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與宜蘭歷史

詹素娟／Su-chuan Chan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理研究員）
2001-05-07 

宜蘭是族群文化多元而複雜的移民社會。自史前時代開始，蘭陽平原就有人類活動的遺跡。隨後噶瑪蘭人、泰雅族、平埔族與漢人陸續遷入，展開水與土地的生存空間之爭。蘭陽社會的族群史可做為台灣族群歷史的縮影，如今，蘭陽地區雖然以漢人文化為主體，但90年代以後，社會大眾興起一股本土文化的風潮，宜蘭人紛紛投入追尋自己祖先的根。於是，我們得以有機會一睹蘭陽舞台上的另一場族群文化盛宴，從中體會保存自身母語文化的重要性。本週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理研究員詹素娟與我們細說宜蘭的族群開拓史。 

歷史上的宜蘭，以蘭陽平原為主要活動舞臺。雖然蘭陽平原面積只有330 平方公里，卻由於擁有複雜的族群、豐富多元的文化，而在歷史過程中交織、糾葛出一幕幕動人心弦的悲喜劇。 

多族群文化背景從史前時代以來，蘭陽平原就有史前人類活動居住，他們是噶瑪蘭人，主要分佈在低濕沼地，依傍溪流而居、形成數十個村落。雪山、中央兩大山脈的廣大山區則是泰雅族群的活動天地；而十九世紀初才從西部遷移進來的西部平埔族群，也和噶瑪蘭人發生密切的關係。至於嘉慶元(1796)年開始以集團方式入墾的漢人，因人數眾多，不但對本地所有南島民族造成重大衝擊，並且快速成為蘭陽平原的主要人群。 

蘭陽溪的隔絕性與「溪北」、「溪南」的開墾 蘭陽溪是蘭陽平原裡最長、最大的河流。流入平原後，在扇端形成網狀流路。充滿礫石的廣闊溪灘，水道游移不定，下游則水路分歧易變，水淺流急；在近代堤防修築之前，蘭陽溪可說毫無通航與使用上的便利性。因此，蘭陽溪將平原切割為二：形成「溪北」、「溪南」兩個歷史發展步調不一的地區。 

十九世紀初，以吳沙家族為首的漳、泉、粵三籍漢人，運用「結首制」組成拓墾集團，大舉進入蘭陽平原。由於組織嚴謹，開墾工作進行迅速，不過十五年光景（嘉慶 1-15年，1796-1810），就已開墾蘭陽溪北的土地；而從噶瑪蘭廳的設置到嘉慶、道光兩朝更替的十年間，溪南草埔也很快轉變為水田稻作的農地。

道光至光緒年間(1821－1895)，漢人與平埔族群共組開墾集團，深入蘭陽溪上游，開墾今三星鄉及一部份員山鄉。經由此一長達百年的入墾過程，蘭陽平原遂轉變成以漢人為主的街莊世界。

清朝政府的難題

噶瑪蘭初入版圖，清廷必須處理的族群問題有四：
一是如何阻隔中央山地的泰雅族人，使其不得逸入平原墾區，造成治安的困擾？
二是在漢人自行入墾、國家不及防範的前提下，如何彌補溪北噶瑪蘭村社已經形成的土地流失問題；及如何防止溪南噶瑪蘭村社重蹈覆轍，以保留適量土地讓他們維持基本生計？
三是如何在兼顧噶瑪蘭人土地所有與生計的同時，也能妥善控制漢人的開墾秩序，並進行土地的分配？
最後，則是如何安排西部平埔族群的角色與生計？

針對泰雅人，清廷與民間沿山腳連續設置二十處隘寮，形成一道防線，以遏止山地住民出草。這些隘寮，不僅形成武力防堵線，也反映山地、平原住民的族群邊界。至於噶瑪蘭人的土地與生計、漢人的入墾及土地需求，事實上是一體兩面、無法分開對待或個別處理的問題；清廷採用一種特別的土地制度「加留」制，以同時解決雙方的需求。西部平埔族，因其外來者的特殊角色，不能納入官府對漢民的資源分配範圍，也未能享有噶瑪蘭的土地福利，而變成蘭陽平原上處境尷尬的真正少數。

漢人與噶瑪蘭人的生存空間競爭

漢人的農業拓墾，目的在獲取土地、並將「荒埔」轉變成適於水田稻作的農地。因此，漢人不但在拓墾過程中，由領導者分配土地；清廷也想盡辦法，替漢人製造租佃土地的機會。清代宜蘭開築多條埤圳，灌溉田園，可耕地因此快速水田化。然而，漢人改造土地生產方式的結果，不僅引進水利制度，也導致自然生態的改變。漢人眼中有待改造的「荒埔」，原是噶瑪蘭人狩獵的草地；曲折、蜿蜒、易氾濫的溪流，提供噶瑪蘭人豐富的水生資源與交通管道。全面性的水利設施使蘭陽平原成為稻米產量穩定的穀倉，但另一方面卻使噶瑪蘭人從此失去經營、維持傳統社會文化生活的自然環境。
不僅如此，漢人街莊的大量成立，也使噶瑪蘭村落被緊密包圍；蘭陽平原的空間族群性開始從量變步入質變的過程。 噶瑪蘭人在進入清代國家體制後，傳統社會文化開始產生巨大變遷。此變遷一方面造成噶瑪蘭村落「貧窮化」，一方面使噶瑪蘭人成為大環境中最底層的社會階級。族群差異與貧窮、低位階相互結合，形成生活困難、備受歧視的族群處境。離開原居地的族群關係、尋求新空間的生存機會，是噶瑪蘭人解脫困境的策略。

噶瑪蘭族的遷徙

我們發現，噶瑪蘭人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不但在蘭陽平原境內、境外展開大大小小的移動，使其分佈超越原居地的空間範圍，還可以歸納出一個大致的趨勢：
溪北的部份社眾，往頭城靠雪山山脈的狹小海岸平原遷移；
溪南的部份社眾，則往接近中央山脈的蘇澳、南方澳遷移。
而無論溪南、溪北，共同吸引噶瑪蘭人與西部平埔族群起而去的新天地，則是三星地區與花蓮平原。 
近一百年來，花蓮平原、東海岸一帶一群被稱為「加禮宛族」的人，就是南下遷徙的宜蘭噶瑪蘭後裔。這群移民的宜蘭原鄉，雖然包括溪南、溪北好幾個村落，但因大多由加禮宛港(今冬山河接蘭陽溪出口)移出，而在花蓮地區被稱為加禮宛人。到今天為止，包括花蓮縣新城鄉、花蓮市、豐濱鄉，及臺東縣長濱鄉等處，都有噶瑪蘭後裔分佈；其中人數較具規模的聚落，則為：新社、立德與大峰峰。

族群意識的甦醒與復名運動移居花東，使噶瑪蘭人的傳統社會文化與母語得以部份保存；「我是噶瑪蘭」的自覺，也使其族群不像其他平埔族群那般隱晦。九○年代以來，隨著社會大眾對認識本土文化的強烈需求，噶瑪蘭後裔也開始追尋自己的歷史、強調族群意識、要求政府予以正名與承認，此即噶瑪蘭的復名運動。

玉山與台灣人的認同歷史

本文取自台灣歷史學會

 戴寶村／Tai Pao-tsun
2001-11-19 

玉山是在群山之中的高山，每年積雪期可連續達四個月，其高峻與晶亮的形象，反映在台灣漢人及原住民的認知傳說中具有多種面貌。玉山不僅是群岳顛峰，也是大河之源，它是台灣最長的溪流──濁水溪，以及荖濃溪和楠梓仙溪等溪流的發源地。如此集神話傳說與地理重要性於一身的東北亞最高峰，在台灣人的心目中，它曾是遙不可及的形象，亦曾是殖民者與統治者彰顯其權力的象徵。一九八五年，玉山國家公園正式成立，山川百越得以褪去政治圖騰的外衣，還其自然本貌，讓台灣人民親身貼近與感受它。本週台灣歷史之窗特別邀請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戴寶村執筆，闡析玉山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為台灣人認同意象的變遷過程。
台灣是一多山的海島，全島絕對高度高於1000公尺的土地面積占32﹪，山區高度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超過200座，其中玉山山塊的主峰玉山高達3952公尺，為全國最高峰，亦為東北亞最高峰。台灣面積約36000平方公里，卻有高度接近4000公尺的高山，在世界各國中，國土面積與山嶽高度對比的情形是獨一無二的現象。

清代漢人傳說中的神山 
在清代漢人眼中，玉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遙遠意象，形諸文字往往具有神奇傳說色彩。郁永河在1697年的《裨海紀遊》〈番境補遺〉中對玉山的敘述是：「玉山…白色如銀…；皆言此山渾然美玉，番人既不知寶，外人又畏野番，莫敢向邇。」1837年柯培元在《噶瑪蘭志略》中記錄當地原住民口述的玉山之行：「一路深林密箐，蛇虺向人噴火，…時有怪鳥異獸出沒林間，…仰視峰間一圓洞如門，白氣騰空，精光射目，…據此則玉山石盡水晶矣。」玉山的積雪景象被珍奇化，遙遠未知則被附會而加以神怪化。 

