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與台灣人的認同歷史

本文取自台灣歷史學會

 戴寶村／Tai Pao-tsun
2001-11-19 

玉山是在群山之中的高山，每年積雪期可連續達四個月，其高峻與晶亮的形象，反映在台灣漢人及原住民的認知傳說中具有多種面貌。玉山不僅是群岳顛峰，也是大河之源，它是台灣最長的溪流──濁水溪，以及荖濃溪和楠梓仙溪等溪流的發源地。如此集神話傳說與地理重要性於一身的東北亞最高峰，在台灣人的心目中，它曾是遙不可及的形象，亦曾是殖民者與統治者彰顯其權力的象徵。一九八五年，玉山國家公園正式成立，山川百越得以褪去政治圖騰的外衣，還其自然本貌，讓台灣人民親身貼近與感受它。本週台灣歷史之窗特別邀請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戴寶村執筆，闡析玉山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為台灣人認同意象的變遷過程。
台灣是一多山的海島，全島絕對高度高於1000公尺的土地面積占32﹪，山區高度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超過200座，其中玉山山塊的主峰玉山高達3952公尺，為全國最高峰，亦為東北亞最高峰。台灣面積約36000平方公里，卻有高度接近4000公尺的高山，在世界各國中，國土面積與山嶽高度對比的情形是獨一無二的現象。

清代漢人傳說中的神山 
在清代漢人眼中，玉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遙遠意象，形諸文字往往具有神奇傳說色彩。郁永河在1697年的《裨海紀遊》〈番境補遺〉中對玉山的敘述是：「玉山…白色如銀…；皆言此山渾然美玉，番人既不知寶，外人又畏野番，莫敢向邇。」1837年柯培元在《噶瑪蘭志略》中記錄當地原住民口述的玉山之行：「一路深林密箐，蛇虺向人噴火，…時有怪鳥異獸出沒林間，…仰視峰間一圓洞如門，白氣騰空，精光射目，…據此則玉山石盡水晶矣。」玉山的積雪景象被珍奇化，遙遠未知則被附會而加以神怪化。 

八通關（發亮的山）－－原住民的玉山情 
鄒族原住民稱玉山為「Pattonkan」山，意思是發亮的山或石英之山，漢字寫成「八通關山」。布農族則有一則關於玉山的高山始祖傳說，大意是祖先曾遭遇洪水而到玉山頂上避難，因小米失落而缺糧，捕捉動物供作食物，並由紅嘴黑鵯帶來火種而解圍。鄒族對玉山發亮之指稱甚為具體，而布農族則進一步建立地景與族群歷史的聯結。
西方人對玉山的最早記載為19世紀末葉，美國商船亞歷山大號船長W. Morrison出航安平港發現玉山而記於航海日誌，之後，西方人士便沿用Mt. Morrison之名來稱呼玉山。 

新高山－－殖民者權力與知識延伸的指標 
日本於1895年領台後，對於海島台灣的崇山峻嶺與山區原住民即有高度關注，高度超過日本本土最高峰富士山的台灣玉山，更為其關注的焦點，因此不斷有人前往攀登探查，並有更改山名、建立神社、設置國家公園等措施，玉山以「新高山」之名被賦予新的認同象徵。
 1896年，陸軍步兵中尉長野義虎在9月16日入山，沿清代古道東行，9月28日登上玉山，這可能是日人首登玉山的記錄。 1896年9月，日人測量玉山高度為3950公尺，比日本富士山（3776公尺）還高，1897年6月28日，明治天皇諭令，將玉山改名為「新高山」。 
人類學家鳥居龍藏與學術探險家森丑之助在1900年4月11日登上玉山，在山頂豎立木標書寫：「我們日本的人類學研究，已延長到台灣的新高山頂，我們期盼將來的研究領域提升到更高的層次」。森丑日後並進行了五次以上的攀登玉山勘查，可能是日本人中攀登玉山次數最多者。 
在日本人將玉山改名並進行攀登勘查過程中，具有高度領有與編納意義的為總督石塚英藏攀登新高山之舉。石塚英藏是日本治台第13任總督（任期1929.7.30～1931.1.16），他在1930年8月4日登上新高山主峰。日本治台期間共有19任總督，其中只有石塚一人登臨新高山，總督是台灣最高權力者，其權力來自日本國內中央政府的授權，總督登上全台最高峰，象徵日本帝國對台灣的領有與納編，更有相當程度的「征服」意義。 
1930年代，日本政府擬在玉山設立國立公園。1933年「台灣國立公園協會」成立，1937年台灣總督府選定「新高、阿里山」、「次高、太魯閣」、「大屯」三處國家公園預定地，不過因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轉而南進與軍事擴張，此項建設遂無力推動，但由日人的調查與計劃，已可看出日本對帝國最高峰及其周邊地區永續經營的理念與企圖。

西望故國山河的最高點－－高度政治色彩的國府來台初期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新高山回歸玉山之名，但由於玉山在戒嚴體制下的山地管制，因此再度成為高峻遙遠的高山意象。1966年國府在玉山山頂建於右任銅像之事，則賦予玉山高度的政治色彩，藉豎立銅像之舉，建構玉山作為西望故國山河的最高點，鼓動民眾心懷「祖國山河」，深化反攻復國的宣傳。

台灣人自我認同為歸屬玉山的子民 
1970年代國府的外交挫敗，轉而求諸島內土地人民之支撐以化解外部政權合法性危機，80年代以後，台灣官方與民間的本土化走向，國家級古蹟的指定與國家公園的設立為表徵之一，1985年4月10日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正式成立，為台灣第一個國家公園。 80年代後期以來，以台灣海洋島嶼土地山嶽作為具體國土領域象徵的現象日益明顯，1995年，台灣區運聖火首度在玉山峰頂點燃。玉山山頂上具政治圖騰象徵的銅像在1996年5月初被發現已完全拆除推落山谷，玉山得以還原原貌，玉管處代之以刻上「玉山主峰」及「標高3952公尺」的天然巨石為基石。1997年起，《新觀念》雜誌社展開的「玉山運動」，結合商業、媒體、國家儀典，登山健身、藝文創作等內涵，對玉山進行不同意義的詮釋與實踐。1999年正式成立的「台灣國家山嶽協會」也致力營造讓人民認同玉山是「台灣國家第一高峰」的觀念。2000年5月20日新任總統就職大典中，演奏國際名作曲家蕭泰然的「玉山頌交響詩」樂曲，並配合詩人李敏勇的詩歌朗誦，郵政總局發行的新總統就職紀念郵票上，也以玉山作為背景，玉山隱然成為國家新領袖的堅實「靠山」，台灣人已自我認同為歸屬玉山的子民。 

玉山作為台灣人認同意象的變遷過程，在早期漢人眼中為遙遠神奇之高峰，原住民視為始祖傳說之地；至日人治台，將玉山改名為新高山，代表帝國的擴張成就，不斷進行攀登調查研究，象徵「知識」的征服；國府領台後，山地管制使人遠隔玉山，山頂豎立政治人物銅像，使玉山高度政治符號化。這種由人（國家）領有自然、支配土地，可說是「自然的國家化」的現象，而當台灣逐漸民主化、本土化、台灣化，台灣人認同自然大地，歸屬島國山海，回到土地包容人民，相當於「國家自然化」，而台灣最高峰的玉山，正高度發揮了作為認同地景標的的作用。

要和平 便不能繼續傷害台灣

本文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龍應台 2007-05-18

我們都知道，台灣海峽是全球「危險區」之一。五六百枚飛彈佈在中國海岸，對準台灣島群。需要這麼多飛彈來對付那麼小一個島，其實是蠻令人驚異的──中國的面積是台灣的256倍，人口是58倍。兩岸之間有多遠？從馬祖的海岸，你其實看得見對面行走的鄉親。一個戰鬥機飛行官告訴我，從新竹機場起飛到抵達對岸，6分鐘。

成長的經驗塑造價值

說台灣海峽是個可能威脅世界和平的「引爆點」這個用語，對台灣人而言，一點也不誇張。「引爆」不是說著玩的。在一個不到150平方公里的金門島上，仍有159萬枚炸彈，每1平方公里有1萬枚炸彈，而這還不包括50萬枚地雷和50萬顆子彈在庫藏中。金門島上7萬居民每一個人可以「分享」到22個炸彈，8個地雷，44顆子彈。台灣島上的軍火庫，也常常傳出爆炸。

戰爭離我們的記憶不遠。從1958之後的20年裡，大概有100萬個炸彈投進金門的土地上。我們在一種「戰時」狀態下成長。在我12歲之前，已經在學校演過很多次背著槍的小兵，用刺刀殺「敵人」， 在我18歲之前，已經參加過無數次的「國語演講比賽」，針對「光復大陸，拯救同胞」提出我的智慧和慷慨激昂的見解。

出海的漁民受嚴格管控，而且基於「安全」理由，長年不被允許備有充分的通訊器材，暴風來時，只有沈滅的命運。我們有1500公里的海岸，但是，海岸是軍事重地，所以很多人不會游泳。對海，我們恐懼。

