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與台灣人的認同歷史

本文取自台灣歷史學會

 戴寶村／Tai Pao-tsun
2001-11-19 

玉山是在群山之中的高山，每年積雪期可連續達四個月，其高峻與晶亮的形象，反映在台灣漢人及原住民的認知傳說中具有多種面貌。玉山不僅是群岳顛峰，也是大河之源，它是台灣最長的溪流──濁水溪，以及荖濃溪和楠梓仙溪等溪流的發源地。如此集神話傳說與地理重要性於一身的東北亞最高峰，在台灣人的心目中，它曾是遙不可及的形象，亦曾是殖民者與統治者彰顯其權力的象徵。一九八五年，玉山國家公園正式成立，山川百越得以褪去政治圖騰的外衣，還其自然本貌，讓台灣人民親身貼近與感受它。本週台灣歷史之窗特別邀請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戴寶村執筆，闡析玉山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為台灣人認同意象的變遷過程。
台灣是一多山的海島，全島絕對高度高於1000公尺的土地面積占32﹪，山區高度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超過200座，其中玉山山塊的主峰玉山高達3952公尺，為全國最高峰，亦為東北亞最高峰。台灣面積約36000平方公里，卻有高度接近4000公尺的高山，在世界各國中，國土面積與山嶽高度對比的情形是獨一無二的現象。

清代漢人傳說中的神山 
在清代漢人眼中，玉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遙遠意象，形諸文字往往具有神奇傳說色彩。郁永河在1697年的《裨海紀遊》〈番境補遺〉中對玉山的敘述是：「玉山…白色如銀…；皆言此山渾然美玉，番人既不知寶，外人又畏野番，莫敢向邇。」1837年柯培元在《噶瑪蘭志略》中記錄當地原住民口述的玉山之行：「一路深林密箐，蛇虺向人噴火，…時有怪鳥異獸出沒林間，…仰視峰間一圓洞如門，白氣騰空，精光射目，…據此則玉山石盡水晶矣。」玉山的積雪景象被珍奇化，遙遠未知則被附會而加以神怪化。 

八通關（發亮的山）－－原住民的玉山情 
鄒族原住民稱玉山為「Pattonkan」山，意思是發亮的山或石英之山，漢字寫成「八通關山」。布農族則有一則關於玉山的高山始祖傳說，大意是祖先曾遭遇洪水而到玉山頂上避難，因小米失落而缺糧，捕捉動物供作食物，並由紅嘴黑鵯帶來火種而解圍。鄒族對玉山發亮之指稱甚為具體，而布農族則進一步建立地景與族群歷史的聯結。
西方人對玉山的最早記載為19世紀末葉，美國商船亞歷山大號船長W. Morrison出航安平港發現玉山而記於航海日誌，之後，西方人士便沿用Mt. Morrison之名來稱呼玉山。 

新高山－－殖民者權力與知識延伸的指標 
日本於1895年領台後，對於海島台灣的崇山峻嶺與山區原住民即有高度關注，高度超過日本本土最高峰富士山的台灣玉山，更為其關注的焦點，因此不斷有人前往攀登探查，並有更改山名、建立神社、設置國家公園等措施，玉山以「新高山」之名被賦予新的認同象徵。
 1896年，陸軍步兵中尉長野義虎在9月16日入山，沿清代古道東行，9月28日登上玉山，這可能是日人首登玉山的記錄。 1896年9月，日人測量玉山高度為3950公尺，比日本富士山（3776公尺）還高，1897年6月28日，明治天皇諭令，將玉山改名為「新高山」。 
人類學家鳥居龍藏與學術探險家森丑之助在1900年4月11日登上玉山，在山頂豎立木標書寫：「我們日本的人類學研究，已延長到台灣的新高山頂，我們期盼將來的研究領域提升到更高的層次」。森丑日後並進行了五次以上的攀登玉山勘查，可能是日本人中攀登玉山次數最多者。 
在日本人將玉山改名並進行攀登勘查過程中，具有高度領有與編納意義的為總督石塚英藏攀登新高山之舉。石塚英藏是日本治台第13任總督（任期1929.7.30～1931.1.16），他在1930年8月4日登上新高山主峰。日本治台期間共有19任總督，其中只有石塚一人登臨新高山，總督是台灣最高權力者，其權力來自日本國內中央政府的授權，總督登上全台最高峰，象徵日本帝國對台灣的領有與納編，更有相當程度的「征服」意義。 
1930年代，日本政府擬在玉山設立國立公園。1933年「台灣國立公園協會」成立，1937年台灣總督府選定「新高、阿里山」、「次高、太魯閣」、「大屯」三處國家公園預定地，不過因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轉而南進與軍事擴張，此項建設遂無力推動，但由日人的調查與計劃，已可看出日本對帝國最高峰及其周邊地區永續經營的理念與企圖。