八通關（發亮的山）－－原住民的玉山情 
鄒族原住民稱玉山為「Pattonkan」山，意思是發亮的山或石英之山，漢字寫成「八通關山」。布農族則有一則關於玉山的高山始祖傳說，大意是祖先曾遭遇洪水而到玉山頂上避難，因小米失落而缺糧，捕捉動物供作食物，並由紅嘴黑鵯帶來火種而解圍。鄒族對玉山發亮之指稱甚為具體，而布農族則進一步建立地景與族群歷史的聯結。
西方人對玉山的最早記載為19世紀末葉，美國商船亞歷山大號船長W. Morrison出航安平港發現玉山而記於航海日誌，之後，西方人士便沿用Mt. Morrison之名來稱呼玉山。 

新高山－－殖民者權力與知識延伸的指標 
日本於1895年領台後，對於海島台灣的崇山峻嶺與山區原住民即有高度關注，高度超過日本本土最高峰富士山的台灣玉山，更為其關注的焦點，因此不斷有人前往攀登探查，並有更改山名、建立神社、設置國家公園等措施，玉山以「新高山」之名被賦予新的認同象徵。
 1896年，陸軍步兵中尉長野義虎在9月16日入山，沿清代古道東行，9月28日登上玉山，這可能是日人首登玉山的記錄。 1896年9月，日人測量玉山高度為3950公尺，比日本富士山（3776公尺）還高，1897年6月28日，明治天皇諭令，將玉山改名為「新高山」。 
人類學家鳥居龍藏與學術探險家森丑之助在1900年4月11日登上玉山，在山頂豎立木標書寫：「我們日本的人類學研究，已延長到台灣的新高山頂，我們期盼將來的研究領域提升到更高的層次」。森丑日後並進行了五次以上的攀登玉山勘查，可能是日本人中攀登玉山次數最多者。 
在日本人將玉山改名並進行攀登勘查過程中，具有高度領有與編納意義的為總督石塚英藏攀登新高山之舉。石塚英藏是日本治台第13任總督（任期1929.7.30～1931.1.16），他在1930年8月4日登上新高山主峰。日本治台期間共有19任總督，其中只有石塚一人登臨新高山，總督是台灣最高權力者，其權力來自日本國內中央政府的授權，總督登上全台最高峰，象徵日本帝國對台灣的領有與納編，更有相當程度的「征服」意義。 
1930年代，日本政府擬在玉山設立國立公園。1933年「台灣國立公園協會」成立，1937年台灣總督府選定「新高、阿里山」、「次高、太魯閣」、「大屯」三處國家公園預定地，不過因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轉而南進與軍事擴張，此項建設遂無力推動，但由日人的調查與計劃，已可看出日本對帝國最高峰及其周邊地區永續經營的理念與企圖。

西望故國山河的最高點－－高度政治色彩的國府來台初期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新高山回歸玉山之名，但由於玉山在戒嚴體制下的山地管制，因此再度成為高峻遙遠的高山意象。1966年國府在玉山山頂建於右任銅像之事，則賦予玉山高度的政治色彩，藉豎立銅像之舉，建構玉山作為西望故國山河的最高點，鼓動民眾心懷「祖國山河」，深化反攻復國的宣傳。

台灣人自我認同為歸屬玉山的子民 
1970年代國府的外交挫敗，轉而求諸島內土地人民之支撐以化解外部政權合法性危機，80年代以後，台灣官方與民間的本土化走向，國家級古蹟的指定與國家公園的設立為表徵之一，1985年4月10日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正式成立，為台灣第一個國家公園。 80年代後期以來，以台灣海洋島嶼土地山嶽作為具體國土領域象徵的現象日益明顯，1995年，台灣區運聖火首度在玉山峰頂點燃。玉山山頂上具政治圖騰象徵的銅像在1996年5月初被發現已完全拆除推落山谷，玉山得以還原原貌，玉管處代之以刻上「玉山主峰」及「標高3952公尺」的天然巨石為基石。1997年起，《新觀念》雜誌社展開的「玉山運動」，結合商業、媒體、國家儀典，登山健身、藝文創作等內涵，對玉山進行不同意義的詮釋與實踐。1999年正式成立的「台灣國家山嶽協會」也致力營造讓人民認同玉山是「台灣國家第一高峰」的觀念。2000年5月20日新任總統就職大典中，演奏國際名作曲家蕭泰然的「玉山頌交響詩」樂曲，並配合詩人李敏勇的詩歌朗誦，郵政總局發行的新總統就職紀念郵票上，也以玉山作為背景，玉山隱然成為國家新領袖的堅實「靠山」，台灣人已自我認同為歸屬玉山的子民。 

玉山作為台灣人認同意象的變遷過程，在早期漢人眼中為遙遠神奇之高峰，原住民視為始祖傳說之地；至日人治台，將玉山改名為新高山，代表帝國的擴張成就，不斷進行攀登調查研究，象徵「知識」的征服；國府領台後，山地管制使人遠隔玉山，山頂豎立政治人物銅像，使玉山高度政治符號化。這種由人（國家）領有自然、支配土地，可說是「自然的國家化」的現象，而當台灣逐漸民主化、本土化、台灣化，台灣人認同自然大地，歸屬島國山海，回到土地包容人民，相當於「國家自然化」，而台灣最高峰的玉山，正高度發揮了作為認同地景標的的作用。

要和平 便不能繼續傷害台灣

本文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龍應台 2007-05-18

我們都知道，台灣海峽是全球「危險區」之一。五六百枚飛彈佈在中國海岸，對準台灣島群。需要這麼多飛彈來對付那麼小一個島，其實是蠻令人驚異的──中國的面積是台灣的256倍，人口是58倍。兩岸之間有多遠？從馬祖的海岸，你其實看得見對面行走的鄉親。一個戰鬥機飛行官告訴我，從新竹機場起飛到抵達對岸，6分鐘。

成長的經驗塑造價值

說台灣海峽是個可能威脅世界和平的「引爆點」這個用語，對台灣人而言，一點也不誇張。「引爆」不是說著玩的。在一個不到150平方公里的金門島上，仍有159萬枚炸彈，每1平方公里有1萬枚炸彈，而這還不包括50萬枚地雷和50萬顆子彈在庫藏中。金門島上7萬居民每一個人可以「分享」到22個炸彈，8個地雷，44顆子彈。台灣島上的軍火庫，也常常傳出爆炸。

戰爭離我們的記憶不遠。從1958之後的20年裡，大概有100萬個炸彈投進金門的土地上。我們在一種「戰時」狀態下成長。在我12歲之前，已經在學校演過很多次背著槍的小兵，用刺刀殺「敵人」， 在我18歲之前，已經參加過無數次的「國語演講比賽」，針對「光復大陸，拯救同胞」提出我的智慧和慷慨激昂的見解。

出海的漁民受嚴格管控，而且基於「安全」理由，長年不被允許備有充分的通訊器材，暴風來時，只有沈滅的命運。我們有1500公里的海岸，但是，海岸是軍事重地，所以很多人不會游泳。對海，我們恐懼。

所謂 siege mentality，「被封鎖心態」，我們是很熟悉的。

我在1979年認識了第一個大陸的「中國人」。比較彼此的成長過程，發現我們其實很像：他也演過小兵「殺敵」，他也參加過演講比賽，唱過無數的愛國歌曲。我們之間的差別只不過在於：他的「英雄」和「烈士」是我的「叛徒」和「罪人」，我的「偉人」和「救星」是他的「匪」和「幫」。「革命」這種詞在我聽來帶點兒恐怖，在他卻是義正辭嚴。他說的「左」，代表「反動」，「落後」，「保守」，剛好是我心目中的「右」。

因此，我們之間的價值觀差別大嗎？在深層的價值上，我們其實是一模一樣的。英雄和烈士、叛徒和罪人的名字換了，但是判取忠奸的價值標準，完全是同一套。

差別，是在1987年台灣正式地成為一個民主社會之後才顯著的。在台灣，一統的「大敘述」、大寫的「真理」被無數細碎的「小敘述」所取代，大寫的任何偉大理念都被小寫的個人價值所凌駕於上。任何共識都不得不經過爭取和格鬥而後獲得。民主使得台灣人的價值觀有了一個深刻的改變：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兩者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的認定，和從前，也和現在的中國，有了比較根本的不同。

中國不是鐵板一塊

人權，是民主體制裡一個核心的價值。在這個關鍵的觀念上，台灣和中國大陸也有嚴重的分歧。但是，當我把「人權」和「中國」兩個詞相提並論時，諸位很可能以為我要談的是有多少作家、記者以言論獲罪，被關在牢中，或者，中國每年有多少死刑犯，每年有多少農民房舍被強制拆除而流離失所。諸位是西歐人，我認為，這種談論人權的方式，你們聽得太多了，因為這是西歐的主流談法，我反而願意提出另一個角度供諸位思索。

沒有錯，言論控制是中國每天的現實，而且隨著科技發展，它控制個人和媒體的技術跟著日新月異。但是在這我們目睹的集權管控的同時，我們或許也不能不同時看見正在發生的改變。在2005年，據統計有9萬多次的大型群眾示威和抗議事件在中國發生。這代表人民的權利意識在快速成長中，2003年甚至被中國媒體稱呼為「維權年」：年輕的律師協助農民控告政府侵權，中產階級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上法庭，作父母的爭取教育權，愛狗的上街呼籲尊重「寵物權」等等。