所謂 siege mentality，「被封鎖心態」，我們是很熟悉的。

我在1979年認識了第一個大陸的「中國人」。比較彼此的成長過程，發現我們其實很像：他也演過小兵「殺敵」，他也參加過演講比賽，唱過無數的愛國歌曲。我們之間的差別只不過在於：他的「英雄」和「烈士」是我的「叛徒」和「罪人」，我的「偉人」和「救星」是他的「匪」和「幫」。「革命」這種詞在我聽來帶點兒恐怖，在他卻是義正辭嚴。他說的「左」，代表「反動」，「落後」，「保守」，剛好是我心目中的「右」。

因此，我們之間的價值觀差別大嗎？在深層的價值上，我們其實是一模一樣的。英雄和烈士、叛徒和罪人的名字換了，但是判取忠奸的價值標準，完全是同一套。

差別，是在1987年台灣正式地成為一個民主社會之後才顯著的。在台灣，一統的「大敘述」、大寫的「真理」被無數細碎的「小敘述」所取代，大寫的任何偉大理念都被小寫的個人價值所凌駕於上。任何共識都不得不經過爭取和格鬥而後獲得。民主使得台灣人的價值觀有了一個深刻的改變：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兩者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的認定，和從前，也和現在的中國，有了比較根本的不同。

中國不是鐵板一塊

人權，是民主體制裡一個核心的價值。在這個關鍵的觀念上，台灣和中國大陸也有嚴重的分歧。但是，當我把「人權」和「中國」兩個詞相提並論時，諸位很可能以為我要談的是有多少作家、記者以言論獲罪，被關在牢中，或者，中國每年有多少死刑犯，每年有多少農民房舍被強制拆除而流離失所。諸位是西歐人，我認為，這種談論人權的方式，你們聽得太多了，因為這是西歐的主流談法，我反而願意提出另一個角度供諸位思索。

沒有錯，言論控制是中國每天的現實，而且隨著科技發展，它控制個人和媒體的技術跟著日新月異。但是在這我們目睹的集權管控的同時，我們或許也不能不同時看見正在發生的改變。在2005年，據統計有9萬多次的大型群眾示威和抗議事件在中國發生。這代表人民的權利意識在快速成長中，2003年甚至被中國媒體稱呼為「維權年」：年輕的律師協助農民控告政府侵權，中產階級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上法庭，作父母的爭取教育權，愛狗的上街呼籲尊重「寵物權」等等。

我認識到的是，中國並非一塊鐵板，它的價值觀也在分裂中，而且在我們比較看不到的內部，價值正在進行彼此的拉鋸。全球社區的責任可能就在於，深刻認識這個價值觀在變動中的新中國，然後清楚知道我們要做些什麼，不做些什麼，才能使中國內部理性、開放、和平的那一半力量在價值的拉鋸中得到上風。

台灣有人權問題？

諸位可能覺得奇怪，台灣有人權問題嗎？

這樣說，假定我們有這麼一個小社區，因為什麼理由，我們不准許這個社區裡的人出席任何會議，參與任何決策，我們不准許他們出現在任何全體社區的慶典、哀悼、紀念的重要場合上，而且，我們禁止這個社區的領袖離開他的社區進入我們的範圍內。甚至於，如果大社區失火了，我們不通知他們。甚至於，我們不准許他們以自己的名字稱呼自己。

請問，這叫不叫人權侵犯呢？

就經濟力來說，台灣是全球第15大經濟實體。就人口來說，台灣是全球200多個國家中第48大。但台灣被摒除在幾乎所有國際組織之外。它必須用金錢來「買」外交。它的領袖出行時，受盡羞辱。陳水扁總統在2006年「迷航」 國際，固然是他個人的行事方式極為可議，但是他所招來的屈辱，不是他個人的屈辱，是整體台灣人的屈辱。

國際社區對於台灣在政治上的孤立處境，是有所瞭解的，但是我認為，國際社區對於這種孤立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它對台灣人民傷害的程度，沒有絲毫認識。並非只在政治領域台灣被「隔離」，「隔離」其實滲透所有層面：藝術、學術、公共衛生、 教育，所有領域。就以藝術來說，譬如在威尼斯展中，台灣無法在公共的國家館園區中展出，必須在區外另找場館，而已有的展館，還要年年擔憂是否保存得住。

最突出而尖銳的例子，當然是「非典」事件。疾病爆發時，台灣衛生官員緊急知會世界衛生組織，要求其提供資料和協助，得到的答案是，你不是會員，請去找北京。但是在疾病爆發初期，北京官方根本還沒準備好如何處理自己的問題。

台灣的2300萬人先是經過37年之久的戒嚴，戒嚴就是一種鎖國，然後在戒嚴的後期，又開始了長達35年的國際封鎖，一直到今天。37年戒嚴和35年封鎖，不可能沒有「症狀」出現。2006年一份台灣雜誌的調查結果是驚人的：

80％的台灣人不知道聯合國總部在哪裡

80％的人不知道諾貝爾文學獎在哪一個城市頒發

80％的人說不出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裡

60％的人說不出德國用什麼貨幣

60％的人說不出雅典在哪一個洲

你不能以為這個調查是在偏遠鄉村裡做的，不，它的主要調查對象是在台北，而台北的人口，是華人世界裡平均教育水準最高的城市。

聯合國成員怎麼解釋？

所謂國際，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共同的全球社區，而台灣人完全被剝奪了參與全球社區的社會權和文化權。諸位是否知道，剝奪社會權和文化權，是違反聯合國的人權憲章的。

請讀一下聯合國人權憲章第2條和第22條的條文：

— 本章所涵蓋之權利，不可因個人所屬的政治、司法或國家的國際地位而有受影響，不論他所屬的是獨立的，託管的，不自主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主權管轄。

— 透過國家的努力或者國際的合作，每一個個人都有經濟權、社會權和文化權，這些權利對於他的尊嚴和個人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西歐國家都是聯合國的成員，請問你要怎麼對台灣的孩子們解釋這兩個條款的精神呢？

為了世界和平

37年的自動封鎖，35年的被迫封鎖，不論自動或被迫，人民何辜？今天國際對台灣的孤立和「遺棄」，使台灣人覺得，他們因為爭取到了民主而反受「懲罰」。全球社區一旁冷眼觀看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孩子，明明在全球化的大村子裡頭成長，他們稟質優秀而且加倍努力，但是他們被剝奪了全球公民籍，也被剝奪公民的基本尊嚴。

這種剝奪的傷害後果是雙重的：

一，台灣的民主無法做實質的提升。請諸位告訴我，一個完全無法參與國際事務，無法從國際事務中得到演練，更無法對國際盡責任、負義務的社會，有可能成為高品質的民主嗎？

二，台灣的孤立持續，人民的挫折加深，對於孤立的「始作俑者」─中國─的敵意更強，與中國對抗或分離的意願也就更甚，台海衝突的可能性，更高。

國際社區要關心台灣處境，不是只為了台灣人，而是為了全球村本身的安全。邏輯其實這樣簡單：在中國尋求現代化的路途上，台灣經驗──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是中國一個最重要的參考系。如果說，一個開放、理性、有公民參與的中國對於世界的和平穩定是必要的，那麼全球社區就不能不重視台灣的重要。也就是說，台灣的民主愈得到全球社區的支持和呵護，台海的穩定，世界的和平，就愈得到保障。

國際對於台灣的封鎖，對於台灣孩子全球公民人權的剝奪，你不能視而不見，它必須停止，不僅只為了台灣，更為了國際的和平。

（本文係龍應台應英國劍橋大學之邀，擔任今年度「川流講座」學者，於5月17日所作公開演講的講稿內容摘要）

原住民、早住民與新住民

原住民、早住民與新住民Original, Early and New Inhabitants
戴寶村／Tai Pao-tsun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2001-12-17 載於台灣歷史學會[台灣之窗]

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通常有所謂原住民、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四大族群之分，多元族群形塑台灣豐富多樣的文化，而觀察瞭解族群關係的歷史演變，及族群意識發展出的台灣人的認同，乃是建立台灣為一永續發展國家必須面對的課題。本週「台灣歷史之窗」特別邀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戴寶村執筆，以「原住民」、「早住民」與「新住民」三個名稱重新定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不同族群，除述說各族群文化之演變與分流，亦闡述各族群關係與生活上之融合，多元文化的命運共同體乃台灣國家建構的歷史與未來。

原住民族--被邊緣化的族群歷史

台灣的原住民族分成十族，目前還在擴衍分族中；39萬人口僅佔台灣總人口的1.7%，各族人口差別甚多，分佈地區又廣，一世紀前才由部落社會編納入近代國家體制，由於長期受外來政權機制的統治及資本主義經濟衝擊，加上文化教育改造，使原住民族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一直處於低落化、邊緣化的處境。