西望故國山河的最高點－－高度政治色彩的國府來台初期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新高山回歸玉山之名，但由於玉山在戒嚴體制下的山地管制，因此再度成為高峻遙遠的高山意象。1966年國府在玉山山頂建於右任銅像之事，則賦予玉山高度的政治色彩，藉豎立銅像之舉，建構玉山作為西望故國山河的最高點，鼓動民眾心懷「祖國山河」，深化反攻復國的宣傳。

台灣人自我認同為歸屬玉山的子民 
1970年代國府的外交挫敗，轉而求諸島內土地人民之支撐以化解外部政權合法性危機，80年代以後，台灣官方與民間的本土化走向，國家級古蹟的指定與國家公園的設立為表徵之一，1985年4月10日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正式成立，為台灣第一個國家公園。 80年代後期以來，以台灣海洋島嶼土地山嶽作為具體國土領域象徵的現象日益明顯，1995年，台灣區運聖火首度在玉山峰頂點燃。玉山山頂上具政治圖騰象徵的銅像在1996年5月初被發現已完全拆除推落山谷，玉山得以還原原貌，玉管處代之以刻上「玉山主峰」及「標高3952公尺」的天然巨石為基石。1997年起，《新觀念》雜誌社展開的「玉山運動」，結合商業、媒體、國家儀典，登山健身、藝文創作等內涵，對玉山進行不同意義的詮釋與實踐。1999年正式成立的「台灣國家山嶽協會」也致力營造讓人民認同玉山是「台灣國家第一高峰」的觀念。2000年5月20日新任總統就職大典中，演奏國際名作曲家蕭泰然的「玉山頌交響詩」樂曲，並配合詩人李敏勇的詩歌朗誦，郵政總局發行的新總統就職紀念郵票上，也以玉山作為背景，玉山隱然成為國家新領袖的堅實「靠山」，台灣人已自我認同為歸屬玉山的子民。 

玉山作為台灣人認同意象的變遷過程，在早期漢人眼中為遙遠神奇之高峰，原住民視為始祖傳說之地；至日人治台，將玉山改名為新高山，代表帝國的擴張成就，不斷進行攀登調查研究，象徵「知識」的征服；國府領台後，山地管制使人遠隔玉山，山頂豎立政治人物銅像，使玉山高度政治符號化。這種由人（國家）領有自然、支配土地，可說是「自然的國家化」的現象，而當台灣逐漸民主化、本土化、台灣化，台灣人認同自然大地，歸屬島國山海，回到土地包容人民，相當於「國家自然化」，而台灣最高峰的玉山，正高度發揮了作為認同地景標的的作用。

要和平 便不能繼續傷害台灣

本文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龍應台 2007-05-18

我們都知道，台灣海峽是全球「危險區」之一。五六百枚飛彈佈在中國海岸，對準台灣島群。需要這麼多飛彈來對付那麼小一個島，其實是蠻令人驚異的──中國的面積是台灣的256倍，人口是58倍。兩岸之間有多遠？從馬祖的海岸，你其實看得見對面行走的鄉親。一個戰鬥機飛行官告訴我，從新竹機場起飛到抵達對岸，6分鐘。