我認識到的是，中國並非一塊鐵板，它的價值觀也在分裂中，而且在我們比較看不到的內部，價值正在進行彼此的拉鋸。全球社區的責任可能就在於，深刻認識這個價值觀在變動中的新中國，然後清楚知道我們要做些什麼，不做些什麼，才能使中國內部理性、開放、和平的那一半力量在價值的拉鋸中得到上風。

台灣有人權問題？

諸位可能覺得奇怪，台灣有人權問題嗎？

這樣說，假定我們有這麼一個小社區，因為什麼理由，我們不准許這個社區裡的人出席任何會議，參與任何決策，我們不准許他們出現在任何全體社區的慶典、哀悼、紀念的重要場合上，而且，我們禁止這個社區的領袖離開他的社區進入我們的範圍內。甚至於，如果大社區失火了，我們不通知他們。甚至於，我們不准許他們以自己的名字稱呼自己。

請問，這叫不叫人權侵犯呢？

就經濟力來說，台灣是全球第15大經濟實體。就人口來說，台灣是全球200多個國家中第48大。但台灣被摒除在幾乎所有國際組織之外。它必須用金錢來「買」外交。它的領袖出行時，受盡羞辱。陳水扁總統在2006年「迷航」 國際，固然是他個人的行事方式極為可議，但是他所招來的屈辱，不是他個人的屈辱，是整體台灣人的屈辱。

國際社區對於台灣在政治上的孤立處境，是有所瞭解的，但是我認為，國際社區對於這種孤立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它對台灣人民傷害的程度，沒有絲毫認識。並非只在政治領域台灣被「隔離」，「隔離」其實滲透所有層面：藝術、學術、公共衛生、 教育，所有領域。就以藝術來說，譬如在威尼斯展中，台灣無法在公共的國家館園區中展出，必須在區外另找場館，而已有的展館，還要年年擔憂是否保存得住。

最突出而尖銳的例子，當然是「非典」事件。疾病爆發時，台灣衛生官員緊急知會世界衛生組織，要求其提供資料和協助，得到的答案是，你不是會員，請去找北京。但是在疾病爆發初期，北京官方根本還沒準備好如何處理自己的問題。

台灣的2300萬人先是經過37年之久的戒嚴，戒嚴就是一種鎖國，然後在戒嚴的後期，又開始了長達35年的國際封鎖，一直到今天。37年戒嚴和35年封鎖，不可能沒有「症狀」出現。2006年一份台灣雜誌的調查結果是驚人的：

80％的台灣人不知道聯合國總部在哪裡

80％的人不知道諾貝爾文學獎在哪一個城市頒發

80％的人說不出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裡

60％的人說不出德國用什麼貨幣

60％的人說不出雅典在哪一個洲

你不能以為這個調查是在偏遠鄉村裡做的，不，它的主要調查對象是在台北，而台北的人口，是華人世界裡平均教育水準最高的城市。

聯合國成員怎麼解釋？

所謂國際，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共同的全球社區，而台灣人完全被剝奪了參與全球社區的社會權和文化權。諸位是否知道，剝奪社會權和文化權，是違反聯合國的人權憲章的。

請讀一下聯合國人權憲章第2條和第22條的條文：

— 本章所涵蓋之權利，不可因個人所屬的政治、司法或國家的國際地位而有受影響，不論他所屬的是獨立的，託管的，不自主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主權管轄。

— 透過國家的努力或者國際的合作，每一個個人都有經濟權、社會權和文化權，這些權利對於他的尊嚴和個人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西歐國家都是聯合國的成員，請問你要怎麼對台灣的孩子們解釋這兩個條款的精神呢？

為了世界和平

37年的自動封鎖，35年的被迫封鎖，不論自動或被迫，人民何辜？今天國際對台灣的孤立和「遺棄」，使台灣人覺得，他們因為爭取到了民主而反受「懲罰」。全球社區一旁冷眼觀看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孩子，明明在全球化的大村子裡頭成長，他們稟質優秀而且加倍努力，但是他們被剝奪了全球公民籍，也被剝奪公民的基本尊嚴。

這種剝奪的傷害後果是雙重的：

一，台灣的民主無法做實質的提升。請諸位告訴我，一個完全無法參與國際事務，無法從國際事務中得到演練，更無法對國際盡責任、負義務的社會，有可能成為高品質的民主嗎？

二，台灣的孤立持續，人民的挫折加深，對於孤立的「始作俑者」─中國─的敵意更強，與中國對抗或分離的意願也就更甚，台海衝突的可能性，更高。

國際社區要關心台灣處境，不是只為了台灣人，而是為了全球村本身的安全。邏輯其實這樣簡單：在中國尋求現代化的路途上，台灣經驗──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是中國一個最重要的參考系。如果說，一個開放、理性、有公民參與的中國對於世界的和平穩定是必要的，那麼全球社區就不能不重視台灣的重要。也就是說，台灣的民主愈得到全球社區的支持和呵護，台海的穩定，世界的和平，就愈得到保障。

國際對於台灣的封鎖，對於台灣孩子全球公民人權的剝奪，你不能視而不見，它必須停止，不僅只為了台灣，更為了國際的和平。

（本文係龍應台應英國劍橋大學之邀，擔任今年度「川流講座」學者，於5月17日所作公開演講的講稿內容摘要）

原住民、早住民與新住民

原住民、早住民與新住民Original, Early and New Inhabitants
戴寶村／Tai Pao-tsun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2001-12-17 載於台灣歷史學會[台灣之窗]

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通常有所謂原住民、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四大族群之分，多元族群形塑台灣豐富多樣的文化，而觀察瞭解族群關係的歷史演變，及族群意識發展出的台灣人的認同，乃是建立台灣為一永續發展國家必須面對的課題。本週「台灣歷史之窗」特別邀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戴寶村執筆，以「原住民」、「早住民」與「新住民」三個名稱重新定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不同族群，除述說各族群文化之演變與分流，亦闡述各族群關係與生活上之融合，多元文化的命運共同體乃台灣國家建構的歷史與未來。

原住民族--被邊緣化的族群歷史

台灣的原住民族分成十族，目前還在擴衍分族中；39萬人口僅佔台灣總人口的1.7%，各族人口差別甚多，分佈地區又廣，一世紀前才由部落社會編納入近代國家體制，由於長期受外來政權機制的統治及資本主義經濟衝擊，加上文化教育改造，使原住民族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一直處於低落化、邊緣化的處境。

近年來隨著原住民社會運動與政治民主化的走向，原住民事物才成為比較受重視的公共政策，各級政府設立原住民事務部門，教育文化方面也漸有改善。平埔族原住民與早期漢人移民混融而喪失期族群文化特徵，但「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俗諺和陳順勝、林媽利醫師有關台灣人遺傳基因的研究，提供了台灣人原生論的認同基礎。

文化再興喚起族群意識與族群認同

平埔族歷史、祭儀、音樂等的文化再現，使一些人重新發現自我而要「脫漢入番」，移居到花蓮的噶瑪蘭（Kavalan）人提出列入原住民第十族的要求，因邵（ Sao ）族已正名成功，他們可能繼續推動歸屬第十一族原住民的訴求，而十族原住民則有再分族的現象，如花蓮的太魯閣（Truku）族也一直想從泰雅（ Atayal ）族分立出來。另外，原住民為了進一步爭取其族群權益，鄒（Tsou）族和達悟（ Tao ）族已在醞釀自治運動。漢人從原漢關係追求尋根認同，原住民的族群運動則呈現追求公平權益，同時也在建構族群認同。

原住民的移民因素與定居初期

漢語系移民主要來自中國福建、廣東，因而有福佬（ Holo ）客家（ Hakka）之分，福佬人口約佔 70%，客家人口約佔 15%，相對於原住民實可合稱為「早住民」。早住民受迫於人口壓力的經濟因素而冒險渡過黑水溝來台，因此有「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六死三留一回頭」的心酸諺語。
早期移民以「賺食人」的心態打拼開拓生活的園地，面對清帝國政府的劣政污吏經常豎旗抗官，不過卻從未成功，如1786-1788年林爽文起兵反清，一度控制近半個台灣，是清代台灣最大規模民變，但因缺乏號召全島住民的政治理念和動員機制，林爽文軍隊南下想進攻台南府城，在嘉義遭到同屬漳州祖籍的諸羅城人守城頑抗，客家人基於保衛鄉土安定家園的觀念，也助清軍平亂。林爽文終於失敗被殺徒留「爽文路」、「爽文坑」的地名而已，相較於同時期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戰爭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美、法兩國的獨立建國與君主立憲，開創歷史影響全世界，林爽文的反清只是「官逼民反」的原始反抗而已。

族群屬性漸模糊，福佬、客家一家親

清代台灣的福、客、漳、泉族群因語言、習俗、信仰有別、經濟資源的競爭加上清政府「分化利用」的統治政策，使異族群人民一再爆發分類集體械鬥，甚至造成族群關係的刻版印象化。然而隨著落地生根的生命史歷程而「在地化」，所謂：「一代親二代表三代散了了」，終而「金門不認同安，台灣不認唐山」。清治末期一八八四年法軍攻台，不分福、客人士均出力抗法，「西仔來打咱台灣，大家何齊來打番（法國人）」的諺語就是台灣人敵愾同仇的表徵。

