分佈在玉山國家公園一帶，也有的原住民是住在平地的，像阿美族就住在平地，所以稱他們為「山胞」是不對的。
這些原住民部落被遷村之後，有些人還一直想要回到舊部落，例如魯凱族的好茶部落被遷移下來之後，那些老人一直無法習慣而要回到舊部落，就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是在某種海拔的高度，遷到較低海拔的地區是不適合的。所以，日本將原住民的部落遷移下來，是為了方便統治，並不是純為原住民的生活著想。
本文提要●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1）理「蕃」事業
政治力量較深刻地介入台灣的原住民，是在日本人統治台灣以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已經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政治力量和法治的秩序都非常制度化，軍隊和警察也都是現代化的制式武力，所以，日本佔領台灣時，很快地就將漢人的武裝勢力完全鎮壓，這時日本還沒有時間去處理原住民問題。
1895年到1906年之間，日本對台灣原住民基本上採取「懷柔」和「放任」的政策，因為原住民住在山區，沒有主動下山攻擊日本人，不會危及日本的統治政權，因此，日本就在山區附近設撫墾署以安撫原住民，設立「隘勇」，不讓原住民下山，又成立「蕃童教育所」來教育原住民。
另外一種懷柔的方式是招待原住民的部落領袖到平地參觀，甚至請他們到日本參觀，讓他們見識軍艦、炮火的威力，目的是要讓這些原住民領袖對日本產生敬畏心理。
1906年之後，日本對台灣的原住民開始採取嚴厲的鎮壓方式，因為這時候的台灣總督是佐久間左馬太。佐久間左馬太生於1844年，卒於1915年，他在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時，曾以中尉身份帶兵攻打牡丹社，當時日軍受到原住民強力的抵抗，加上水土不服，很多日兵得到傳染病而死，因此，佐久間左馬太對台灣的原住民深懷仇恨，等到他擔任台灣總督時，就以嚴厲的手段鎮壓台灣的原住民。
另一方面，台灣漢人對日本的抵抗已經告一段落，日本就有餘力來處理原住民的問題。1906年到1909年，日本首先實施隘勇線推進，也就是將山區邊緣的警察往山地推進，築鐵絲網，甚至在網上通電。到了1909年，日本在台灣山區推動的隘勇線共有470公里，幾乎把台灣的原住民全部困在山區。
1910年，擬定五年理「蕃」計畫，編列1630萬日幣推行這項計畫。日本政府對付南部的原住民是採取和平的方式，對濁水溪上游以北的原住民則採取武力鎮壓，因為濁水溪上游以北主要是泰雅族分佈的地區，台灣和外來勢力的互動關係當中，泰雅族的表現最強悍，受到外力的壓迫也最大。當時，濁水溪上游以北，大甲溪上游、大安溪上游，新竹靠山地區，桃園靠山地區等範圍內的原住民，都是日本人鎮壓的對象。例如日本為了鎮壓竹東內灣的泰雅族而在一千八百公尺高的山上建了一個李棟古堡，現在仍矗立在山頂。
（2）1914年太魯閣戰爭
這是佐久間左馬太鎮壓台灣的原住民所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主要的戰場是在現在的合歡山地區，包括花蓮木瓜溪上游及立霧溪上游一帶，當時是太魯閣蕃的居住地。據日本人調查，當地有97個部落，總人口約一萬人，能作戰的壯丁有三千多人，是一直未歸順日本的泰雅族部落。1914年五月，日本動用了3108個士兵，3127個警察，及4840個軍夫，總共一萬多人，去攻打總人口一萬多，只有三千多壯丁的「太魯閣蕃」。