成長的經驗塑造價值

說台灣海峽是個可能威脅世界和平的「引爆點」這個用語，對台灣人而言，一點也不誇張。「引爆」不是說著玩的。在一個不到150平方公里的金門島上，仍有159萬枚炸彈，每1平方公里有1萬枚炸彈，而這還不包括50萬枚地雷和50萬顆子彈在庫藏中。金門島上7萬居民每一個人可以「分享」到22個炸彈，8個地雷，44顆子彈。台灣島上的軍火庫，也常常傳出爆炸。

戰爭離我們的記憶不遠。從1958之後的20年裡，大概有100萬個炸彈投進金門的土地上。我們在一種「戰時」狀態下成長。在我12歲之前，已經在學校演過很多次背著槍的小兵，用刺刀殺「敵人」， 在我18歲之前，已經參加過無數次的「國語演講比賽」，針對「光復大陸，拯救同胞」提出我的智慧和慷慨激昂的見解。

出海的漁民受嚴格管控，而且基於「安全」理由，長年不被允許備有充分的通訊器材，暴風來時，只有沈滅的命運。我們有1500公里的海岸，但是，海岸是軍事重地，所以很多人不會游泳。對海，我們恐懼。

所謂 siege mentality，「被封鎖心態」，我們是很熟悉的。

我在1979年認識了第一個大陸的「中國人」。比較彼此的成長過程，發現我們其實很像：他也演過小兵「殺敵」，他也參加過演講比賽，唱過無數的愛國歌曲。我們之間的差別只不過在於：他的「英雄」和「烈士」是我的「叛徒」和「罪人」，我的「偉人」和「救星」是他的「匪」和「幫」。「革命」這種詞在我聽來帶點兒恐怖，在他卻是義正辭嚴。他說的「左」，代表「反動」，「落後」，「保守」，剛好是我心目中的「右」。

因此，我們之間的價值觀差別大嗎？在深層的價值上，我們其實是一模一樣的。英雄和烈士、叛徒和罪人的名字換了，但是判取忠奸的價值標準，完全是同一套。

差別，是在1987年台灣正式地成為一個民主社會之後才顯著的。在台灣，一統的「大敘述」、大寫的「真理」被無數細碎的「小敘述」所取代，大寫的任何偉大理念都被小寫的個人價值所凌駕於上。任何共識都不得不經過爭取和格鬥而後獲得。民主使得台灣人的價值觀有了一個深刻的改變：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兩者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的認定，和從前，也和現在的中國，有了比較根本的不同。

中國不是鐵板一塊

人權，是民主體制裡一個核心的價值。在這個關鍵的觀念上，台灣和中國大陸也有嚴重的分歧。但是，當我把「人權」和「中國」兩個詞相提並論時，諸位很可能以為我要談的是有多少作家、記者以言論獲罪，被關在牢中，或者，中國每年有多少死刑犯，每年有多少農民房舍被強制拆除而流離失所。諸位是西歐人，我認為，這種談論人權的方式，你們聽得太多了，因為這是西歐的主流談法，我反而願意提出另一個角度供諸位思索。

沒有錯，言論控制是中國每天的現實，而且隨著科技發展，它控制個人和媒體的技術跟著日新月異。但是在這我們目睹的集權管控的同時，我們或許也不能不同時看見正在發生的改變。在2005年，據統計有9萬多次的大型群眾示威和抗議事件在中國發生。這代表人民的權利意識在快速成長中，2003年甚至被中國媒體稱呼為「維權年」：年輕的律師協助農民控告政府侵權，中產階級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上法庭，作父母的爭取教育權，愛狗的上街呼籲尊重「寵物權」等等。

我認識到的是，中國並非一塊鐵板，它的價值觀也在分裂中，而且在我們比較看不到的內部，價值正在進行彼此的拉鋸。全球社區的責任可能就在於，深刻認識這個價值觀在變動中的新中國，然後清楚知道我們要做些什麼，不做些什麼，才能使中國內部理性、開放、和平的那一半力量在價值的拉鋸中得到上風。

台灣有人權問題？

諸位可能覺得奇怪，台灣有人權問題嗎？

這樣說，假定我們有這麼一個小社區，因為什麼理由，我們不准許這個社區裡的人出席任何會議，參與任何決策，我們不准許他們出現在任何全體社區的慶典、哀悼、紀念的重要場合上，而且，我們禁止這個社區的領袖離開他的社區進入我們的範圍內。甚至於，如果大社區失火了，我們不通知他們。甚至於，我們不准許他們以自己的名字稱呼自己。