日本治台之後，有效率化的行政、全島交通體系的建立、語文資訊傳播等更有助形塑全島的一體性。如今已漳、泉難分，很多人對自己的族群屬性已相當模糊。這些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福佬客知道自己是「客底的」，原來福佬、客家一家親，早已創造「Halo」一族。

從「外省人」到「新住民」--「芋仔」、「芋蕃」在台灣

一九四九年，約一五○萬中國大陸各省人民移居台灣堪稱是上世紀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移民，這些移民及其後裔長期被稱為「外省人」，隨著歷史的推移，此用語今日已不盡適用，尤其是「台灣省政府」的「省」等成動詞用而廢省之後，應該用帶有動態演變的「新住民」來取代外省人一詞。新住民因移民時間、地區、背景、居住分佈、職業、心態等與早住民有所不同，加上二二八事件與長期不民主的威權體制政治情勢，造成所謂的省籍問題，族群關係問題過去在國民黨營造全民團結的假象下隱而不顯，然而族群要素常在自然或有意的情況下，對政治事務發揮動員機制的作用。

新住民的落地生根

早住民與新住民族群有所不同是自然現象，但是差異未必就會對立。半個世紀來，異時移民群共處海島台灣的生活空間，接受相同的教育，超過百分之二十的異省通婚率，尤其新住民移台時和清代一樣是男多女少，「芋仔」和「蕃薯」所生的「芋蕃」就是「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再版。名作家馬奎斯曾言：「一個人若沒有他的親人埋葬在他所生活的土地，他就不是屬於這片土地的人」，這是從生到死認同歷程的最佳詮釋。目前從新住民的「開台祖」算起也已進入第三代，用三代在地化落地生根的角度來看，新住民也都同樣是台灣人。

族群融合，營造永續發展的生活環境與國家

原住民、早住民、新住民間有族群文化差異，族群因素影響政治動員也是常態，這些並無礙於立基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國家建構。早在一七二一年，由朱一貴反清事件而激起族群分類對抗，隨清軍來的藍鼎元就曾呼籲台人：「…汝等客民與漳、泉各處之人，同自內地出來，同屬天涯海外、離鄉背井之客，為貧所驅，彼此同痛，幸得同居一郡，正宜相親相愛，何苦無故生嫌隙，以致相仇相怨，互相戕賊？」因此台灣人無論先來後到，應該相互瞭解，欣賞不同族群的語言、文化，建立人地相依的在地認同，營造永續發展的生活環境與國家。

一種新剝削形式：俄羅斯、印度和台灣

本文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王杏慶 (南方朔) 2007-07-23
原文來源：中國時報

有關「剝削」的問題，近代學術思想界荒廢得已經很久了。縱使有人研習，也只把「剝削」視為個體或個體經濟的層次。但到了近年，由於世界的變遷，許多政府的短視無能，新型態且大規模的總體式剝削已日趨普遍。當代學者沃塞默(Alan Wetheimer)、謝克納(JudithShklar)等即指出，「剝削」已成了一種人們在日常生活裡即可隨時遇到的現象，而且「總體式剝削」已日益普遍，「剝削」已應當做一種獨立的現象來研究。

而「總體式剝削」特別是國家機器的角色，我們可以舉俄國的莫斯科為例。從2006到2007，莫斯科已連續兩年成為全球生活費用最昂貴的城市。如果把在紐約生活的平均花費設定為指數100，莫斯科整整高出了34.4%，倫敦則高出了26.30%。這意謂著一個紐約的中產階級到莫斯科生活，他就會發現自己居然變成了窮人階級。而莫斯科之所以生活費用騰貴，主因當然是俄國本身新富階級的熱錢，以及國際游資，加上俄國本身黑道的金錢，合力炒高了房價與物價所致。由於俄國本質上仍是貧窮社會，於是普通莫斯科人遂必須面對高房價高物價持續的剝削。

在莫斯科舉世第一昂貴這種假性繁榮下，所隱藏的是普遍市民的被嚴重剝削。以及暴露在這種剝削所造成的色情氾濫、竊盜大盛、黑道橫行等風險中。普遍莫斯科市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卻承擔了政府施政錯誤的一切後果，這種嚴重的物質和身心受到剝削，那剝削的源頭不是國家機器又是甚麼？英國「經濟學人訊息中心」做了一個全球最適生活城市調查，第一名是加拿大蒙特婁，莫斯科連排名都進不去。當一個政府由於觀念偏差、施政錯誤，造成國家資源的錯置，而讓平民受到經濟扭曲下的被剝削，由這個例子已可看出「總體式剝削」是如何的嚴重了。

由莫斯科這個例子，就必須再提另一個更值得警惕的例子─印度了。

近年來印度為了追求高成長，而對外國財團和當地財團特別溫馴。它藉著引進外資─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投入股市房市，而本身則以低利率，快速的信用擴張，單單去年，印度對公司及家庭的信用擴張即達百分之卅，為中國大陸整整兩倍，今年上半年則持續擴張又再百分之廿八。由於擴張所造成的通貨膨漲率最高達到百分之六到八，遠遠超過短期利率，於是社會資金更加被導向到股市和房市，更造成股市房市的狂飆，以及物價的騰貴。

在過去一年裡，印度已出現平民階層反抗物價的流血暴動；也出現印度政府為了炒作房市而徵收貧民用地，貧民社區也流血反抗的多起事件。印度追求短期繁榮假象的結果，和莫斯科相同，都是使得普通人民遭到嚴重的剝削，而除了剝削外，更嚴重的是印度由於資源排擠效應，它在改善教育、強化基本建設，以及為了進一步發展所必須的電力設施等方面皆無力管制。印度五年計畫的電力計劃落後百分之五十，農村青少年的教育和婦女文盲高達百分之五十等皆毫無改善。包括印度裔英國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皆已指出，當缺乏基本面改革的支撐，印度即難有可持續的共享式成長。

由莫斯科和印度這兩個由國家機器帶頭，炒高了股價、房價和物價，而讓普通人民受到嚴重剝削的戲劇性倒證，當今台灣非理性的財經狂亂景象，其實已有了極佳的參考指標。繼股市房市狂飆後，它第二階段以剝削人民為主的效應已告出現。我們已可預估到，我們國家機器為了選舉目的而炒做股市房市，它所造成的物價狂飆已告登場；到了第三階段，就會像莫斯科和印度一樣，受到剝削的人民將會色情及犯罪大盛，暴露在這種風險下的民怨也將日益升高。治國從來就沒有簡單而只求短線效果的方法，搞短線的結果，最後必然是一切負面效果全部湧現，肥了外資與財團，而讓人民遭受到最重的剝削之苦，本國有限的財政及金融資源也加速的被掏空！

因此，台灣的普通善良百姓，甚麼事情也沒做，卻即將遭遇到物價飆漲之苦。這乃是一種以國家機器為主導的剝削，國家機器創造出一種情勢，使得人民在消費行為上蒙受到「不公平的交易」狀態。而「不公平的交易」，即是剝削。民進黨政府目前所做的剝削，乃是剝削中產市民以及小生意人階級以圖利財團的新剝削模式。

其實，國家機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剝削調控的角色，並非始於今日。多年前，哈佛商學院教授愛莉絲．艾姆斯登（Alice H.Amsden）在一項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裡即指出，台灣在日據時期為配合「工業化日本，米糖化台灣」的策略下，即對台灣農業建構出強勢的管控體系。台灣光復後，這個體系即被國民黨政權接替，成了抽吸資本進入工業部門的通路，這雖是政府的調控作為，但對農業部門而言，這種農工部門的資本流動當然是一種剝削。這種剝削率在一九五三至六八年間，其平均年增率達百分之三點八。它主要是透過肥料換穀這種「不公平交易」而完成的。當時台灣肥料價格比國際平均價格昂貴了百分之四十，這就是剝削率。

國民黨時代，國家機器的剝削模式乃是剝削農業部門而將資本導入國營企業和當時的中小企業部門，它所依靠的則是日據時代那個舊體制。而今天民進黨所展開的國家機器剝削，所依靠的也還是繼承自國民黨那個時代的體制。但剝削對象已變，它是在剝削普通市民階級以灌溉外國及本地財團，而其終極目的，當然是要藉此保衛政權。由當今新剝削關係，如動員國家控制的退輔費基金和勒令行庫拉抬股市房市，也的確顯示出台灣的經濟，在本質上仍是一種「統制性經濟」，台灣的市場仍必須向政治低頭！

今天的台灣，其實已走在莫斯科和印度的舊路上。政府為了營造繁榮假象而炒高股市房市，這種炒作方法，錯置了國家資源，扭曲了工商業對利潤計算的方式，不必國際油價及原物料價格上漲，它本身就已具有拉抬物價的動力，這種物價動力再加上國際價格上揚，自然一發不可收拾，而積極的被剝削者當然是普通市民階級。

目前全球已走到景氣循環的向下波段。歐洲房市已告停滯，美國的房市也出現疲態，消費也同樣日益趨緩。台灣趕在這個末段時刻炒做股市房市，它的可持續時間已注定不會太長，物價的快速狂漲即是證明。它會給台灣甚麼樣的災難，可能已值得我們未雨綢繆了！

國家

本文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作著：龍應台_2007/11/02
原文來源：中國時報-三少四壯集