這場戰爭從六月一日到八月初，在二千多公尺的山上進行了80天，當時日本所設的軍事基地，就在現在合歡山上的陸軍寒訓基地。當時已經70歲的佐久間左馬太還親自到合歡山督導日本軍警作戰，六月二十六日，他在Selaohuni社從1424公尺的懸崖上墜落而受傷，第二年（1915年）八月一日去世。
經過日本的武力鎮壓之後，內山的台灣原住民再也沒有能力反抗了。在鎮壓原住民的過程當中，日本政府徵調了很多靠山地區的人去當運補彈藥和糧食的軍伕，台灣人民苦不堪言，所以，已經平息很久的漢人反抗運動，又在1912年和1915年爆發，例如林杞埔事件、土庫事件、東勢角事件、台南六甲事件等等，就是和日本人鎮壓原住民而大量徵調軍伕有關。
1915年的大鎮壓之後，台灣的原住民已經無法大力地反抗，日本就採取懷柔和教化的方式，繼續設隘勇，派很多警察入山，開闢很多警備道路，在山上蓋很多駐在所，警察住在山上，維持治安之外，也教育原住民，並且嚴格管制槍彈。又山上設置山地學校，讓原住民接受教育。日本人注意到，原住民的衛生條件太差，有時會發生傳染病，這是他們出草的原因之一，所以，日本人就在山地設立許多醫療站以維護原住民的衛生。
另外，教原住民種稻、養蠶、養牛、養羊，減少打獵，改變他們的經濟型態，讓他們逐漸過定居的生活。為了改變原住民的經濟型態以及統治方便，就將原住民部落遷移到海拔較低的地方居住。
一般人都以為原住民是受到漢人的壓迫才遷到山去，事實上台灣這些南島民族要住在某種海拔的高度才適合生活，海拔太低的話，天氣熱又潮濕，很容易有傳染病，所以，他們多半住在海拔稍高的地區，例如布農族是住得最高的原住民，大約在海拔1500到2000公尺的地區，分佈在玉山國家公園一帶，也有的原住民是住在平地的，像阿美族就住在平地，所以稱他們為「山胞」是不對的。
這些原住民部落被遷村之後，有些人還一直想要回到舊部落，例如魯凱族的好茶部落被遷移下來之後，那些老人一直無法習慣而要回到舊部落，就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是在某種海拔的高度，遷到較低海拔的地區是不適合的。所以，日本將原住民的部落遷移下來，是為了方便統治，並不是純為原住民的生活著想。
莫那魯道與台灣原住民的反抗運動：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文／戴寶村本文取自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歷史教室
本文提要●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1）「山禁」至「開山」
1874年之前，台灣的漢人和原住民發生比較密切的關係之前，台灣的原住民（不包括平埔族，因為1874年時，平埔族的漢化已經很深）基本上仍保持南島民族燒墾、漁獵的原始經濟型態，是部落式、沒有文字的社會。現在(1994)台灣的原住民分為九族（或十族），人口約34萬，占台灣人口的1.7 %，大致仍保留他們原來的生活型態。
台灣原住民長期以來的部落社會，到1874年發生很大的變化。
1874年之前，清朝統治台灣採取「海禁」和「山禁」的政策。
「海禁」，就是不讓中國大陸的漢人移民來台，1970年代以後開始放鬆，至於對漢人完全開放則是1874年之後了。
對台灣的原住民則採「隔離政策」，有防隘設施，建土牛或立石分界，禁止漢人和原住民通婚，派「通事」駐在漢人和原住民邊界地區，實施間接統治，將原住民視同化外，意思是，清朝的政治、教育不及於原住民。因此，1871年排灣族人殺害琉球人的事件，日本找清朝政府談判時，清廷很自然地就表示那裡是清朝的化外之地，是他們所不能管轄的，1874年日本因而出兵牡丹社，就是所謂「牡丹社事件」。這個事件，台灣的原住民因為殺了外國人而和外國引起嚴重的糾紛，這使得清朝政府開始注意到台灣的原住民。