請問，這叫不叫人權侵犯呢？

就經濟力來說，台灣是全球第15大經濟實體。就人口來說，台灣是全球200多個國家中第48大。但台灣被摒除在幾乎所有國際組織之外。它必須用金錢來「買」外交。它的領袖出行時，受盡羞辱。陳水扁總統在2006年「迷航」 國際，固然是他個人的行事方式極為可議，但是他所招來的屈辱，不是他個人的屈辱，是整體台灣人的屈辱。

國際社區對於台灣在政治上的孤立處境，是有所瞭解的，但是我認為，國際社區對於這種孤立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它對台灣人民傷害的程度，沒有絲毫認識。並非只在政治領域台灣被「隔離」，「隔離」其實滲透所有層面：藝術、學術、公共衛生、 教育，所有領域。就以藝術來說，譬如在威尼斯展中，台灣無法在公共的國家館園區中展出，必須在區外另找場館，而已有的展館，還要年年擔憂是否保存得住。

最突出而尖銳的例子，當然是「非典」事件。疾病爆發時，台灣衛生官員緊急知會世界衛生組織，要求其提供資料和協助，得到的答案是，你不是會員，請去找北京。但是在疾病爆發初期，北京官方根本還沒準備好如何處理自己的問題。

台灣的2300萬人先是經過37年之久的戒嚴，戒嚴就是一種鎖國，然後在戒嚴的後期，又開始了長達35年的國際封鎖，一直到今天。37年戒嚴和35年封鎖，不可能沒有「症狀」出現。2006年一份台灣雜誌的調查結果是驚人的：

80％的台灣人不知道聯合國總部在哪裡

80％的人不知道諾貝爾文學獎在哪一個城市頒發

80％的人說不出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裡

60％的人說不出德國用什麼貨幣

60％的人說不出雅典在哪一個洲

你不能以為這個調查是在偏遠鄉村裡做的，不，它的主要調查對象是在台北，而台北的人口，是華人世界裡平均教育水準最高的城市。

聯合國成員怎麼解釋？

所謂國際，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共同的全球社區，而台灣人完全被剝奪了參與全球社區的社會權和文化權。諸位是否知道，剝奪社會權和文化權，是違反聯合國的人權憲章的。

請讀一下聯合國人權憲章第2條和第22條的條文：

— 本章所涵蓋之權利，不可因個人所屬的政治、司法或國家的國際地位而有受影響，不論他所屬的是獨立的，託管的，不自主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主權管轄。

— 透過國家的努力或者國際的合作，每一個個人都有經濟權、社會權和文化權，這些權利對於他的尊嚴和個人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西歐國家都是聯合國的成員，請問你要怎麼對台灣的孩子們解釋這兩個條款的精神呢？

為了世界和平

37年的自動封鎖，35年的被迫封鎖，不論自動或被迫，人民何辜？今天國際對台灣的孤立和「遺棄」，使台灣人覺得，他們因為爭取到了民主而反受「懲罰」。全球社區一旁冷眼觀看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孩子，明明在全球化的大村子裡頭成長，他們稟質優秀而且加倍努力，但是他們被剝奪了全球公民籍，也被剝奪公民的基本尊嚴。

這種剝奪的傷害後果是雙重的：

一，台灣的民主無法做實質的提升。請諸位告訴我，一個完全無法參與國際事務，無法從國際事務中得到演練，更無法對國際盡責任、負義務的社會，有可能成為高品質的民主嗎？

二，台灣的孤立持續，人民的挫折加深，對於孤立的「始作俑者」─中國─的敵意更強，與中國對抗或分離的意願也就更甚，台海衝突的可能性，更高。

國際社區要關心台灣處境，不是只為了台灣人，而是為了全球村本身的安全。邏輯其實這樣簡單：在中國尋求現代化的路途上，台灣經驗──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是中國一個最重要的參考系。如果說，一個開放、理性、有公民參與的中國對於世界的和平穩定是必要的，那麼全球社區就不能不重視台灣的重要。也就是說，台灣的民主愈得到全球社區的支持和呵護，台海的穩定，世界的和平，就愈得到保障。