我驚訝萬分地發現，台灣人有一個日常詞彙在香港是從缺的。

在台北，人們來來去去，宴會上碰面時的相互問候往往是；「回國了嗎？哪天再出國？」

七百萬香港人住在一個大機場旁邊，人們每天在那裡進進出出，機場簡直就是香港人家門口的巴士總站──到任何地方都要從這裡進出。但是，他們離開香港不說「出國」，回到香港不說「回國」。顯然在香港人的意識裡，香港不是「國」，而且，不屬於什麼「國」。那麼，他們怎麼說呢？

我豎起耳朵仔細地偷聽，發現，他們是這麼表達的：

「我明天要去上海。」

那可不是「出國」。

「曾蔭權昨日返港。」

那可不是「返國」。

報紙會說，「金牌選手踏進機場，受到港人熱烈歡迎」，但絕不會說，「金牌選手返抵國門，受到國人熱烈歡迎。」沒有「國門」，只有「機場」；沒有「國人」，只有「港人」。

香港人在談香港的時候，絕不會用到「國」這個詞。當他們真的用到「國」這個詞的時候，通常指的不是香港，而是另一個地方──那個很大、很大的羅湖以北的中國，或者是維多利亞港邊矗立的那個「解放軍大樓」。香港有立法會，但不是「國會」。有官立小學，但不是「國民」小學。有香港大學，但不是「國立香港大學」。有人會高喊愛港，但請不要把愛港和愛國混為一談，一轉成「愛國」，就變成完全的另外一套含意。在香港，「國」這個詞，是保留給中國獨家專用的。

台灣人可大大不同。人們總是在「出國」「回國」，總統出國之後要返抵「國門」，他要對「國人」有所交代。知識份子關心的是「國事家事天下事」，被政府尊為專家請回來的海外學人，出席的是「國是」會議。價值觀上起辯論時，「國情不同」常被提及。軍事基地中最大的標語還是「效忠國家」。學生在學校裡說的是「國語」，學的是「國文」。撕頭髮、丟茶杯、打成一團的是「國會」，「國會」裡頭大聲咆哮爭吵的是「國歌」、「國旗」、「國徽」要不要換的問題。都市重新組織時，做的是「國土規劃」，經濟問題的討論，鎖定在「國力」的提升上。

因為對「國家」究竟是哪一個發生了錯亂──中華民國到底還要不要，台灣民主國究竟是玩真還是假，都弄不清楚了，所以才漸漸捨棄行之多年的「愛國」之說，而改採「愛台灣」的口號來動員群眾。除此之外，「國家」還是在人們的心念裡的。大學校長們開會的時候會說，「我們要為國家培育人才。」知識份子痛心疾首的時候，會說，「今天的台灣，國不國，君不君，沈淪矣！」紅衫軍在廣場上守夜時，從婆婆媽媽們嘴裡最常聽見的兩句話，一句是：「有這樣的總統，叫我怎麼教育孩子啊！」另一句就是，「國家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在維多利亞公園裡，那第二句話翻成廣東話就會變成：「香港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國家」這個詞，在香港人的意識裡，是個比較遙遠的、沒有輪廓的東西。

但是，香港的歷史多麼複雜。到八十年代，每年十月十日還有很多門戶裡會竄出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一年一度，在風裡飄舞。跟現在的台灣也許沒關係，人們帶著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國家」意識，繼續以一面旗表達心裡的感覺，那種感覺，可能很混沌，說不清道理，也許只是一種情緒，一種記憶，一種和過去的人與事的鄉情連結，是一種私密的個人歷史情感，和政治理論與歷史真相甚至扯不上關係。

我碰見這麼一個禿了頭的出租車司機，知道我是台灣人，一面開車一面就說，「我是調景嶺長大的。從前讀書的獎學金都是中華民國救災總會發的，畢業後還被送到台灣去做三個月的技職培訓。很感激。到現在都還覺得，一直沒有機會回報，掛在心裡。到今天，聽到國歌，我還覺得很激動。」

從後視鏡裡看他，看不清他的臉，但是他低沈的聲音，充滿了滄桑和情感。

莫那魯道與台灣原住民的反抗運動：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文／戴寶村本文取自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歷史教室

本文提要●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1）霧社事件產生的背景　　
1915年，日本對台灣原住民的強力鎮壓之後，霧社就成為日本的山地模範部落。當地風景優美，位處台灣中部，交通四通八達，為日本人控制中央山脈地區的重要基地。日本人在霧社設立學校、警察局、郵局、旅館、醫療所、樟腦會社等機構。1930年發生霧社事件之前，當地除了原住民之外，還有157個日本人、111個漢人，以及144個採樟腦的工人。
當時住在霧社的泰雅族有11個社，共有2178人。在這11個社當中，直接參與霧社事件的有波阿倫（Boalun）、荷哥（Hogo）、洛多夫（Lodofu）、馬赫坡（Mahebo）、速庫（Sunku）、塔羅灣（Talowan）等6個社，另外，陶渣（Tautua）和托洛克（Tolokku）兩個社後來成為親日的「味方蕃」，他們會和泰雅族其他的社發生對立，是有原因的。
1897年，日本的深堀大尉率領一個探險隊進入中央山脈，被托洛克社（Tolokku）所殺，日本就利用馬赫坡社（Mahebo）來壓制托洛克社，以製造不同部落之間的敵對。巴蘭（Parlan）社則保持中立，霧社事件發生後，曾扮演和平使者勸莫那魯道投降。萬大社和白狗社因為距離較遠而沒有參加。
（2）霧社事件發生的原因　　
山地資源被日本人掠奪：台灣的原住民沒有土地所有權的觀念，他們採用游耕，打獵時又跟著獵物跑，所以重視的是土地使用權。而日本是個現代體制的國家，認為台灣歸屬日本，人民就要變成日本人，土地也是日本的，土地的資源如果認定不是私人所有，就要成為公有。這樣一來，對原住民生活的空間、經濟的領域就是一種掠奪，日本對山林資源的開發，使原住民的獵場大量減少。　　
日本殖民政府與部落社會產生嚴重衝突：日本派很多警察駐在山地，警察的權威超越了原來部落的領袖，對原住民部落造成很大的衝擊。
（3）莫那魯道的生平（1882～1930）　　
莫那魯道（Mona Rudao）1882年出生於霧社馬赫坡泰雅人部落，為馬赫波首領魯道巴伊 （ Rudao Bai ）的長子，1930年10月27日，他領導發動霧社族人起義抗日，爆發震驚島內外的「霧社事件」，他的兩個兒子塔達歐莫那（Tadao Mona）和巴薩歐莫那（Bassao Mona）也參與其事。1930年12月1日，莫那魯道自殺身亡。
（4）霧社事件　　
1910年時，波阿倫、荷哥、速庫、陶渣、托洛克等諸社就伺機要反抗日本，但尚未行動就被日本察覺而有50多人遭到捕殺，莫那魯道因為被日本邀請赴日參觀而未參與其事。1920年，沙拉馬歐社（ Salamao）起事抗日，莫那魯道打算參加而被日本列為「不良蕃」，長期受日本人監視。1924年，埔裡大拜拜，很多山地警察都去參加，霧社反抗日本幾個社想要藉機起義抗日，但是因為陶渣社告密而放棄。由此可知，1930年的霧社事件是延續先前的抗日行動，並不是突然發生的。　　
1924年代，有幾件事引起泰雅族人起來抗日。日本人為了要將霧社建設為示範部落，就利用原住民從事各種建設工作，勞役工作未能配合原住民種植小米或打獵的時間，原住民的經濟活動因而受到妨礙。日本又刻意付給原住民偏低的工資，1930年霧社事件之前，平地漢人一天的工資是60錢，原住民則是40錢，霧社的原住民只有20到30錢。日本人又故意到和日本人敵意很深的馬赫坡社後山「西仔希克」去採伐建築用材，「西仔希克」是馬赫坡社的狩獵地，也是霧社放群祖先發源的聖地。這件事對馬赫坡社的打擊很大，使他們對日本人產生仇恨心理。日本人在分配工作時，依照和日本人的合作程度來分配不同的工作，例如讓最親日的陶渣社去做簡單的整地工作，叫巴蘭社採砂石，卻叫和日本對立最烈的荷哥及馬赫波社去砍樹，並且要求他們把砍下的樹扛回來以免損壞樹枝，原住民不習慣用扛的而常常用拖的，因此就常挨打挨罵，他們對日本人的仇恨因而更深。　　
另外，原住民婦女和日本人之間曾經發生一些問題。日本人在統治台灣的50年當中，很少和台灣人結婚，不過，日本政府卻鼓勵駐在山地的日本警察和原住民領袖的女兒結婚，這樣，可以讓日本警察安心住在山地，同時，和原住民領袖結成姻親，可以加強對原住民的控制。但是，日本警察對原住民婦女常常有始亂終棄的情形，例如，莫那魯道的妹妹特娃斯魯道嫁給日本警察近籐儀三郎，後來近籐被調往花蓮，最後竟然失蹤，特娃斯魯道只好再回到霧社，莫那魯道因此深恨日本人。還有泰雅族婦女被騙往日本淪為娼妓的事情發生，造成原住民的不滿。有一位巡查吉村克己曾玩弄多位原住民婦女，還冒犯了馬赫坡的婦女，更加深莫那魯道的仇恨。
1930年10月初，馬赫坡社正舉行婚禮，殺豬宰羊設宴歡飲，吉村克己路過時，莫那魯道長子塔達歐莫那招呼他飲酒，吉村卻以塔達歐莫那滿手獸血而將酒杯打掉，雙方因而發生鬥毆。事後莫那魯道曾前往駐在所向吉村賠禮，吉村不肯接受，雙方對立的情況又加深。　　
以上種種的長愁短恨，終於促使霧社的泰雅族人決定起義，在1930年10月26日晚上商量妥當，利用第二天舉行運動會時殺害日本人。他們將起義日期定在10月27日是有原因的，當初日軍來台的近衛師團是由明治天皇弟弟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所統率，而北白川宮於10月27日死於台南，所以，10月27日就成為台灣神社大祭典的日子，泰雅族人認為這是起義的最好時機，利用運動會升旗唱國歌為信號，衝進會場，發動總攻擊，殺死日本人134人。當時住在霧社的200多個漢人當中，只有兩個被誤殺，一個是叫做李彩雲的小女孩，因為身穿和服被誤認為日本人而遭殺害，另一個是開商店的劉才良，不小心被流彈射殺。事件發生之後，原住民就切斷對外交通的吊橋以及電話線，搶得日警槍枝彈藥。日本派出大批軍警鎮壓，到12月8日霧社事件告一段落為止，日本動員軍隊1563人，警察1231人，軍伕1381人，並且動員了親日的「味方蕃」共5311人次，甚至動用飛機，據說曾施放毒氣彈，並散發傳單，呼籲原住民投降。　　
日本統治台灣，1920年代開始由文人擔任台灣總督，軍事文治分開。當時日本在台灣設有「台灣軍司令部」，地點就在現在愛國西路的海岸防衛司令部（過去的警備總部）。霧社事件發生後，台灣總督和台灣軍司令曾商量是否要派軍隊鎮壓，也向日本國會報備，經過行政程序，最後決定派兵鎮壓。當時為了造成泰雅族彼此的敵對，日本人鼓勵他們出草，定出獎金以獎勵親日部落去殺害起事的那些部落：殺掉頭目可得200日幣；殺壯丁得100元；殺婦女得30元；殺，這是非常殘酷的。　　
霧社事件起義的6個社當中，能作戰的壯丁共1236人，最後有644人死亡，其中267人被殺，290人自殺。莫那魯道他們退到馬赫坡後面的洞穴之後，日本用炸彈炸不到那個洞穴，但是他們實在沒有辦法反抗，最後就全部自殺。泰雅族人都是以上吊的方式自殺，從當時日本人所拍下來的照片可以看到，一棵樹吊了很多人，以至於樹枝都彎曲下垂。有的婦女為了讓男子沒有後顧之憂而勇敢作戰，就自己先自殺，十分悲壯。莫那魯道後來看到大勢已去，把妻子打死，就在山上洞穴自殺了。他的屍體沒有完全腐化，有一半變成木乃伊，1934年才被尋獲，送到台北帝大當作人類學標本，後來才被送回霧社安葬。　　
在起義的6個部落1000多人當中，有500多人投降，其中包括老弱婦孺，共514人，日本人稱他們為「保護蕃」，將他們收容在霧社。1931年4月25日，日本又縱容陶渣社去屠殺那些保護蕃，共殺了216人，有的逃走，最後只剩下298人，被遷移到北港溪上游的川中島（現在仁愛鄉互助村清流部落）。因此，霧社事件起義的那6個部落的族人，目前已經不住在霧社了。事件之後，日本人把霧社地區的土地交給和那6個起義部落敵對的部落。但是，當初基於部落之間的仇恨而被日本人利用的親日蕃，他們下場並不很好。
（5）高砂族義勇隊　　
十六世紀日本德川時代就注意到台灣，當時稱台灣為「高砂國」，後來日本人稱台灣的原住民為「蕃」。1920年開始，日本以文官擔任台灣總督，對台灣人採取同化制度。1923年，當時的日本太子（後來的昭和天皇）來台灣巡視，為了表示內台一體，就不再稱台灣住民為「蕃」，而改稱「高砂族」。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以後，又把「高砂族」改為「高山族」，簡稱「山胞」，分為「山地山胞」和「平地山胞」兩種，這是十分奇怪又沒有意義的分法，所以現在全部要改為「原住民」這個稱呼。　　
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時，日本發現台灣的原住民很會打叢林戰，於是從1942年在台灣徵志願兵開始，就徵調原住民往南洋作戰，就是所謂「高砂族義勇隊」，總共有4000人之多，犧牲很大。有一個阿美族青年李光輝，不知道戰爭己經結束了，在南洋的叢林裡躲藏了20多年才被人發現，他回來台灣之後，因為抽煙太多，不久就得肺癌而過世。