近年來隨著原住民社會運動與政治民主化的走向，原住民事物才成為比較受重視的公共政策，各級政府設立原住民事務部門，教育文化方面也漸有改善。平埔族原住民與早期漢人移民混融而喪失期族群文化特徵，但「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俗諺和陳順勝、林媽利醫師有關台灣人遺傳基因的研究，提供了台灣人原生論的認同基礎。

文化再興喚起族群意識與族群認同

平埔族歷史、祭儀、音樂等的文化再現，使一些人重新發現自我而要「脫漢入番」，移居到花蓮的噶瑪蘭（Kavalan）人提出列入原住民第十族的要求，因邵（ Sao ）族已正名成功，他們可能繼續推動歸屬第十一族原住民的訴求，而十族原住民則有再分族的現象，如花蓮的太魯閣（Truku）族也一直想從泰雅（ Atayal ）族分立出來。另外，原住民為了進一步爭取其族群權益，鄒（Tsou）族和達悟（ Tao ）族已在醞釀自治運動。漢人從原漢關係追求尋根認同，原住民的族群運動則呈現追求公平權益，同時也在建構族群認同。

原住民的移民因素與定居初期

漢語系移民主要來自中國福建、廣東，因而有福佬（ Holo ）客家（ Hakka）之分，福佬人口約佔 70%，客家人口約佔 15%，相對於原住民實可合稱為「早住民」。早住民受迫於人口壓力的經濟因素而冒險渡過黑水溝來台，因此有「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六死三留一回頭」的心酸諺語。
早期移民以「賺食人」的心態打拼開拓生活的園地，面對清帝國政府的劣政污吏經常豎旗抗官，不過卻從未成功，如1786-1788年林爽文起兵反清，一度控制近半個台灣，是清代台灣最大規模民變，但因缺乏號召全島住民的政治理念和動員機制，林爽文軍隊南下想進攻台南府城，在嘉義遭到同屬漳州祖籍的諸羅城人守城頑抗，客家人基於保衛鄉土安定家園的觀念，也助清軍平亂。林爽文終於失敗被殺徒留「爽文路」、「爽文坑」的地名而已，相較於同時期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戰爭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美、法兩國的獨立建國與君主立憲，開創歷史影響全世界，林爽文的反清只是「官逼民反」的原始反抗而已。

族群屬性漸模糊，福佬、客家一家親

清代台灣的福、客、漳、泉族群因語言、習俗、信仰有別、經濟資源的競爭加上清政府「分化利用」的統治政策，使異族群人民一再爆發分類集體械鬥，甚至造成族群關係的刻版印象化。然而隨著落地生根的生命史歷程而「在地化」，所謂：「一代親二代表三代散了了」，終而「金門不認同安，台灣不認唐山」。清治末期一八八四年法軍攻台，不分福、客人士均出力抗法，「西仔來打咱台灣，大家何齊來打番（法國人）」的諺語就是台灣人敵愾同仇的表徵。

日本治台之後，有效率化的行政、全島交通體系的建立、語文資訊傳播等更有助形塑全島的一體性。如今已漳、泉難分，很多人對自己的族群屬性已相當模糊。這些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福佬客知道自己是「客底的」，原來福佬、客家一家親，早已創造「Halo」一族。

從「外省人」到「新住民」--「芋仔」、「芋蕃」在台灣

一九四九年，約一五○萬中國大陸各省人民移居台灣堪稱是上世紀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移民，這些移民及其後裔長期被稱為「外省人」，隨著歷史的推移，此用語今日已不盡適用，尤其是「台灣省政府」的「省」等成動詞用而廢省之後，應該用帶有動態演變的「新住民」來取代外省人一詞。新住民因移民時間、地區、背景、居住分佈、職業、心態等與早住民有所不同，加上二二八事件與長期不民主的威權體制政治情勢，造成所謂的省籍問題，族群關係問題過去在國民黨營造全民團結的假象下隱而不顯，然而族群要素常在自然或有意的情況下，對政治事務發揮動員機制的作用。

新住民的落地生根

早住民與新住民族群有所不同是自然現象，但是差異未必就會對立。半個世紀來，異時移民群共處海島台灣的生活空間，接受相同的教育，超過百分之二十的異省通婚率，尤其新住民移台時和清代一樣是男多女少，「芋仔」和「蕃薯」所生的「芋蕃」就是「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再版。名作家馬奎斯曾言：「一個人若沒有他的親人埋葬在他所生活的土地，他就不是屬於這片土地的人」，這是從生到死認同歷程的最佳詮釋。目前從新住民的「開台祖」算起也已進入第三代，用三代在地化落地生根的角度來看，新住民也都同樣是台灣人。

族群融合，營造永續發展的生活環境與國家

原住民、早住民、新住民間有族群文化差異，族群因素影響政治動員也是常態，這些並無礙於立基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國家建構。早在一七二一年，由朱一貴反清事件而激起族群分類對抗，隨清軍來的藍鼎元就曾呼籲台人：「…汝等客民與漳、泉各處之人，同自內地出來，同屬天涯海外、離鄉背井之客，為貧所驅，彼此同痛，幸得同居一郡，正宜相親相愛，何苦無故生嫌隙，以致相仇相怨，互相戕賊？」因此台灣人無論先來後到，應該相互瞭解，欣賞不同族群的語言、文化，建立人地相依的在地認同，營造永續發展的生活環境與國家。

一種新剝削形式：俄羅斯、印度和台灣

本文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王杏慶 (南方朔) 2007-07-23
原文來源：中國時報

有關「剝削」的問題，近代學術思想界荒廢得已經很久了。縱使有人研習，也只把「剝削」視為個體或個體經濟的層次。但到了近年，由於世界的變遷，許多政府的短視無能，新型態且大規模的總體式剝削已日趨普遍。當代學者沃塞默(Alan Wetheimer)、謝克納(JudithShklar)等即指出，「剝削」已成了一種人們在日常生活裡即可隨時遇到的現象，而且「總體式剝削」已日益普遍，「剝削」已應當做一種獨立的現象來研究。

而「總體式剝削」特別是國家機器的角色，我們可以舉俄國的莫斯科為例。從2006到2007，莫斯科已連續兩年成為全球生活費用最昂貴的城市。如果把在紐約生活的平均花費設定為指數100，莫斯科整整高出了34.4%，倫敦則高出了26.30%。這意謂著一個紐約的中產階級到莫斯科生活，他就會發現自己居然變成了窮人階級。而莫斯科之所以生活費用騰貴，主因當然是俄國本身新富階級的熱錢，以及國際游資，加上俄國本身黑道的金錢，合力炒高了房價與物價所致。由於俄國本質上仍是貧窮社會，於是普通莫斯科人遂必須面對高房價高物價持續的剝削。

在莫斯科舉世第一昂貴這種假性繁榮下，所隱藏的是普遍市民的被嚴重剝削。以及暴露在這種剝削所造成的色情氾濫、竊盜大盛、黑道橫行等風險中。普遍莫斯科市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卻承擔了政府施政錯誤的一切後果，這種嚴重的物質和身心受到剝削，那剝削的源頭不是國家機器又是甚麼？英國「經濟學人訊息中心」做了一個全球最適生活城市調查，第一名是加拿大蒙特婁，莫斯科連排名都進不去。當一個政府由於觀念偏差、施政錯誤，造成國家資源的錯置，而讓平民受到經濟扭曲下的被剝削，由這個例子已可看出「總體式剝削」是如何的嚴重了。

由莫斯科這個例子，就必須再提另一個更值得警惕的例子─印度了。

近年來印度為了追求高成長，而對外國財團和當地財團特別溫馴。它藉著引進外資─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投入股市房市，而本身則以低利率，快速的信用擴張，單單去年，印度對公司及家庭的信用擴張即達百分之卅，為中國大陸整整兩倍，今年上半年則持續擴張又再百分之廿八。由於擴張所造成的通貨膨漲率最高達到百分之六到八，遠遠超過短期利率，於是社會資金更加被導向到股市和房市，更造成股市房市的狂飆，以及物價的騰貴。

在過去一年裡，印度已出現平民階層反抗物價的流血暴動；也出現印度政府為了炒作房市而徵收貧民用地，貧民社區也流血反抗的多起事件。印度追求短期繁榮假象的結果，和莫斯科相同，都是使得普通人民遭到嚴重的剝削，而除了剝削外，更嚴重的是印度由於資源排擠效應，它在改善教育、強化基本建設，以及為了進一步發展所必須的電力設施等方面皆無力管制。印度五年計畫的電力計劃落後百分之五十，農村青少年的教育和婦女文盲高達百分之五十等皆毫無改善。包括印度裔英國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皆已指出，當缺乏基本面改革的支撐，印度即難有可持續的共享式成長。