國際對於台灣的封鎖，對於台灣孩子全球公民人權的剝奪，你不能視而不見，它必須停止，不僅只為了台灣，更為了國際的和平。

（本文係龍應台應英國劍橋大學之邀，擔任今年度「川流講座」學者，於5月17日所作公開演講的講稿內容摘要）

張作錦選讀：教學生草坪尋球的大師

【聯合報╱許倬雲】 2009/08/28
本文選自聯合報，分上下集於7/30-7/31刊登

長憶濟之師：一位學術巨人他的這一段話，毋寧為學生指示了學術研究與處世治事的基本原則：按照最笨最累的辦法，卻是最有把握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

李濟之先生的墓前，大理石上刻的碑文，是由他的四個學生恭請濟之師老友臺靜農先生撰寫的。這四個學生：宋文薰、張光直是濟之師考古學專業的入室弟子，李亦園是考古人類學系的首屆學生，只有許倬雲則是台大歷史系的學生，修過濟之師的課，終身感激師恩。濟之師謝世，已經三十年，我自己也已將近八十歲；今日執筆，過去體驗所聞所見，還是歷歷如在目前。

最笨最累的辦法，最有把握找到癥結

1949年中研院史語所遷台，同時，有不少中大、北大、清華的名師在台灣大學任教。早期的台大文學院，因擁有空前強大的師資陣容，我們這些學生，遂有幸獲得許多優秀學者的教誨。濟之師是當時台大名師中的翹楚，其學術地位之崇高，使學生們都從尊敬中衍生了興趣。
台大歷史系規定考古人類學導論是必修課，我在大二時，選了這門功課，第一學期是考古學，由濟之師主講，第二學期是人類學，由淩純聲師主講。

第一堂課，濟之師就提出一個問題：「在一片草坪上，如何尋找一枚小球？」同學們誰也不敢出聲。他老人家慢條斯理的自己回答：「在草坪上，畫上一條一條的平行直線，沿線一條一條的走過，低頭仔細看，走完整個草坪，一定會找到這個小球。」他的這一段話，毋寧為學生指示了學術研究與處世治事的基本原則：按照最笨最累的辦法，卻是最有把握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

我自己讀書做事，深受老師的影響，一步一腳印，寧可多費些氣力與時間，不敢天馬行空。李霖燦先生，曾是濟之師在中央博物院的部屬，後來在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工作，用了濟之師找小球的方法，真的在〈谿山行旅圖〉的繁枝密葉叢裡，找到范寬的簽名，在中國藝術史上添了一段佳話！

濟之師才氣高，加上思慮縝密謹慎，遂能功力深、成就大。他在克拉克大學，主修心理學；在哈佛大學，獲得人類學的博士學位。然而他能觸類旁通，在中國開創了考古學。濟之師發掘的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開創了中國田野考古學。後來他與梁思永先生共同主持安陽殷墟十五次發掘工作，從實踐中，規畫了田野工作的規矩，細密周詳，至今為中國考古學界奉為圭臬。

這些成就都是在才高之上，加了心細。他老人家一輩子，在學術界的貢獻，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還擔起領導的責任，規畫研究方向，蒐集與整理研究資料，組織研究的隊伍，考古學這一學門，不能單打獨鬥，關著門一個人鑽研。中國考古學，由萌芽到茁壯，充分發揮了現代學術研究的特色。濟之師從考古學的肇始，即執其要領，施展其長才與功力，為這一學門規畫了幾十年開展的方向。