莫那魯道與台灣原住民的反抗運動：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文／戴寶村本文取自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歷史教室

本文提要●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1）理「蕃」事業

政治力量較深刻地介入台灣的原住民，是在日本人統治台灣以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已經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政治力量和法治的秩序都非常制度化，軍隊和警察也都是現代化的制式武力，所以，日本佔領台灣時，很快地就將漢人的武裝勢力完全鎮壓，這時日本還沒有時間去處理原住民問題。
1895年到1906年之間，日本對台灣原住民基本上採取「懷柔」和「放任」的政策，因為原住民住在山區，沒有主動下山攻擊日本人，不會危及日本的統治政權，因此，日本就在山區附近設撫墾署以安撫原住民，設立「隘勇」，不讓原住民下山，又成立「蕃童教育所」來教育原住民。
另外一種懷柔的方式是招待原住民的部落領袖到平地參觀，甚至請他們到日本參觀，讓他們見識軍艦、炮火的威力，目的是要讓這些原住民領袖對日本產生敬畏心理。　　
1906年之後，日本對台灣的原住民開始採取嚴厲的鎮壓方式，因為這時候的台灣總督是佐久間左馬太。佐久間左馬太生於1844年，卒於1915年，他在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時，曾以中尉身份帶兵攻打牡丹社，當時日軍受到原住民強力的抵抗，加上水土不服，很多日兵得到傳染病而死，因此，佐久間左馬太對台灣的原住民深懷仇恨，等到他擔任台灣總督時，就以嚴厲的手段鎮壓台灣的原住民。
另一方面，台灣漢人對日本的抵抗已經告一段落，日本就有餘力來處理原住民的問題。1906年到1909年，日本首先實施隘勇線推進，也就是將山區邊緣的警察往山地推進，築鐵絲網，甚至在網上通電。到了1909年，日本在台灣山區推動的隘勇線共有470公里，幾乎把台灣的原住民全部困在山區。　　
1910年，擬定五年理「蕃」計畫，編列1630萬日幣推行這項計畫。日本政府對付南部的原住民是採取和平的方式，對濁水溪上游以北的原住民則採取武力鎮壓，因為濁水溪上游以北主要是泰雅族分佈的地區，台灣和外來勢力的互動關係當中，泰雅族的表現最強悍，受到外力的壓迫也最大。當時，濁水溪上游以北，大甲溪上游、大安溪上游，新竹靠山地區，桃園靠山地區等範圍內的原住民，都是日本人鎮壓的對象。例如日本為了鎮壓竹東內灣的泰雅族而在一千八百公尺高的山上建了一個李棟古堡，現在仍矗立在山頂。

（2）1914年太魯閣戰爭　　

這是佐久間左馬太鎮壓台灣的原住民所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主要的戰場是在現在的合歡山地區，包括花蓮木瓜溪上游及立霧溪上游一帶，當時是太魯閣蕃的居住地。據日本人調查，當地有97個部落，總人口約一萬人，能作戰的壯丁有三千多人，是一直未歸順日本的泰雅族部落。1914年五月，日本動用了3108個士兵，3127個警察，及4840個軍夫，總共一萬多人，去攻打總人口一萬多，只有三千多壯丁的「太魯閣蕃」。
這場戰爭從六月一日到八月初，在二千多公尺的山上進行了80天，當時日本所設的軍事基地，就在現在合歡山上的陸軍寒訓基地。當時已經70歲的佐久間左馬太還親自到合歡山督導日本軍警作戰，六月二十六日，他在Selaohuni社從1424公尺的懸崖上墜落而受傷，第二年（1915年）八月一日去世。　　
經過日本的武力鎮壓之後，內山的台灣原住民再也沒有能力反抗了。在鎮壓原住民的過程當中，日本政府徵調了很多靠山地區的人去當運補彈藥和糧食的軍伕，台灣人民苦不堪言，所以，已經平息很久的漢人反抗運動，又在1912年和1915年爆發，例如林杞埔事件、土庫事件、東勢角事件、台南六甲事件等等，就是和日本人鎮壓原住民而大量徵調軍伕有關。　　
1915年的大鎮壓之後，台灣的原住民已經無法大力地反抗，日本就採取懷柔和教化的方式，繼續設隘勇，派很多警察入山，開闢很多警備道路，在山上蓋很多駐在所，警察住在山上，維持治安之外，也教育原住民，並且嚴格管制槍彈。又山上設置山地學校，讓原住民接受教育。日本人注意到，原住民的衛生條件太差，有時會發生傳染病，這是他們出草的原因之一，所以，日本人就在山地設立許多醫療站以維護原住民的衛生。
另外，教原住民種稻、養蠶、養牛、養羊，減少打獵，改變他們的經濟型態，讓他們逐漸過定居的生活。為了改變原住民的經濟型態以及統治方便，就將原住民部落遷移到海拔較低的地方居住。
一般人都以為原住民是受到漢人的壓迫才遷到山去，事實上台灣這些南島民族要住在某種海拔的高度才適合生活，海拔太低的話，天氣熱又潮濕，很容易有傳染病，所以，他們多半住在海拔稍高的地區，例如布農族是住得最高的原住民，大約在海拔1500到2000公尺的地區，分佈在玉山國家公園一帶，也有的原住民是住在平地的，像阿美族就住在平地，所以稱他們為「山胞」是不對的。
這些原住民部落被遷村之後，有些人還一直想要回到舊部落，例如魯凱族的好茶部落被遷移下來之後，那些老人一直無法習慣而要回到舊部落，就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是在某種海拔的高度，遷到較低海拔的地區是不適合的。所以，日本將原住民的部落遷移下來，是為了方便統治，並不是純為原住民的生活著想。