由莫斯科和印度這兩個由國家機器帶頭，炒高了股價、房價和物價，而讓普通人民受到嚴重剝削的戲劇性倒證，當今台灣非理性的財經狂亂景象，其實已有了極佳的參考指標。繼股市房市狂飆後，它第二階段以剝削人民為主的效應已告出現。我們已可預估到，我們國家機器為了選舉目的而炒做股市房市，它所造成的物價狂飆已告登場；到了第三階段，就會像莫斯科和印度一樣，受到剝削的人民將會色情及犯罪大盛，暴露在這種風險下的民怨也將日益升高。治國從來就沒有簡單而只求短線效果的方法，搞短線的結果，最後必然是一切負面效果全部湧現，肥了外資與財團，而讓人民遭受到最重的剝削之苦，本國有限的財政及金融資源也加速的被掏空！

因此，台灣的普通善良百姓，甚麼事情也沒做，卻即將遭遇到物價飆漲之苦。這乃是一種以國家機器為主導的剝削，國家機器創造出一種情勢，使得人民在消費行為上蒙受到「不公平的交易」狀態。而「不公平的交易」，即是剝削。民進黨政府目前所做的剝削，乃是剝削中產市民以及小生意人階級以圖利財團的新剝削模式。

其實，國家機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剝削調控的角色，並非始於今日。多年前，哈佛商學院教授愛莉絲．艾姆斯登（Alice H.Amsden）在一項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裡即指出，台灣在日據時期為配合「工業化日本，米糖化台灣」的策略下，即對台灣農業建構出強勢的管控體系。台灣光復後，這個體系即被國民黨政權接替，成了抽吸資本進入工業部門的通路，這雖是政府的調控作為，但對農業部門而言，這種農工部門的資本流動當然是一種剝削。這種剝削率在一九五三至六八年間，其平均年增率達百分之三點八。它主要是透過肥料換穀這種「不公平交易」而完成的。當時台灣肥料價格比國際平均價格昂貴了百分之四十，這就是剝削率。

國民黨時代，國家機器的剝削模式乃是剝削農業部門而將資本導入國營企業和當時的中小企業部門，它所依靠的則是日據時代那個舊體制。而今天民進黨所展開的國家機器剝削，所依靠的也還是繼承自國民黨那個時代的體制。但剝削對象已變，它是在剝削普通市民階級以灌溉外國及本地財團，而其終極目的，當然是要藉此保衛政權。由當今新剝削關係，如動員國家控制的退輔費基金和勒令行庫拉抬股市房市，也的確顯示出台灣的經濟，在本質上仍是一種「統制性經濟」，台灣的市場仍必須向政治低頭！

今天的台灣，其實已走在莫斯科和印度的舊路上。政府為了營造繁榮假象而炒高股市房市，這種炒作方法，錯置了國家資源，扭曲了工商業對利潤計算的方式，不必國際油價及原物料價格上漲，它本身就已具有拉抬物價的動力，這種物價動力再加上國際價格上揚，自然一發不可收拾，而積極的被剝削者當然是普通市民階級。

目前全球已走到景氣循環的向下波段。歐洲房市已告停滯，美國的房市也出現疲態，消費也同樣日益趨緩。台灣趕在這個末段時刻炒做股市房市，它的可持續時間已注定不會太長，物價的快速狂漲即是證明。它會給台灣甚麼樣的災難，可能已值得我們未雨綢繆了！

國家

本文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作著：龍應台_2007/11/02
原文來源：中國時報-三少四壯集

我驚訝萬分地發現，台灣人有一個日常詞彙在香港是從缺的。

在台北，人們來來去去，宴會上碰面時的相互問候往往是；「回國了嗎？哪天再出國？」

七百萬香港人住在一個大機場旁邊，人們每天在那裡進進出出，機場簡直就是香港人家門口的巴士總站──到任何地方都要從這裡進出。但是，他們離開香港不說「出國」，回到香港不說「回國」。顯然在香港人的意識裡，香港不是「國」，而且，不屬於什麼「國」。那麼，他們怎麼說呢？

我豎起耳朵仔細地偷聽，發現，他們是這麼表達的：

「我明天要去上海。」

那可不是「出國」。

「曾蔭權昨日返港。」

那可不是「返國」。

報紙會說，「金牌選手踏進機場，受到港人熱烈歡迎」，但絕不會說，「金牌選手返抵國門，受到國人熱烈歡迎。」沒有「國門」，只有「機場」；沒有「國人」，只有「港人」。

香港人在談香港的時候，絕不會用到「國」這個詞。當他們真的用到「國」這個詞的時候，通常指的不是香港，而是另一個地方──那個很大、很大的羅湖以北的中國，或者是維多利亞港邊矗立的那個「解放軍大樓」。香港有立法會，但不是「國會」。有官立小學，但不是「國民」小學。有香港大學，但不是「國立香港大學」。有人會高喊愛港，但請不要把愛港和愛國混為一談，一轉成「愛國」，就變成完全的另外一套含意。在香港，「國」這個詞，是保留給中國獨家專用的。

台灣人可大大不同。人們總是在「出國」「回國」，總統出國之後要返抵「國門」，他要對「國人」有所交代。知識份子關心的是「國事家事天下事」，被政府尊為專家請回來的海外學人，出席的是「國是」會議。價值觀上起辯論時，「國情不同」常被提及。軍事基地中最大的標語還是「效忠國家」。學生在學校裡說的是「國語」，學的是「國文」。撕頭髮、丟茶杯、打成一團的是「國會」，「國會」裡頭大聲咆哮爭吵的是「國歌」、「國旗」、「國徽」要不要換的問題。都市重新組織時，做的是「國土規劃」，經濟問題的討論，鎖定在「國力」的提升上。

因為對「國家」究竟是哪一個發生了錯亂──中華民國到底還要不要，台灣民主國究竟是玩真還是假，都弄不清楚了，所以才漸漸捨棄行之多年的「愛國」之說，而改採「愛台灣」的口號來動員群眾。除此之外，「國家」還是在人們的心念裡的。大學校長們開會的時候會說，「我們要為國家培育人才。」知識份子痛心疾首的時候，會說，「今天的台灣，國不國，君不君，沈淪矣！」紅衫軍在廣場上守夜時，從婆婆媽媽們嘴裡最常聽見的兩句話，一句是：「有這樣的總統，叫我怎麼教育孩子啊！」另一句就是，「國家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在維多利亞公園裡，那第二句話翻成廣東話就會變成：「香港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國家」這個詞，在香港人的意識裡，是個比較遙遠的、沒有輪廓的東西。

但是，香港的歷史多麼複雜。到八十年代，每年十月十日還有很多門戶裡會竄出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一年一度，在風裡飄舞。跟現在的台灣也許沒關係，人們帶著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國家」意識，繼續以一面旗表達心裡的感覺，那種感覺，可能很混沌，說不清道理，也許只是一種情緒，一種記憶，一種和過去的人與事的鄉情連結，是一種私密的個人歷史情感，和政治理論與歷史真相甚至扯不上關係。

我碰見這麼一個禿了頭的出租車司機，知道我是台灣人，一面開車一面就說，「我是調景嶺長大的。從前讀書的獎學金都是中華民國救災總會發的，畢業後還被送到台灣去做三個月的技職培訓。很感激。到現在都還覺得，一直沒有機會回報，掛在心裡。到今天，聽到國歌，我還覺得很激動。」

從後視鏡裡看他，看不清他的臉，但是他低沈的聲音，充滿了滄桑和情感。

張作錦選讀：教學生草坪尋球的大師

【聯合報╱許倬雲】 2009/08/28
本文選自聯合報，分上下集於7/30-7/31刊登

長憶濟之師：一位學術巨人他的這一段話，毋寧為學生指示了學術研究與處世治事的基本原則：按照最笨最累的辦法，卻是最有把握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

李濟之先生的墓前，大理石上刻的碑文，是由他的四個學生恭請濟之師老友臺靜農先生撰寫的。這四個學生：宋文薰、張光直是濟之師考古學專業的入室弟子，李亦園是考古人類學系的首屆學生，只有許倬雲則是台大歷史系的學生，修過濟之師的課，終身感激師恩。濟之師謝世，已經三十年，我自己也已將近八十歲；今日執筆，過去體驗所聞所見，還是歷歷如在目前。

最笨最累的辦法，最有把握找到癥結

1949年中研院史語所遷台，同時，有不少中大、北大、清華的名師在台灣大學任教。早期的台大文學院，因擁有空前強大的師資陣容，我們這些學生，遂有幸獲得許多優秀學者的教誨。濟之師是當時台大名師中的翹楚，其學術地位之崇高，使學生們都從尊敬中衍生了興趣。
台大歷史系規定考古人類學導論是必修課，我在大二時，選了這門功課，第一學期是考古學，由濟之師主講，第二學期是人類學，由淩純聲師主講。

第一堂課，濟之師就提出一個問題：「在一片草坪上，如何尋找一枚小球？」同學們誰也不敢出聲。他老人家慢條斯理的自己回答：「在草坪上，畫上一條一條的平行直線，沿線一條一條的走過，低頭仔細看，走完整個草坪，一定會找到這個小球。」他的這一段話，毋寧為學生指示了學術研究與處世治事的基本原則：按照最笨最累的辦法，卻是最有把握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