大難當頭，只能一起挺過抗戰期間

史語所移到內地，傅孟真先生為了不使文物失落，不使研究隊伍離散，在物質條件十分艱難時，盡心盡力，四處張羅，只求維持大家的基本生活，研究工作得以不被中輟。當時，濟之師不忍棄史語所而去，襄助傅先生撐過了艱困的八年。在這一時期，由於醫藥不足，濟之師的兩位稚女因病夭折。多少年後來，我曾目睹李師母思念亡女，帶淚苛責濟之師為什麼不早早遠赴美國；濟之師唯有垂首沉默。只在師母情緒平靜後，長嘆一聲：「大難當頭時，只能一起挺過去，總不能棄大家而去，總不能坐視孟真累死！可是，我這輩子對不住你師母！也對不住兩個女兒！」這一番話，聞之酸鼻！

在台灣，在傅先生去世後不久，濟之師從彥堂師手上接過了史語所的擔子，除了本所事務，還必須兼顧中研院、台大、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長科會（後來稱為國科會）各處有關人文社會學科範圍的發展，他與沈師剛伯攜手合作。濟之師狷介，剛伯師淡泊，卻都是才智過人。二人合作，如大梁巨柱，借助內外公私的資源，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將台灣的人文社會學界，由衰敗殘餘，逐漸穩定，再一步一步開拓發展。有了這二十餘年的基礎，方可有後來三十年的繼長增高。

現代學術傳統中的人物

濟之師在學術發展上的領導之功，一般旁觀者看去指揮若定，舉重若輕。我曾追隨濟之師，聽候差遣，有八年之久。在近距離的體會，觀察到他老人家在才大之上，還有心細。他籌畫一事，無不獅子摶兔，盡其全力。我有幸從他的訓練與督責，領會到他一生辦事的風格，
慮事之初，必先有可以實現的定向。
組織一個單位或集結一個團隊，心中必先有可籌的資源及可用的人材。
計畫書必須周詳可行，又有調整適應的餘地。
訂立工作的內容，必須留下揮灑空間，卻又須預防弊端。
使用經費，必須夠用而不浪費，校對細帳，必須精算翔實。
工作進度，必須步步追蹤；審查成果，必有客觀評審。
這些細節，處處都須謹慎小心。豫則立，多算則勝，功不唐捐。
如有失誤，也是必須牢記的經驗。

濟之師經常有涉外業務，國際學術界欽佩他的學術成就，也信任他的領導能力。在國際事務上，他折衝進退，都有分寸，以平等互惠為原則，不卑不亢，為中國的學術發展，爭取外援，卻絕對不失尊嚴。他老人家對我耳提面命，從實際工作中，經常訓練我，我終身受用不盡。後來我與李亦園兄數十年攜手合作，都是拜老師教誨之恩。

濟之師的事功，其實與他的研究成果一樣，都可借「草坪尋球」比喻說明。他的一生志業，都是創造條件，使學術界的個人能發揮其可能，在「未知」的草坪上，尋找「知識」的小白球；同時又將許多可供研究的資料，儘量累積與保存，再經過整理，使學術資源能為研究者所用。庶幾知識的累積，將「已知」推向更廣闊深遠的「未知」之域。

濟之師是現代學術傳統中的人物，他堅持從尋求「知識」累積「知識」，參與人類「真理」的永續大事。「理性」是體，也是用，體用不能分割。因此，他堅持理論與學理必須取決於證據與論證的過程。尤其論證過程，必須嚴謹扎實。我想，他從研究，內化為性格與習慣。反而所說的才大而心細，正是將習性融入做事的風格。

濟之師辦事一絲不苟，做人也是自律甚嚴。例如，他一生研究古代器物，但從來不收藏骨董，以免公私界限，糾葛難分。（我們這些學生，也謹守老師的誡命，不收集古物。）他不喜酒肉徵逐，不愛無謂亂聊，於是一般人敬畏之餘，不敢接近。其實，他老人家望之儼然，接近時，卻是溫和可親的君子。即使廝役有了過錯，我從未見他疾言苛責。他對音樂與美術有頗為深邃的瞭解與欣賞。他能彈奏古琴，也欣賞西洋古典音樂；對於書畫，有自己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其瀟灑的一面。有一次，他老人家赴美國公幹，在紐約旅館中，邀我共餐，乃是一瓶紅酒，一條法國硬麵包，一條乾酪。我不能飲，喝可樂代酒。他老人家，一口酒，一口麵包，俯視街景，打發了一餐。飯後，師徒二人又去林肯中心觀賞了一個小劇團的實驗劇。這種隨興的生活，方能見其真性情。