另外一個改變因素是經濟因素。1860年代，台灣開放通商之後，靠山的樟腦和山坡地的茶是很重要的經濟作物，要開拓這種產業的話，自然會和原住民發生衝突。於是，沈葆楨來到台灣之後，就提出「開山撫蕃」的政策，開發山地，北部由羅大春開闢從宜蘭到蘇澳，直到花蓮的蘇花古道，中部由吳光亮開闢八通關古道，南部由袁聞柝開闢從鳳山到卑南的台東古道，並加強後山的統治。這個政策使得漢人和原住民關係變得非常密切。
劉銘傳於1884年來到台灣，直到1891年離開台灣，這段期間他處理原住民的事務採取兩種方式：其一是設「撫墾局」，在大溪、屈尺、三峽、鹹菜棚（關西）、大湖、卓蘭、東勢、埔裡、恆春、卑南、花蓮港、叭哩沙（三星）等地設置撫墾局以開發山地資源，順便在當地成立一些教育原住民的教育設施，想要將台灣的原住民納入大清帝國的統治系統之內。但是，這種方法不容易達到目的，因為台灣的原住民仍然一直反抗漢人，漢人去開發山地資源時，常會遇到原住民的出草。
因此，劉銘傳就採用第二種方式來處理原住民的事務，就是以武力攻擊鎮壓。劉銘傳時代，攻擊台灣原住民地區的範圍很大，試舉兩例加以說明。
（2）「奇密社屠殺事件（1888年）與大嵙崁戰役
八通關古道開通之後，台灣總兵吳光亮駐紮在花蓮玉裡，當地的族群複雜；有阿美族，還有從南部遷移過去的平埔族。1887年，在大港口（今秀姑巒溪口）的奇密社有意歸順，吳光亮就要求他們次年繳納稻米以示歸順之意。1888年4月27日，165個阿美族人挑米來表示要歸順，結果，這165人被包圍在現在大港口一個軍營遺址內，其中160人被殺，只有5人突圍而出。這是帝國的勢力進入原住民社會後所發的一次嚴重的屠殺事件，這次事件發生的年代和美國在1890年12月29日，所發生的Wounded Kneel Su族事件很接近。奇密社事件發生的地點現在還很清楚，就在秀姑戀溪口港口國小旁清兵營舊址。
此外，清朝軍隊鎮壓的地區還包括新竹、大安溪上游，花東海岸等地區。1889年，清朝軍隊鎮壓東部原住民時，丁汝昌的北洋艦隊曾率定海號和永保號兩艘軍艦來到台灣，對著台灣東部的海岸山地砲轟。
台灣北部大嵙崁（桃園）是泰雅族部落的重要地區，當地又是北部樟腦的重要產地，劉銘傳的撫墾總局就設在大嵙崁。在山地資源這麼重要的地區，清廷鎮壓原住民時就發生非常嚴重的衝突。1891年，北部林維源和中部的林朝棟都曾出兵幫助清兵鎮壓大嵙崁的原住民。去年桃園縣立文化中心舉辦「回首桃花源」活動有一項是紀念大嵙崁戰役一百週年，像這樣，讓現在和過去互相對話，歷史才會有高度的意義。
台灣和美國的歷史有很多類似的地方，都有原住民的問題，很多事件發生的年代也很接近，例如1620年代，漢人來到台灣；五月花號也從英國到達美國，漢人遭遇到台灣的原住民，美國人也遇到美國的原住民（印地安人），彼此互相往來，也發生不少衝突，這些都是很類似的。我們讀台灣史，不要只侷限於台灣地區，還要比較其他國家的歷史，這樣才會更清楚。
本文提要●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1）「山禁」至「開山」
1874年之前，台灣的漢人和原住民發生比較密切的關係之前，台灣的原住民（不包括平埔族，因為1874年時，平埔族的漢化已經很深）基本上仍保持南島民族燒墾、漁獵的原始經濟型態，是部落式、沒有文字的社會。現在(1994)台灣的原住民分為九族（或十族），人口約34萬，占台灣人口的1.7 %，大致仍保留他們原來的生活型態。
台灣原住民長期以來的部落社會，到1874年發生很大的變化。
1874年之前，清朝統治台灣採取「海禁」和「山禁」的政策。
「海禁」，就是不讓中國大陸的漢人移民來台，1970年代以後開始放鬆，至於對漢人完全開放則是1874年之後了。