我自己讀書做事，深受老師的影響，一步一腳印，寧可多費些氣力與時間，不敢天馬行空。李霖燦先生，曾是濟之師在中央博物院的部屬，後來在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工作，用了濟之師找小球的方法，真的在〈谿山行旅圖〉的繁枝密葉叢裡，找到范寬的簽名，在中國藝術史上添了一段佳話！

濟之師才氣高，加上思慮縝密謹慎，遂能功力深、成就大。他在克拉克大學，主修心理學；在哈佛大學，獲得人類學的博士學位。然而他能觸類旁通，在中國開創了考古學。濟之師發掘的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開創了中國田野考古學。後來他與梁思永先生共同主持安陽殷墟十五次發掘工作，從實踐中，規畫了田野工作的規矩，細密周詳，至今為中國考古學界奉為圭臬。

這些成就都是在才高之上，加了心細。他老人家一輩子，在學術界的貢獻，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還擔起領導的責任，規畫研究方向，蒐集與整理研究資料，組織研究的隊伍，考古學這一學門，不能單打獨鬥，關著門一個人鑽研。中國考古學，由萌芽到茁壯，充分發揮了現代學術研究的特色。濟之師從考古學的肇始，即執其要領，施展其長才與功力，為這一學門規畫了幾十年開展的方向。

大難當頭，只能一起挺過抗戰期間

史語所移到內地，傅孟真先生為了不使文物失落，不使研究隊伍離散，在物質條件十分艱難時，盡心盡力，四處張羅，只求維持大家的基本生活，研究工作得以不被中輟。當時，濟之師不忍棄史語所而去，襄助傅先生撐過了艱困的八年。在這一時期，由於醫藥不足，濟之師的兩位稚女因病夭折。多少年後來，我曾目睹李師母思念亡女，帶淚苛責濟之師為什麼不早早遠赴美國；濟之師唯有垂首沉默。只在師母情緒平靜後，長嘆一聲：「大難當頭時，只能一起挺過去，總不能棄大家而去，總不能坐視孟真累死！可是，我這輩子對不住你師母！也對不住兩個女兒！」這一番話，聞之酸鼻！

在台灣，在傅先生去世後不久，濟之師從彥堂師手上接過了史語所的擔子，除了本所事務，還必須兼顧中研院、台大、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長科會（後來稱為國科會）各處有關人文社會學科範圍的發展，他與沈師剛伯攜手合作。濟之師狷介，剛伯師淡泊，卻都是才智過人。二人合作，如大梁巨柱，借助內外公私的資源，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將台灣的人文社會學界，由衰敗殘餘，逐漸穩定，再一步一步開拓發展。有了這二十餘年的基礎，方可有後來三十年的繼長增高。

現代學術傳統中的人物

濟之師在學術發展上的領導之功，一般旁觀者看去指揮若定，舉重若輕。我曾追隨濟之師，聽候差遣，有八年之久。在近距離的體會，觀察到他老人家在才大之上，還有心細。他籌畫一事，無不獅子摶兔，盡其全力。我有幸從他的訓練與督責，領會到他一生辦事的風格，
慮事之初，必先有可以實現的定向。
組織一個單位或集結一個團隊，心中必先有可籌的資源及可用的人材。
計畫書必須周詳可行，又有調整適應的餘地。
訂立工作的內容，必須留下揮灑空間，卻又須預防弊端。
使用經費，必須夠用而不浪費，校對細帳，必須精算翔實。
工作進度，必須步步追蹤；審查成果，必有客觀評審。
這些細節，處處都須謹慎小心。豫則立，多算則勝，功不唐捐。
如有失誤，也是必須牢記的經驗。

濟之師經常有涉外業務，國際學術界欽佩他的學術成就，也信任他的領導能力。在國際事務上，他折衝進退，都有分寸，以平等互惠為原則，不卑不亢，為中國的學術發展，爭取外援，卻絕對不失尊嚴。他老人家對我耳提面命，從實際工作中，經常訓練我，我終身受用不盡。後來我與李亦園兄數十年攜手合作，都是拜老師教誨之恩。

濟之師的事功，其實與他的研究成果一樣，都可借「草坪尋球」比喻說明。他的一生志業，都是創造條件，使學術界的個人能發揮其可能，在「未知」的草坪上，尋找「知識」的小白球；同時又將許多可供研究的資料，儘量累積與保存，再經過整理，使學術資源能為研究者所用。庶幾知識的累積，將「已知」推向更廣闊深遠的「未知」之域。

濟之師是現代學術傳統中的人物，他堅持從尋求「知識」累積「知識」，參與人類「真理」的永續大事。「理性」是體，也是用，體用不能分割。因此，他堅持理論與學理必須取決於證據與論證的過程。尤其論證過程，必須嚴謹扎實。我想，他從研究，內化為性格與習慣。反而所說的才大而心細，正是將習性融入做事的風格。

濟之師辦事一絲不苟，做人也是自律甚嚴。例如，他一生研究古代器物，但從來不收藏骨董，以免公私界限，糾葛難分。（我們這些學生，也謹守老師的誡命，不收集古物。）他不喜酒肉徵逐，不愛無謂亂聊，於是一般人敬畏之餘，不敢接近。其實，他老人家望之儼然，接近時，卻是溫和可親的君子。即使廝役有了過錯，我從未見他疾言苛責。他對音樂與美術有頗為深邃的瞭解與欣賞。他能彈奏古琴，也欣賞西洋古典音樂；對於書畫，有自己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其瀟灑的一面。有一次，他老人家赴美國公幹，在紐約旅館中，邀我共餐，乃是一瓶紅酒，一條法國硬麵包，一條乾酪。我不能飲，喝可樂代酒。他老人家，一口酒，一口麵包，俯視街景，打發了一餐。飯後，師徒二人又去林肯中心觀賞了一個小劇團的實驗劇。這種隨興的生活，方能見其真性情。

從人道與理性主義建構的自由主義

濟之師的政治立場是從人道主義與理性主義建構的自由主義，堅持個人有自主性，因此有各種接踵而至的自由及權利。但是一切自由與權利，其前提是不因一己的利益，侵犯掠奪別人的自由與權利。從人類學的認識，人是合群的動物。在合群之中，群（例如國與族）不能不經個人的同意，侵奪個人的權利；群與群之間，必須尊重彼此的平等，尊重彼此的自主性。

濟之師憐惜我行走不便，每次去南港，總是邀我搭他的座車同去。在車上，他會將收聽的BBC新聞，挑一兩條談論（他有短波收音機，我家只有一般的長波）。他也會在閱讀新到的期刊雜誌（例如「星期六評論」，在《紐約時報》的周刊），針對一些文章，提出他的想法。我在恭聽之外，也會提出自己的意見。半小時的車程，其實不夠用；因此，下車後還會在他研究室繼續談論。除了討論大陸考古新發現之外，以上的「時事」，大約是我們師生之間最多的話題了。他平時演講，都以專業為題，很少涉及時事及自己的想法。因此，濟之師與我之間的談論，可能是我能享的特權了。在這一領域，我得益甚多，因為我們的觀點思路，比較接近，彼此對談，我有一個從第一等智慧者印證與反思的機會。

濟之師只喜歡工作，除了工作外，不慕榮華，多次中央研究院院長出缺，他常常代理院務，卻始終拒絕出任院長。他以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始終不支援蔣介石的專制及國民黨的威權，只因為他無所求，才能在蔣氏面前，不卑不亢，泰然自在。這是從智慧延伸的自尊，智者與勇者，本是一體。

追尋知識與真理的終生志業

他老人家終生志業是鍥而不捨的追尋知識與真理，他的人生立業，是在工作的過程，一個開放的，而又時時面對挑戰的旅程，樂在其中，他也因此除了音樂與偶爾品嘗好酒之外，別無其他娛樂。如前文已提過，他性不隨俗，行不從眾，不喜歡無謂的酒肉徵逐，無聊的應酬交際。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望之儼然，因此也不敢親近。在人叢之中，他是寂寞的，也是孤獨的。

這種形象使一般人以為濟之師十分傲岸。他的才氣高，功力深，成就大。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必是招致嫉忌。於是，一般人的傳言，李某眼高於頂，看不起人。別有用心者，更會故意傳言：「李某看不起某人某人。」濟之師一生，背了不少莫名其妙的仇視與怨懟。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是千古以來才俊之士難逃的命運，也是世間常令人扼腕的憾事。