莫那魯道與台灣原住民的反抗運動：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文／戴寶村本文取自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歷史教室

本文提要●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1）「山禁」至「開山」

1874年之前，台灣的漢人和原住民發生比較密切的關係之前，台灣的原住民（不包括平埔族，因為1874年時，平埔族的漢化已經很深）基本上仍保持南島民族燒墾、漁獵的原始經濟型態，是部落式、沒有文字的社會。現在(1994)台灣的原住民分為九族（或十族），人口約34萬，占台灣人口的1.7 %，大致仍保留他們原來的生活型態。

台灣原住民長期以來的部落社會，到1874年發生很大的變化。

1874年之前，清朝統治台灣採取「海禁」和「山禁」的政策。
「海禁」，就是不讓中國大陸的漢人移民來台，1970年代以後開始放鬆，至於對漢人完全開放則是1874年之後了。
對台灣的原住民則採「隔離政策」，有防隘設施，建土牛或立石分界，禁止漢人和原住民通婚，派「通事」駐在漢人和原住民邊界地區，實施間接統治，將原住民視同化外，意思是，清朝的政治、教育不及於原住民。因此，1871年排灣族人殺害琉球人的事件，日本找清朝政府談判時，清廷很自然地就表示那裡是清朝的化外之地，是他們所不能管轄的，1874年日本因而出兵牡丹社，就是所謂「牡丹社事件」。這個事件，台灣的原住民因為殺了外國人而和外國引起嚴重的糾紛，這使得清朝政府開始注意到台灣的原住民。　　

另外一個改變因素是經濟因素。1860年代，台灣開放通商之後，靠山的樟腦和山坡地的茶是很重要的經濟作物，要開拓這種產業的話，自然會和原住民發生衝突。於是，沈葆楨來到台灣之後，就提出「開山撫蕃」的政策，開發山地，北部由羅大春開闢從宜蘭到蘇澳，直到花蓮的蘇花古道，中部由吳光亮開闢八通關古道，南部由袁聞柝開闢從鳳山到卑南的台東古道，並加強後山的統治。這個政策使得漢人和原住民關係變得非常密切。　　

劉銘傳於1884年來到台灣，直到1891年離開台灣，這段期間他處理原住民的事務採取兩種方式：其一是設「撫墾局」，在大溪、屈尺、三峽、鹹菜棚（關西）、大湖、卓蘭、東勢、埔裡、恆春、卑南、花蓮港、叭哩沙（三星）等地設置撫墾局以開發山地資源，順便在當地成立一些教育原住民的教育設施，想要將台灣的原住民納入大清帝國的統治系統之內。但是，這種方法不容易達到目的，因為台灣的原住民仍然一直反抗漢人，漢人去開發山地資源時，常會遇到原住民的出草。
因此，劉銘傳就採用第二種方式來處理原住民的事務，就是以武力攻擊鎮壓。劉銘傳時代，攻擊台灣原住民地區的範圍很大，試舉兩例加以說明。

（2）「奇密社屠殺事件（1888年）與大嵙崁戰役　　

八通關古道開通之後，台灣總兵吳光亮駐紮在花蓮玉裡，當地的族群複雜；有阿美族，還有從南部遷移過去的平埔族。1887年，在大港口（今秀姑巒溪口）的奇密社有意歸順，吳光亮就要求他們次年繳納稻米以示歸順之意。1888年4月27日，165個阿美族人挑米來表示要歸順，結果，這165人被包圍在現在大港口一個軍營遺址內，其中160人被殺，只有5人突圍而出。這是帝國的勢力進入原住民社會後所發的一次嚴重的屠殺事件，這次事件發生的年代和美國在1890年12月29日，所發生的Wounded Kneel Su族事件很接近。奇密社事件發生的地點現在還很清楚，就在秀姑戀溪口港口國小旁清兵營舊址。　　
此外，清朝軍隊鎮壓的地區還包括新竹、大安溪上游，花東海岸等地區。1889年，清朝軍隊鎮壓東部原住民時，丁汝昌的北洋艦隊曾率定海號和永保號兩艘軍艦來到台灣，對著台灣東部的海岸山地砲轟。
台灣北部大嵙崁（桃園）是泰雅族部落的重要地區，當地又是北部樟腦的重要產地，劉銘傳的撫墾總局就設在大嵙崁。在山地資源這麼重要的地區，清廷鎮壓原住民時就發生非常嚴重的衝突。1891年，北部林維源和中部的林朝棟都曾出兵幫助清兵鎮壓大嵙崁的原住民。去年桃園縣立文化中心舉辦「回首桃花源」活動有一項是紀念大嵙崁戰役一百週年，像這樣，讓現在和過去互相對話，歷史才會有高度的意義。　　
台灣和美國的歷史有很多類似的地方，都有原住民的問題，很多事件發生的年代也很接近，例如1620年代，漢人來到台灣；五月花號也從英國到達美國，漢人遭遇到台灣的原住民，美國人也遇到美國的原住民（印地安人），彼此互相往來，也發生不少衝突，這些都是很類似的。我們讀台灣史，不要只侷限於台灣地區，還要比較其他國家的歷史，這樣才會更清楚。

莫那魯道與台灣原住民的反抗運動

文／戴寶村
本文取自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歷史教室

本文提要
●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本次的主題主要是以莫那魯道為例，說明長期以來台灣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原住民的反抗運動。首先先舉出幾個年代來襯托這個主題──

一六二四年，距今（一九九四）三百七十年，荷蘭人來到台灣，台灣的原住民第一次遭到外來勢力的衝擊。　　

一八七四年（一二○年前）發生牡丹社社事件，在這之前，來台灣的漢人雖已不少，但是因為經濟生業不同以及清朝政府採取隔離政策，漢人多居住在平原地區，和活動於靠近山區的原住民沒有什麼關係。

牡丹社事件之後，清朝政府開始重視山地統治及山地資源的開發而有「開山撫蕃」政策，這時，漢人和原住民之間才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不過雙方往往產生很多衝突。　　

一九一四年（七十年前），台灣史上發生一次本世紀初最大規模的戰役，就是日軍鎮壓合歡山區「太魯閣蕃」的戰爭。經過這場戰爭之後，台灣原住民大體上已經無法和日本人對抗。

一九五四年、（四十年前），白色恐怖波及原住民事件，湯守仁、高一生、林瑞昌等六人牽涉到匪諜案，被判懲治條例二條一的唯一死刑，於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遭槍斃。

一九八四年（十年前），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原住民運動開始發展。

從以上的幾個年代──

三七○年前的原住民；

一二○年前，漢人和原住民開始發生關係；

七十年前，日本軍警鎮壓原住民；

四十年前，政治的力量壓迫原住民；

十年前，原住民運動開始發展，這次主題將以莫那魯道為代表人物，來觀察台灣原住民的反抗運動。

再造中國 歷史給台灣的新選擇--南方朔

再造中國 歷史給台灣的新選擇

【聯合報╱南方朔／作家】

二○○九年是國民政府內戰失敗，播遷台灣一甲子，但換個角度而言，它也是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六十周年。這六十年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個偏安的終點，而是個複雜的旅程。過去的已成過去，那還未劃下休止符的未來，才是六十年後終究無法迴避的考驗。

過去六十年，從更細一點來分，其實可分為上下各卅年。在前卅年裡，兩岸仍處於「冷戰」結構之中而維持著高度的軍事對峙。台灣對大陸地面的軍事突襲到一九六四年停止，空戰則到一九六七年止，海戰則到一九六九年，金門相互射擊則到一九七八年。而後卅年則進入「冷和」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七八年實施改革開放，今年是改革開放進入第卅一周年，也是它和美國關係正常化卅周年，由六十年的這上下各卅年，它所代表的其實是雙方的消長，對台灣它已成了最急迫而嚴峻的考驗。

在這六十年裡，由於情勢的演變，台灣的意識形態先後有過一九五○至一九七○中期的「反共抗俄」，一九七○中期至一九九○中期的「革新保台」，以及一九九九後的「兩國論」與「台獨論」，以及二○○八年後的「不統、不獨、不武論」及「承認現實，互不否認論」。這四種意識形態，由於本質上都是一種偏安思維；而且愈到後來愈傾向於為了選舉考量，它不但不可能改變台灣內部政治，也無助於將兩岸關係從「冷和」的困境裡向上提升。