從人道與理性主義建構的自由主義

濟之師的政治立場是從人道主義與理性主義建構的自由主義，堅持個人有自主性，因此有各種接踵而至的自由及權利。但是一切自由與權利，其前提是不因一己的利益，侵犯掠奪別人的自由與權利。從人類學的認識，人是合群的動物。在合群之中，群（例如國與族）不能不經個人的同意，侵奪個人的權利；群與群之間，必須尊重彼此的平等，尊重彼此的自主性。

濟之師憐惜我行走不便，每次去南港，總是邀我搭他的座車同去。在車上，他會將收聽的BBC新聞，挑一兩條談論（他有短波收音機，我家只有一般的長波）。他也會在閱讀新到的期刊雜誌（例如「星期六評論」，在《紐約時報》的周刊），針對一些文章，提出他的想法。我在恭聽之外，也會提出自己的意見。半小時的車程，其實不夠用；因此，下車後還會在他研究室繼續談論。除了討論大陸考古新發現之外，以上的「時事」，大約是我們師生之間最多的話題了。他平時演講，都以專業為題，很少涉及時事及自己的想法。因此，濟之師與我之間的談論，可能是我能享的特權了。在這一領域，我得益甚多，因為我們的觀點思路，比較接近，彼此對談，我有一個從第一等智慧者印證與反思的機會。

濟之師只喜歡工作，除了工作外，不慕榮華，多次中央研究院院長出缺，他常常代理院務，卻始終拒絕出任院長。他以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始終不支援蔣介石的專制及國民黨的威權，只因為他無所求，才能在蔣氏面前，不卑不亢，泰然自在。這是從智慧延伸的自尊，智者與勇者，本是一體。

追尋知識與真理的終生志業

他老人家終生志業是鍥而不捨的追尋知識與真理，他的人生立業，是在工作的過程，一個開放的，而又時時面對挑戰的旅程，樂在其中，他也因此除了音樂與偶爾品嘗好酒之外，別無其他娛樂。如前文已提過，他性不隨俗，行不從眾，不喜歡無謂的酒肉徵逐，無聊的應酬交際。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望之儼然，因此也不敢親近。在人叢之中，他是寂寞的，也是孤獨的。

這種形象使一般人以為濟之師十分傲岸。他的才氣高，功力深，成就大。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必是招致嫉忌。於是，一般人的傳言，李某眼高於頂，看不起人。別有用心者，更會故意傳言：「李某看不起某人某人。」濟之師一生，背了不少莫名其妙的仇視與怨懟。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是千古以來才俊之士難逃的命運，也是世間常令人扼腕的憾事。

濟之師晚年，心情相當落寞。六○年代的晚期，台灣氣氛極惡。威權體制的爪牙，四處摧殘他們所謂「分歧分子」。台大先受打擊，中研院是下一個目標。1970年我應邀來美擔任訪問教席，本是一年聘約，為此不能回去。在所內，又有一些風波。從那時起，濟之師不斷遭遇內外的困擾。濟之師為此厭倦，遂放下了職務。
我在1974年以後，每年開始，幾乎年年返台，必去溫州街請安。他老人家有心血管病、糖尿病、青光眼，諸種疾病，起居飲食，頗多限制，視力已不勝閱讀，所有能做的，只是戴了耳機聽收音機。平時上門賓客本來不多，幾位老友，又均年邁，不常來往。他的研究工作，本來是他身心所寄，那時也已停頓。種種因素，他老人家心情的落寞，可以想見。我每次告辭，他總是說：「下次再多談談！」又說：「不知還有沒有下一次了！」分手之時，常是一聲長嘆。

大約是在1978年的一次談話中，我提到他當年草坪尋球的譬喻。那次，我們的談話主題是大陸的許多考古發現。他列舉了良渚（還提到史語所施更昕先生的發現）、湖熟、屈家嶺、大汶口（又提到梁思永先生與龍山文化）、紅山……那些文化的意義。他指出中國文化的多元性，且相當明顯。他老人家回到草坪尋球的譬喻：「真會找球的人，不是找答案，而是找問題，讓問題牽出問題。一大堆的問題出現，『草坪』也就會不一樣了！」這一時刻，他半閉的眼睛，又有了懾人的精神。這是我長久記憶的場景：一位智者，將知識昇華為智慧的瞬間！