對台灣的原住民則採「隔離政策」，有防隘設施，建土牛或立石分界，禁止漢人和原住民通婚，派「通事」駐在漢人和原住民邊界地區，實施間接統治，將原住民視同化外，意思是，清朝的政治、教育不及於原住民。因此，1871年排灣族人殺害琉球人的事件，日本找清朝政府談判時，清廷很自然地就表示那裡是清朝的化外之地，是他們所不能管轄的，1874年日本因而出兵牡丹社，就是所謂「牡丹社事件」。這個事件，台灣的原住民因為殺了外國人而和外國引起嚴重的糾紛，這使得清朝政府開始注意到台灣的原住民。
另外一個改變因素是經濟因素。1860年代，台灣開放通商之後，靠山的樟腦和山坡地的茶是很重要的經濟作物，要開拓這種產業的話，自然會和原住民發生衝突。於是，沈葆楨來到台灣之後，就提出「開山撫蕃」的政策，開發山地，北部由羅大春開闢從宜蘭到蘇澳，直到花蓮的蘇花古道，中部由吳光亮開闢八通關古道，南部由袁聞柝開闢從鳳山到卑南的台東古道，並加強後山的統治。這個政策使得漢人和原住民關係變得非常密切。
劉銘傳於1884年來到台灣，直到1891年離開台灣，這段期間他處理原住民的事務採取兩種方式：其一是設「撫墾局」，在大溪、屈尺、三峽、鹹菜棚（關西）、大湖、卓蘭、東勢、埔裡、恆春、卑南、花蓮港、叭哩沙（三星）等地設置撫墾局以開發山地資源，順便在當地成立一些教育原住民的教育設施，想要將台灣的原住民納入大清帝國的統治系統之內。但是，這種方法不容易達到目的，因為台灣的原住民仍然一直反抗漢人，漢人去開發山地資源時，常會遇到原住民的出草。
因此，劉銘傳就採用第二種方式來處理原住民的事務，就是以武力攻擊鎮壓。劉銘傳時代，攻擊台灣原住民地區的範圍很大，試舉兩例加以說明。
（2）「奇密社屠殺事件（1888年）與大嵙崁戰役
八通關古道開通之後，台灣總兵吳光亮駐紮在花蓮玉裡，當地的族群複雜；有阿美族，還有從南部遷移過去的平埔族。1887年，在大港口（今秀姑巒溪口）的奇密社有意歸順，吳光亮就要求他們次年繳納稻米以示歸順之意。1888年4月27日，165個阿美族人挑米來表示要歸順，結果，這165人被包圍在現在大港口一個軍營遺址內，其中160人被殺，只有5人突圍而出。這是帝國的勢力進入原住民社會後所發的一次嚴重的屠殺事件，這次事件發生的年代和美國在1890年12月29日，所發生的Wounded Kneel Su族事件很接近。奇密社事件發生的地點現在還很清楚，就在秀姑戀溪口港口國小旁清兵營舊址。
此外，清朝軍隊鎮壓的地區還包括新竹、大安溪上游，花東海岸等地區。1889年，清朝軍隊鎮壓東部原住民時，丁汝昌的北洋艦隊曾率定海號和永保號兩艘軍艦來到台灣，對著台灣東部的海岸山地砲轟。
台灣北部大嵙崁（桃園）是泰雅族部落的重要地區，當地又是北部樟腦的重要產地，劉銘傳的撫墾總局就設在大嵙崁。在山地資源這麼重要的地區，清廷鎮壓原住民時就發生非常嚴重的衝突。1891年，北部林維源和中部的林朝棟都曾出兵幫助清兵鎮壓大嵙崁的原住民。去年桃園縣立文化中心舉辦「回首桃花源」活動有一項是紀念大嵙崁戰役一百週年，像這樣，讓現在和過去互相對話，歷史才會有高度的意義。
台灣和美國的歷史有很多類似的地方，都有原住民的問題，很多事件發生的年代也很接近，例如1620年代，漢人來到台灣；五月花號也從英國到達美國，漢人遭遇到台灣的原住民，美國人也遇到美國的原住民（印地安人），彼此互相往來，也發生不少衝突，這些都是很類似的。我們讀台灣史，不要只侷限於台灣地區，還要比較其他國家的歷史，這樣才會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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