濟之師晚年，心情相當落寞。六○年代的晚期，台灣氣氛極惡。威權體制的爪牙，四處摧殘他們所謂「分歧分子」。台大先受打擊，中研院是下一個目標。1970年我應邀來美擔任訪問教席，本是一年聘約，為此不能回去。在所內，又有一些風波。從那時起，濟之師不斷遭遇內外的困擾。濟之師為此厭倦，遂放下了職務。
我在1974年以後，每年開始，幾乎年年返台，必去溫州街請安。他老人家有心血管病、糖尿病、青光眼，諸種疾病，起居飲食，頗多限制，視力已不勝閱讀，所有能做的，只是戴了耳機聽收音機。平時上門賓客本來不多，幾位老友，又均年邁，不常來往。他的研究工作，本來是他身心所寄，那時也已停頓。種種因素，他老人家心情的落寞，可以想見。我每次告辭，他總是說：「下次再多談談！」又說：「不知還有沒有下一次了！」分手之時，常是一聲長嘆。

大約是在1978年的一次談話中，我提到他當年草坪尋球的譬喻。那次，我們的談話主題是大陸的許多考古發現。他列舉了良渚（還提到史語所施更昕先生的發現）、湖熟、屈家嶺、大汶口（又提到梁思永先生與龍山文化）、紅山……那些文化的意義。他指出中國文化的多元性，且相當明顯。他老人家回到草坪尋球的譬喻：「真會找球的人，不是找答案，而是找問題，讓問題牽出問題。一大堆的問題出現，『草坪』也就會不一樣了！」這一時刻，他半閉的眼睛，又有了懾人的精神。這是我長久記憶的場景：一位智者，將知識昇華為智慧的瞬間！

我今年也將近八十歲了。從大學二年級，濟之師的課，至今將近一個甲子；我有幸追隨他老人家八年之久，更是人生難得的緣分與幸運。這篇短文，是我向學術界提出的見證。
一個終生獻身於學術工作的巨人，如何將生命與工作，融鑄為一體！

【2009/07/30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NEWS/CULTURE/X5/5047487.shtml
http://www.udn.com/2009/7/31/NEWS/READING/X5/5049484.shtml

1949: the untold story

本文摘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原文選自南華早報 EDT15 By Mark O'Neill

On October 1,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ill celeb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with an awesome display of military hardware on the streets of Beijing. Taiwanese author Professor Lung Ying-tai, of the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re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meanwhile, is marking the anniversary in a different way - with a book dedicated to the pain and suffering of the more than 10 million people who died in the Communist victory, and of the millions whose lives were changed for ever by it.

In Chinese tradition, 60 years is an important day, she said. Beijing should mark the day but not celebrate it. 'Behind a successful general lie 10,000 corpses.'
One side should not see the other as the loser.

The book, Big River, Big Sea - Untold Stories of 1949, tells the story of hundreds of people in that tumultuous year.
The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of Chinese families, famous and not so famous, caught up in the maelstrom of 1949. They include the families of Taiwan's president, Ma Ying-jeou, and Dr Paul Chu Ching-wu, a world-famous physicist and until last month president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ng's story begins with that of her own family, broken up by war - like that of millions of her generation. Many hurriedly bid farewell to loved ones, not knowing if they would see them again.

About 1.5 million people fled from the mainland to Taiwan, Lung said. Many left husbands, wives, parents, children and other relatives behind.
If we say an average of 20 loved ones [were] left behind, that means 40 million people who had a bitter experience.

The book is selling so well in Taiwan because people know little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Neither side wanted to write it, Lung said. In the mainland, history was about the victory and how it was won.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did not want to talk about its failures. In Taiwan, it is a kind of public healing. People find that they do not know their own history. The mainlanders and the native Taiwanese are all surprised. They find they did not know each other.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pisodes is the siege of Changchun , the capital of Jilin province,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48.
How many died of hunger? It was between 100,000 and 650,000. If it was the median, that is [about] the number cited for the Nanjing [Nanking] Massacre. Everyone knows about Nanjing and the Siege of Leningrad, but no one knows about Changchun. A PLA force of 170,000 surrounded the city; inside was a Kuomintang force of 100,000 and a civilian population of about a million, swelled by refugees from the countryside.

PLA general Lin Biao declared that he would turn Changchun into a dead city. He ordered that no grain or fuel be allowed in and no residents be allowed to leave, to put pressure on the KMT army.
After the PLA captured the airport, the city was only supplied by airdrops. The citizens ate cats, dogs, rats and horses; then they ate grass, tree bark and roots. There were instances of cannibalism.
On October 17, the KMT army surrendered.

When she visited Changchun, Lung discovered that many of its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ng, did not know about the siege. The mainland side did not speak about it because it was too brutal. An officer wrote a book about it but it was banned.
The Kuomintang side did not speak of it out of a sense of shame and failure.

Her book concentrates on personal stories, accounts of individuals caught up in these terrible events.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injustices and, during these 60 years, no one said `sorry'. There were so many debts that have not been cleared, so many acts of kindness that have not been repaid and so many wounds that have not been healed.

She said writing such history was like opening a black box. In the mainland, we need 100,000 such books to be written. There are too many black boxes. Lung hopes that the book will help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f peace is important, we must know the hurt of the other side. If people on each side of the strait do not know the other, then there is no basis for friendship. It cannot only be peace between political leaders.
She had the idea for the book in 1989, when she was living in Germany and saw the collapse of the Berlin Wall.

She saw that many of those in China who had lived through 1949 were elderly and would not live long; it was a matter of urgency to record their testimony. Some told her they did not want to repeat the pain of their experience; others that they had been waiting their whole life to tell their story.

She started her research by reading the newspapers from January 1949, but was invited by then-Taipei mayor Ma to head the city's Cultural Bureau, a post she held for 3-1/2 years. Then my father died and my mother lost her memory. The book was always in my heart. Last year, she started full-time work on the book, locking herself away for 400 days and not reading any newspapers.

The book avoids taking sides in the civil war, treating the KMT and Communist armies the same. The nation was the machine. I wanted to open the machine and see the little individual inside, she said.

Her parents belonged to the defeated side. They arrived in Taiwan, having lost their land, their house and their social and family networks. Her father became a provincial policeman, rotated to a new district every few years. Lung graduated in foreign languages fro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 Tainan and obtained a PhD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In 2002, she moved to Hong Kong, where she is a fellow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has written more than 20 books, including novels and critical essays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The first page of her new book concludes: War - is there a winner? I am proud to b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loser'.

Copyright (c) 2009.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ublisher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沒有台灣人─在台灣居住的，都是台灣人

◎星雲大師/文

來源：【2003/10/26 聯合報】讀者論壇版

十月初，我到巴西主持「國際佛光會第三屆第三次理事會議」，承蒙聖保羅州聯邦警察總監Dr. Francisco，派了一隊警察人員為我開道，並且廿四小時在我的住處巡邏、護衛，前後達十天之久。因為有這一段因緣，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所以當活動結束後，他又特地陪同夫人到如來寺來見我。

巴西沒有所謂巴西人

一見面，他們神情感動的告訴我：「佛法這麼好，為什麼佛教這麼遲才傳到巴西來？」我一聽很自然的讚美說：「巴西人很淳樸、很善良，也很有佛性。」他聽我如此一說，隨即回答了一句很有所見的話。他說：「我們巴西沒有人，我們沒有所謂的『巴西人』！」

乍聽此言，我一下楞住了。他看我一臉訝異，馬上補充說明：「全巴西有一億六千萬人口，大部分都是外國移民，所以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巴西人。全世界的人，誰到巴西來，誰就是巴西人；正因為沒有巴西人，所以大家都是巴西人。」

聽了他這一番充滿哲理與智慧的高論後，我忽然有所感，我想到自己在台灣已經住了五十四年，但是到現在並沒有人認定我是台灣人。現在台灣有很多人是光復後才生出的，比我遲到台灣，但是他們都說自己是「台灣人」，卻把我歸為「大陸人」。

台灣人都是「中國人」

「誰是台灣人？」果真要深入探究起來的話，其實台灣最早也沒有人。台灣最早只有蟲蛇野獸，後來才有原住民。到了三百年前，鄭成功駐守台灣後，陸續有了福建人、廣東人、客家人移民到台灣。尤其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後，台灣一下子從中國大陸三十六行省湧進了大批的移民潮，使得台灣忽然增加數百萬人口。因此，基本上台灣本來並沒有人，台灣人最初也都是由福建、廣東，乃至從中國大陸各省移民到台灣，所以都稱做「台灣人」。嚴格的說，台灣人都是「中國人」。

中國人乃至世界上的人，因為用時代來說，而有古代人與現代人之分。在中國的歷史上，有堯舜禹湯時代的人，有春秋戰國時代的人，有漢朝人、南北朝人、隋唐人、宋元明清人。若以地域來分，則有新疆人、東北人、廣東人、福建人、台灣人等。這些人如果不能認同他們都是「中國人」，真是情何以堪！

有群人見證時代悲劇
從地理方位來分，若再擴大開來，世界五大洲有美洲人、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澳洲人等，甚至現在還有外星人、宇宙人，乃至邊緣人、流浪人、自我放逐的人。