我今年也將近八十歲了。從大學二年級，濟之師的課，至今將近一個甲子；我有幸追隨他老人家八年之久，更是人生難得的緣分與幸運。這篇短文，是我向學術界提出的見證。
一個終生獻身於學術工作的巨人，如何將生命與工作，融鑄為一體！

【2009/07/30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NEWS/CULTURE/X5/5047487.shtml
http://www.udn.com/2009/7/31/NEWS/READING/X5/5049484.shtml

洪蘭：台灣的生命力在民間

【聯合報╱洪蘭】

報廢舊電腦 偏鄉小學的寶貝

最近署立新竹醫院捐了十五台淘汰的電腦給嘉義一所偏鄉小學，校長帶著學生千恩萬謝的來領回去；城裡報廢的電腦是鄉下孩子夢寐以求的寶貝，有孩子因為抽中了舊電腦，興奮得三天睡不著覺。電腦是一扇打開世界的門，有寬頻、有電腦，城鄉差距就縮短一半了，有個山地孩子跟我說：「老師，我沒有笨，我只是沒有機會」。上次基本學力測驗出了火星文的題目，我為山地的孩子打抱不平時，被嗆說「誰家沒有三台電腦？」我好想回應說「請去窮鄉僻壤看一下，三家沒有一台電腦」。憲法保障中華民國的國民都有受教育的權利，但是這權利卻是這麼的不公平。

幸好許多政府做不到的地方，民間都在做，這就是台灣可愛的地方，我深深感到台灣的生命力在民間，如署立醫院的付出。有一個志工說：「我現在不敢說服務了，因為我發現我從孩子身上得到的更多，他們讓我覺得我還有用、還被需要。他們的純真使我想起我自己曾經這樣年輕過，提醒我自己一定要保持赤子之心，我現在只敢說學習，我跟他們學如何做一個更好的人」。聖嚴法師說「生命的意義是為了服務，生活的價值是為了奉獻」，有什麼比自己有能力替別人服務、有價值可以奉獻給別人更高興的呢？

曲冰奇遇記 城鄉孩子變朋友

那天在捐贈典禮完了之後，我去到南投縣仁愛鄉的曲冰部落，在那裡我看見了聖嚴法師話的落實。北一女高一的學生在易老師的帶領下，和桃園縣石門國小的學生去到山裡和萬豐國小的學生做了五天的城鄉交流。曲冰部落是濁水溪上游布農族的一個部落，在武界水庫的北端，海拔約八百公尺。那裡真是山明水秀，美不勝收，令人心曠神怡，還有個曲冰遺址，出土了陶片、石簇、石斧及石板棺，可惜無人管理、破壞嚴重，看了好心痛。我們對先人的遺跡、文化的遺產如此不珍惜，真是汗顏。

這個城鄉交流的計畫是一個北一女的家長盧先生發起的，他讓北一女的大姐姐帶著布農族的一個孩子和石門國小的一個孩子組織成一個「家」，讓孩子們一起學習。在共看過一本書後，在網路上交換心得，透過書本的對話增加彼此的了解。他也安排曲冰的孩子下山到石門的孩子家中住兩天，體驗城裡的生活。盧先生希望經由道路（兩人實際見面）、網路（兩人虛擬見面），讓山上、山下的孩子變成朋友，將來在人生的路上互相扶持。我夜宿村長的家，跟村長聊天時，深切感覺到這是一個很好的生命教育方式，只有長久深耕一個部落，把山裡的孩子看成自己另外一個孩子，這才真正對山上的孩子有幫助。

我很高興看到越來越多的人認同禮運大同篇中的「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為己」，東西不必留在自己身邊，若別人有用，捐出來給別人用，「物盡其用」是個美德，在經濟不景氣的現在，尤其值得鼓勵。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資料來源：【2009/02/17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