因此，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一甲子的此刻，台灣其實已面臨極為艱鉅的考驗。過去長期以來基於偏安心態，而形成的種種意識形態及策略，已完全不足以回應外在環境的變化，而真正足以使台灣致命的，乃是當台灣的政治人物，特別是領袖級人物只為了選票考量，對未來的方向與共識不嘗試，也怯於去做努力，而只是忽焉討好這個、忽焉諂媚那個。它只會讓台灣的內部政治更加混亂與對立，也更加的標準多重和最後搞到是非混淆。今天台灣的內部政治日益混亂，過去六十年所累積的成果正一點點的被腐蝕，最後不但輸了外面，也會輸了裡面。

因此，在國民政府遷台六十周年的此刻，人們在緬懷過去之際，真正重要的毋寧是從一個大歷史的架構下來為這六十年重新定位。兩岸分立，乃是過去千年積弱，百年內憂外患所造成結果，也給了台灣暫時偏安的機會。而到了今天，過去那種列強的結構業已鬆弛。台灣依憑列強庇護而圖謀僥倖的時代業已不再，這等於歷史已給了台灣一個新的選擇──那就是積極參與中國事務，去「重新創造」（Reinventing）中國，這才是台灣「新主體性」的出現，也只有如此，台灣那種被扭曲的悲情心態才可被超越昇華。

無論個人或社會，都必須去做一些雖然艱難，但卻偉大的事業。此刻的台灣，必須去創造六十年後的自己！歷史上有個最成功且偉大的先例，那就是僻處高地的蘇格蘭，在它和英格蘭「合一」後，開始主導英國，造就了工業革命、自由民主，以及整個大英帝國，甚至進而影響了美國。因此人們才說，「現代」是蘇格蘭人發明的。而台灣呢？


【2009/04/11 聯合報】@ http://udn.com/

台灣歌謠與生活Song and life in Taiwan

台灣歌謠與生活 Song and life in Taiwan
Reference :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楊麗祝／Yang Li-chu（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2001-12-03

就歷史研究的角度而言，知識階層的詩詞文集與官方的典籍文獻固有參考價值，民間歌謠中大眾生活的圖像勿寧更是鮮活。民謠的內容從歷史故事到社會軼聞無所不包，其中更有男女情挑、敘情相褒。歌句中道出庶民大眾的道德觀與價值觀；也訴說政權更替，人民的痛苦與無奈；對於日常生活的點滴也有生動的呈現。因此，不論是傳統社會中眾多的民謠或工業化、商業化後所產生的城市流行歌曲都紀錄了時代的的變遷與社會的集體意識，亦為大眾生活史的極佳史料。
本週台灣歷史之窗特別邀請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楊麗祝執筆，引領我們進入台灣歌謠的世界，由歌謠的內涵流衍，感受台灣日常生活裡另一種歷史風貌。

一般而言，我們可以將「歌謠」分為自然歌謠與創作歌謠，前者又稱為民歌或民謠，其特點是大多不知作者為何人，以口頭方式流傳，在流傳過程中其詞曲會因人時地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所以有人說民謠的作者就是民眾自己，它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特有的情感，是民族性的表現；而後者指個人的創作，作者追求作品的市場性、藝術性或永恆性而創作，如流行歌曲、藝術歌曲等屬之。

其實如此劃分也有其缺失，一首古老的民謠在當時必是流行的，初期也是個人的創作，只是在流傳過程中作品不斷的被修正，加之年代日久，作者漸不可考。而一首歌曲是藝術或流行歌曲本不易區隔，雖同屬個人的創作，但只要被大眾認同喜愛，自然會流傳下來，眾人可任意的加以解讀，也可從中看到大眾的生活與與情緒。

原住民音樂的流行

在漢人大量移入之前，台灣本係原住民社會，昔日不論是居住於西部沿海平原的平埔各族或生活在中部山區及東部的山地原住民族群，歌舞音樂與其日常生活是習習相關的，從工作居家生活到祭典禮儀皆有歌舞的呈現，故歌謠不僅是娛樂、抒情而已，更有宗教、社會等功能。由以下歌謠的名稱，如耕農歌、狩獵歌、捕魚歌、祈禱小米豐收歌、戰歌、驅魔歌等，可略窺原住民社會中的不同層面，至於情歌在部份原住民社會中更有男女婚訂的功能。由於台灣原住民只有語言而無文字，因此歌謠除上述功能外，更是傳承歷史記憶的工具，像祖靈歌、傳說歌等均屬之。

不過隨著漢人移民的進入台灣，西部地區快速的「水田化」，以漁獵、旱耕為主要生活形態的原住民部落，隨著生活空間的日漸消逝，平埔族被稱為「消失的族群」，而山地原住民社會面對強勢的外來文化，也逐漸改變其風貌，其歌謠音樂自然隨之蛻變。十九世紀西洋傳教士所帶來的教會音樂，使今日原住音樂中多了聖樂歌詠的部份。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使日本文化深入原住民社會，其影響自不待言，由有些阿美族民歌中漢族小調及日本小調風格可見一般。

在西洋流行音樂風行全世界的今日，台灣熱門樂壇出現的原住民的歌手替樂壇增一股新聲，也讓不少原住民傳統民歌得以重新包裝呈現在唱片市場。原住民已接受音樂是休閒娛樂或消遣性的行為，而都市化後遷居城市的原住民也透過歌曲表達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掙扎與無奈，借此凝聚遠離鄉土原住民的心，「流浪到台北」、「我們都是一家人」等歌曲的流行，可為映證。

台灣漢人歌謠的內涵

除卻原住民外，占台灣人口大宗的漢人是十七世紀後隨移民潮一波波進入台灣的，他們不僅帶進了原鄉的生活方式，也將音樂歌舞活動傳入。不論來自福建或廣東，原鄉的民謠經過台灣風土的洗禮後，也形成具本土特色的民謠。數量甚豐的福佬系及客家系民謠是先民重要的精神文化食，也見證了台灣歷史的發展。

依歌詞的內容來看，台灣漢人民謠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家庭倫理類，如「病子歌」、「做人的媳婦」、「滿月歌」等；
二、工作類，如「採茶歌」、「牛犁歌」、「乞食調」等：
三、祭祀類，如「牽亡歌」、「道士調」等；
四、敘述類，如「勸世歌」、「時令歌」、「鄭成功開台灣」等；
五、諧趣類，如「嫁尪歌」、「飲酒歌」、「猜拳歌」等；
六、愛情類，無論古今中外愛情可說是歌謠中永恆的主題，不論是福佬系或客家系民謠都不例外，情歌所佔的比率甚高，像客家山歌就有不少男女相褒談情說愛的歌句；
七、童謠類，童謠是兒童生活中所哼唱的歌曲，其內容相當廣泛，在學校教育不普及的前近代社會，童謠不僅是兒童們的娛樂，也具啟蒙的功能。

流行歌曲市場的興起

二十世紀初期殖民化、近代化的腳步，使台灣社會的變遷加速，工業化、商業化的結果使都市的人口驟增，於是以都會居民為消費對象的城市小調興起。如果說民間歌謠是古老的鄉土樂音，那流行歌曲就是現代城市中的歌唱。一九二○年代前後台北市有唱片公司出現，三○年代台語（台灣社會一般稱閩南語為台語）流行歌風行一時，與歌仔戲同為民間的主要消遣娛樂。這些由唱片公司請專人作詞作曲，符合大眾流行品味的歌曲，其中不乏詞曲俱佳作品，如現今大眾仍朗朗上口的「望春風」、「雨夜花」「月夜愁」等。為數眾多幽怨哀愁的流行歌曲是鬱積年代人們心情的反映，殖民統治者雖高唱進步的神話，卻抹不去人們心頭的傷痛，流行歌樂成為殖民統治下苦悶心靈的最佳代言。

戰後的台灣，但百業蕭條，社會失序，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接踵而來，在政治操控嚴密，經濟逐步起飛的年代，流行歌樂雖不免被禁制改編，官方也以意識形態掛帥，刻意提倡國（華）語歌曲、愛國歌曲、淨化歌曲，但在不同的時期流行歌曲仍是大眾生活的最佳調劑，不論用的是國語抑或台語，其中有個人情感也有家國之思，歌詞內中國大陸固然是不少人心中的夢土，有濃厚鄉土之愛的歌曲也不匱乏，而更多的是記錄台灣社會形形色色的歌句。

七○年代以後現代民歌運動興起，爾後清新的校園歌曲，成為流行音樂的主流。
八○年代後隨著政治的鬆綁，流行歌曲的內容更趨多元，更能反映社會的諸多現象。不過在商業勢力的的併吞下，唱片業日益規模化，樂界開始重視歌手的塑造，偶像歌手成為年青人學習的對象，流行音樂中，「人」比「歌」的本身更形重要，市場上偶像歌手的汰換令人目不暇給，而暢銷歌曲更是稍縱即逝。民謠的年代早已遠去，正如同傳統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復返是一樣的，當然懷舊仍然可以成為商品，不論是深具古早味的民謠或是雋永的老歌，仍為消費商品的歌曲與時代轉換的見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