尤其，人類很殘忍，為了戰爭，使百姓流離失所，本來是這個地方的人，為了逃難，不得不成為那個地方的人；本來是那個地方的人，離鄉背井，千里遷徙，落地生根，成為這個地方的人。甚至為了戰爭，造成很多有家難歸、有國難投的「國際人」，例如在泰北的美斯樂，到現在還住著一群沒有國籍的「國際孤兒」，他們見證著時代的悲劇。

我定位自己是地球人
我在台灣已經生活半個世紀以上，很多在台灣出生的人都是在我之後到台灣，但他們都說我不是台灣人，認為台灣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是我到出生地揚州，他們也不認為我是揚州人，所以後來我就把自己定位為「地球人」，只要地球不嫌棄我，我就能在地球上居住。

我旅居在世界各地，看到第一代的移民，第二代的移民，雖然在當地都已入籍，但他們還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尤其因為皮膚、種族、語言的不同，當地一些狹隘的國家主義者，始終無法給予認同，所以讓人忍不住要說：可憐的中華人喔！

這次到了巴西，巴西人認為他們沒有巴西人，大家都是外來人，也都是巴西人，所以在巴西沒有種族的問題，多麼可愛的社會。

多麼可愛的巴西人！

另外，在聖保羅有位華裔市議員William Woo，也到如來寺找我談話，他已擔任過一屆的市議員，問我下一屆繼續競選議員好不好？我問他：「你是中國人，為什麼在巴西能當選議員呢？」

他說：「來到這裏就沒有中國人，既然是住在巴西，就都是巴西人，因此不管什麼國家來的人民在此競選公職，並不會受到不同的待遇。」落土生根，多麼可愛的巴西人！

美國慶 中國人搖旗

二、三年前我在美國，看到國慶遊行時，遊行隊伍中的中國人都在搖旗吶喊，他們說「我是美國人」。圍在路邊的美國本地人聽了都非常高興，大家認為這是對本地的認同。但是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國旗，並不像中國人那樣的禮敬，卻也無損於他們對國家的愛戴。

我旅行在歐洲，有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但現在他們建立歐洲共同市場，都說「我們是歐洲人」。美國加拿大的人，都說自己是美洲人，智利、巴西、秘魯、巴拉圭，都說他們是南美洲人，如果再擴大一點，不就是地球人了嗎？

方位標誌別分裂感情

哪裏人只是個代稱，只是一個方位的標誌，其實大家都是「人」，都是「地球人」。

過去台灣有北部人、南部人、東部人，現在又分出本省人、外省人，這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才會硬把人與人之間用地理來分割，造成感情上的分裂，自損國家民族凝聚的力量，實在划不來。

人類世界是個大融爐

一個國家中，士農工商，也是分士人、工人、商人、農人……；甚至男人、女人、老人、年輕人，各種人等。人類世界其實就是一個大融爐，就如五線譜，Do Re Mi Fr So La Si Do，成為交響樂，多麼美好，何必硬要把交響樂截斷呢？所以，不管美國人、巴西人、台灣人，都是假名，實際上，哪裏人都是地理、時空所造成，人都有同等的人格尊嚴，不可以把人格撕毀。

我不是台灣人，我就是台灣人！我的意思是，「沒有台灣人」，就是「在台灣居住的，都是台灣人」。我覺得世界上的人都不應該自我設限，不要劃地做牢，大家應該想到我們都是「地球人」，地球人為什麼不能同體共生呢？

父親的家鄉--龍應台

2005.4.8 ◎龍應台
中時電子報新聞專刊

到湖南衡東縣去掃墓之前，心中計畫要做的，是坐在滿山盛開的野杜鵑叢間，靜靜地思念一下走了不久的父親。車馬困頓到了鄉下之後，杜鵑是開著，但是我沒坐。

大哥的家旁有一方水塘，水塘四邊是稻田和油菜，參差著美麗的紅磚農舍。水塘的水清澈照人，日落時黃牛從田埂經過，身影和紅霞映在水中。暮春的油菜花一片放肆，粉蝶鬨鬧其上。

水塘對面，建了一座藥廠，聽說是採用驢皮提煉膠質，膠質可以美容。藥廠的廠房逐年擴展，愈建愈有規模，水塘裡的清水，今年竟然是一片深紫紅色，像腫脹蓄膿的豬肝。水面一層濃密黑色泡沫，捲起不明物質。田埂猶在，菜花燦然，但是那水塘，已是一幅鳥盡獸絕、世界末日的恐怖景象。

幼小的孩子在塘邊追逐公雞，孕婦在農舍前織毛衣，男人在塘邊挖井找水。

水，放在杯裡，被主人奉到我面前，但我不敢喝。屋外一陣一陣令人作嘔的氣味飄進來，是製藥廠將驢皮渣成堆地攤開在公路上曝曬；剝下來的驢皮，即使絞成殘渣，散發出來仍是屍體的氣味。

「這是台商開的工廠嗎？」我問。人們回答說「不是」時，我發現自己還有一點如釋重負的感覺。

我匆匆離開父親的家鄉，不忍回頭。

然而我可以離開，那玩耍的孩子、編織夢想的孕婦、找水的農民，可以到哪裡去？

自然會想起八○年代的台灣，那個濱海的小鎮叫灣裡。一年又一年，嬰兒出生，卻是無腦的嬰兒。很多年之後，人們才知道，是焚燒電纜所產生的戴奧辛，污染了空氣和地下水，毒化了整個社區環境。廿一世紀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又以什麼樣的代價在進行交換呢？

一方小小的水塘，又算什麼，如果和一條江比起來。浙江的鰲江，一江清澈的水，引來了成千的皮革工廠，造就了百萬富翁和鄉鎮的富裕，但是每天吸入超過八萬噸的工業污水，江水變成水質劣五類，所謂江，已經是一條江的屍體，就好像湖南原鄉的水塘，已經是一個蓄膿的水泡。鰲江畔的「中國皮都」水頭縣政府開始每年編一千萬元的預算治理水污染，專家說是杯水車薪，而同時，患肝癌、肝腫瘤的人多了。多到什麼程度，沒有人知道。孕婦肚裡的小生命會有什麼問題，還沒有人去研究。像灣裡一樣，總要累積到無腦嬰兒數量夠大了，成人才會有破釜沉舟的覺悟。

一方水塘，為什麼會化膿？一條江，為什麼會死亡？因為有人將自己經濟的利益建築在對社區、對環境、對後代人的掠奪和侵占的基礎上。或許說，這是不得已的飲鴆止渴。但是，是什麼人、什麼制度容許，甚至鼓勵了這種掠奪？是什麼人、什麼制度合理了飲鴆止渴的政策？決策者又是否了解飲鴆止渴的後果，準備了後果的承擔？

或者說，有這麼一種制度，層層疊疊，架構繁複而權責不清，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只是一個聽命於人的小螺絲，拚命轉動卻不問為何而轉。譬如一株巨大的樹，每一根旁伸的枝幹上都有人費盡力氣在努力，但沒有人知道下面主幹有巨蟻侵蝕，已經腐蝕大半。

所謂公民意識，不過是意識到自己和別人棲息在同一株大樹上，不得不關心下面那主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為不關心的結果可能是，大樹轟然倒下時，還以為自己那一枝照顧得蔥綠可愛，挺有成就感。

(龍應台，作家，文化評論者，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現擔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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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看見的台灣─文化自信還沒準備好？--嚴長壽

我所看見的台灣─文化自信還沒準備好？
嚴長壽 2008-11-30 文章出處：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早在政府宣布開放陸客來台觀光之初，筆者曾經語重心長地指出，對於開放陸客乃至於廣納全球觀光客來台一事，台灣其實並未「準備好」。

似乎無論民間或政府一直把「準備好了」這件事，聚焦於車輛、旅館、法令、規章、包機、航班這一類硬體的架構上。事實上，台灣整體社會如果在心態上無法認清，對於在政治上走不出去的台灣，開放觀光是最能贏得國際認同以及友誼的方法；如何讓來台的各方人士在旅台的過程中，體驗並感受台灣在歷史與族群激盪中所呈現豐厚而紮實的文化基礎，才是台灣最真實的、最能長遠經營的「軟實力」。非常遺憾地，從首批陸客來台、到張銘清乃至於陳雲林到訪，不但沒有彰顯出台灣最重要的主體特質，反而留下無限的遺憾。


筆者更大的遺憾是，陳雲林來台之際，我們錯失了一個千載難逢、在世界的各大媒體面前呈現台灣多年累積的文化深度與文明素養的良機，最後讓膚淺的政治文化，以及徒具形式卻缺乏實質內涵的「民主」抗爭，占據了所有的新聞報導版面。

從本質上來看，「江陳台北會談」是一場以經貿交流為主的政治「演出」。固然實質問題的討論與協議內容攸關兩岸未來進一步交流的進程，然而背景是，大部分事務協商早已達成基本共識，陳雲林來訪是形式重於實際。如果我們反過來從「行銷台灣」的角度，巧妙地將枯燥的官式應酬當成「引子」或者「前景」，以台灣文化當主題，借力使力介紹台灣，台灣恰可向世界呈現其自信之處。當時，筆者甚至應邀模擬了幾個參訪的行程，借陳雲林來台，讓世界看到台灣的文化與觀光之美。

想像當陳雲林等一行人必定會希望前往故宮參觀，之後在故宮晶華餐廳安排一場茶宴，特別邀請類似「漢唐樂府」、人澹如菊、或王心心等國樂方面的表演名家參與。除了向來賓展現樂與食、樂與茶的高雅情致外，也讓各國的媒體朋友認識到台灣如何可以將茶、生活、古樂與傳統舞蹈包裝得如此豐美，為台灣的茶藝文化做出最佳的宣傳報導。

或可選擇一天前往金山，藉機將世界的鏡頭帶到朱銘美術館，以雲門舞集「水月」，巴哈樂曲的陪襯，及朱銘大師的太極系列的雕像為背景，展現台灣藝術家如何將中華傳統做出最精美又現代的詮釋，展現陰陽變換與天人合一的哲學轉譯。參觀完朱銘美術館之後，還可以就近前往法鼓山享用精緻的素齋並與聖嚴法師晤談，體驗宗教文化在台灣社會裡讓人定心、放下的默化之力。

由於來台前陳雲林還特別前往四川關切圓圓、團團的現況，當然也可順勢安排陳雲林一行前往木柵動物園勘查熊貓館，為團團、圓圓的到來做準備。枯燥的會勘之後則順道轉往優人神鼓在山區的露天劇場，體驗藝術家如何利用禪修與藝術的結合，轉化為美麗的肢體語言。

如果遠一點，還可以前往中台禪寺、日月潭。甚至以日月潭為背景，邀請信義鄉原住民小朋友與在霧峰的國立台灣交響樂團，聯合表演最近才在兩廳院表演過、由陳樹熙譜奏、交響樂合奏的布農八部合音，以最自然的原音搭配湖光山色的景致，讓美景增添人文的深度。

如果時間許可，更希望安排花蓮、太魯閣，體驗東台灣雄奇的山海景色，並前往慈濟精舍，當面向證嚴法師表達對慈濟協助四川賑災的謝意。

最後，在圓山飯店歡送晚宴，我們可以邀請如：蔡琴、潘安邦、胡德夫、周杰倫等，長年影響大陸民眾的流行音樂工作者演出，讓來訪的貴賓享受台灣的豐富流行音樂盛宴。當然最重要的是，讓採訪的媒體不再以政治為唯一主題，讓世界看到台灣具體的活力與文化實力。

正如同北京奧運會後，世人不會記得大陸獲得幾面金牌，但不會忘記開幕式那令人震撼的「四大發明」，大陸當局成功地利用國際媒體的關注，將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以現代科技與藝術結合的手法，深植世人心中。同樣地，陳雲林來訪其實也可以是我們利用全球媒體的焦點，展現台灣的民主、自由、開放與文明的機會，當然也必須包括各種多元、自主但理性的抗議鏡頭。可惜我們錯失的不只是台灣整體形象與未來商機的損失，更是對台灣文化與民主涵養，一記最沈重的打擊。

《花、口腔、罪》 文--南方朔

摘自：文化啟示錄 (一九九一、四、三十)

儘管花不代表什麼，它既不解語，也未必怡情，但它卻是人和自然的一種中介、一種高度精緻形式文化的表徵。諾貝爾獎小說家威廉高汀特別喜歡原始人尼安德塔人將已死的親屬埋葬在花堆之中；而「符號王國」的日本，則是全球花卉第一大消費國，繁瑣細緻的「花道」變成愉悅的優雅，而這正是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最愛之處 --「優雅取代了宗教」。花成為鑑定文明細膩程度的一種指標。

而臺灣卻是少有之異數，一九九○年全球切花消費，平均每人合臺幣五四六元，但臺灣卻每人只一三五元。除了春節和母親節買束花應景之外，臺灣的人與花並不常相見。臺灣雖然鮮花外銷，人們其實並不真的去區分鮮花和塑膠花。總歸要凋謝的花卉，在臺灣人的價值標準下，抵不上一個漢堡。臺灣，甚至中國，是一種「口腔期」的文化型態，崇尚「入肚為安」。中國的餐飲文化博大精深，兼容並蓄，不遜任何別國，但其他卻瞠目他人項背之後。

「口腔期」的文化型態，是匱乏時代的集體潛意識，這個民族與天博鬥五千年，饑饉災難相連，口腹尚且不能饜足，何必優雅與其他。「口腔期」的文化型態和為了生活而無不掠奪有親子關係，「口腔期」文化型態孕育出了貪婪、粗暴、械鬥、剝削……等諸般惡德。這種文化型態下，「私」字自然當道，只有自己的口腔與肚腹才是最後的實在。「口腔期」文化是一種「前現代」的文明型態，它的本質並不因為吃的對象由「茹毛飲血」變成「滿漢全席」而有所改變。由於這一切以「私」為中心，至今未變，因此，儘管臺灣在生產力上已有了改變，但它最後面的那個文化社會關係並沒有基本的不同，我們的歷史仍處於一種「未曾進化的狀態」。西方神學之義聖奧古斯丁曾說過：「我認為，對任何均不敬畏者，莫不淪為身體快樂與虛幻權力的奴隸，並常處於另外有權力者奪去其快樂的恐懼中。」

而這正是解體中的臺灣之整體文化風貌。近來，最使人怵目驚心者，倒不是什麼「老賊問題」及「四一七」，毋寧是更奇特的犯罪案件，兒子打殺老父老母者有之，子侄之輩打殺長輩而掠其存款者有之，男友打殺女友，情變以致支解者有之。江湖仇殺可以理解，而違逆基本人倫秩序者卻使人惶惑。臺灣的解體日益深刻化，開始由政治、經濟、社會逐漸走向人倫。這是漸趨野蠻的動物性之回歸。或謂凡夫俗子導德感薄弱，而文化名人又如何？「地球日」的活動，各方名流政客將它弄得一團烏煙瘴氣，西方生態運動乃是以高度人文及自然哲學為基礎的運動，品質為近代社會運動之冠，而到了臺灣，卻被各種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貪婪所填注，運動走樣、窩裏先反。

再以理應高度自律自重的社團為例，正在上映中的「火燒島」影片究竟誰屬，也在此刻鬧成一團。社團乃是人們公共生活之始，也是民主文化的真正土壤，合作、容忍、分享、開創等一切有助於文明提升之品質乃是它的應然要素，而臺灣，它仍然是被「口腔期」文化的貪婪要素所填注，而淪為各種原始型態的權力鬥場。

如果我們愈能了解人間實情，或許就會發現人人一張口，所有的聲音都必然正當，而人類文明不可能重返動物性的獨我主義時代，遂必須在品質上日益自我提升-- 到了一個人人均能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時刻，或許也就是真正理想國狀態的到來。而臺灣所處的也就是文明由「口腔期」第一次躍昇的前夕。

也正因此，《產經新聞》最近兩次對臺灣整體文化風貌的報導，或許失諸主觀偏見，但要言之，它對「口腔期」臺灣文化的描述卻也不太離譜。「私」字當頭，為一己之利可以舌燦蓮花和用盡一切手段。在解體聲中，甚至語言都解體成了暴力。稍早前，黃石城說，臺灣的問題乃是根部爛掉的問題，和動物園沒有兩樣。如果我們能注意一個歷史的規律，或許已可發現，臺灣的這一切風貌，除非能在文明品質上作一次躍昇，否則都必然出現一次巨大的歷史報復。

稍早前，已故法國思想家傅柯在遺稿中特別提及一個重要的事實與概念，他指出，西方的「罪」的概念或許今日會被視為迂腐脫節，但就歷史發展的觀點而言，卻是人類開始模塑自身的第一次嘗試，我們可以這麼說，「罪」使得人開始回返自身，經由這樣的回返，人開始第一步走往與動物狀態相反的方向。雖然近代如波里克等認為「罪」的概念限制了人的自由和造成壓制，但這是在「罪」的積極性已發生了作用之後。

而漢人卻是從不作這種反思的民族，「吾日三省吾身」，反省的只是行為的差錯，不及於更基本的人的本質不完美性。因而中國人總是表裏不一，嘴上仁義道德，暗中男盜女娼。有怎樣品質的人民，就有怎樣品質的社會與政治；有怎樣的品質的社會與政治，又會有怎樣品質的個人，沒有誰是無邪的白紙，大家都在染缸中成為汙濁，甚至還是共犯。

而「罪」的覺知，以及對文明躍昇的期盼，不能靠一二人之力，它需要一整代不媚俗，和對未來有知見的徹悟與鼓吹，以創造新人。而讓人焦灼的卻是，這樣的一整代究在何處？或許，臺灣的人對花卉不覺得重要是可以理解的。「將優雅變成宗教」，對仍被「口腔期」文化邏輯籠罩的我們，畢竟仍太過遙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