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和平 便不能繼續傷害台灣

本文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龍應台 2007-05-18

我們都知道，台灣海峽是全球「危險區」之一。五六百枚飛彈佈在中國海岸，對準台灣島群。需要這麼多飛彈來對付那麼小一個島，其實是蠻令人驚異的──中國的面積是台灣的256倍，人口是58倍。兩岸之間有多遠？從馬祖的海岸，你其實看得見對面行走的鄉親。一個戰鬥機飛行官告訴我，從新竹機場起飛到抵達對岸，6分鐘。

成長的經驗塑造價值

說台灣海峽是個可能威脅世界和平的「引爆點」這個用語，對台灣人而言，一點也不誇張。「引爆」不是說著玩的。在一個不到150平方公里的金門島上，仍有159萬枚炸彈，每1平方公里有1萬枚炸彈，而這還不包括50萬枚地雷和50萬顆子彈在庫藏中。金門島上7萬居民每一個人可以「分享」到22個炸彈，8個地雷，44顆子彈。台灣島上的軍火庫，也常常傳出爆炸。

戰爭離我們的記憶不遠。從1958之後的20年裡，大概有100萬個炸彈投進金門的土地上。我們在一種「戰時」狀態下成長。在我12歲之前，已經在學校演過很多次背著槍的小兵，用刺刀殺「敵人」， 在我18歲之前，已經參加過無數次的「國語演講比賽」，針對「光復大陸，拯救同胞」提出我的智慧和慷慨激昂的見解。

出海的漁民受嚴格管控，而且基於「安全」理由，長年不被允許備有充分的通訊器材，暴風來時，只有沈滅的命運。我們有1500公里的海岸，但是，海岸是軍事重地，所以很多人不會游泳。對海，我們恐懼。

所謂 siege mentality，「被封鎖心態」，我們是很熟悉的。

我在1979年認識了第一個大陸的「中國人」。比較彼此的成長過程，發現我們其實很像：他也演過小兵「殺敵」，他也參加過演講比賽，唱過無數的愛國歌曲。我們之間的差別只不過在於：他的「英雄」和「烈士」是我的「叛徒」和「罪人」，我的「偉人」和「救星」是他的「匪」和「幫」。「革命」這種詞在我聽來帶點兒恐怖，在他卻是義正辭嚴。他說的「左」，代表「反動」，「落後」，「保守」，剛好是我心目中的「右」。

因此，我們之間的價值觀差別大嗎？在深層的價值上，我們其實是一模一樣的。英雄和烈士、叛徒和罪人的名字換了，但是判取忠奸的價值標準，完全是同一套。

差別，是在1987年台灣正式地成為一個民主社會之後才顯著的。在台灣，一統的「大敘述」、大寫的「真理」被無數細碎的「小敘述」所取代，大寫的任何偉大理念都被小寫的個人價值所凌駕於上。任何共識都不得不經過爭取和格鬥而後獲得。民主使得台灣人的價值觀有了一個深刻的改變：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兩者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的認定，和從前，也和現在的中國，有了比較根本的不同。

中國不是鐵板一塊

人權，是民主體制裡一個核心的價值。在這個關鍵的觀念上，台灣和中國大陸也有嚴重的分歧。但是，當我把「人權」和「中國」兩個詞相提並論時，諸位很可能以為我要談的是有多少作家、記者以言論獲罪，被關在牢中，或者，中國每年有多少死刑犯，每年有多少農民房舍被強制拆除而流離失所。諸位是西歐人，我認為，這種談論人權的方式，你們聽得太多了，因為這是西歐的主流談法，我反而願意提出另一個角度供諸位思索。

沒有錯，言論控制是中國每天的現實，而且隨著科技發展，它控制個人和媒體的技術跟著日新月異。但是在這我們目睹的集權管控的同時，我們或許也不能不同時看見正在發生的改變。在2005年，據統計有9萬多次的大型群眾示威和抗議事件在中國發生。這代表人民的權利意識在快速成長中，2003年甚至被中國媒體稱呼為「維權年」：年輕的律師協助農民控告政府侵權，中產階級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上法庭，作父母的爭取教育權，愛狗的上街呼籲尊重「寵物權」等等。

我認識到的是，中國並非一塊鐵板，它的價值觀也在分裂中，而且在我們比較看不到的內部，價值正在進行彼此的拉鋸。全球社區的責任可能就在於，深刻認識這個價值觀在變動中的新中國，然後清楚知道我們要做些什麼，不做些什麼，才能使中國內部理性、開放、和平的那一半力量在價值的拉鋸中得到上風。

台灣有人權問題？

諸位可能覺得奇怪，台灣有人權問題嗎？

這樣說，假定我們有這麼一個小社區，因為什麼理由，我們不准許這個社區裡的人出席任何會議，參與任何決策，我們不准許他們出現在任何全體社區的慶典、哀悼、紀念的重要場合上，而且，我們禁止這個社區的領袖離開他的社區進入我們的範圍內。甚至於，如果大社區失火了，我們不通知他們。甚至於，我們不准許他們以自己的名字稱呼自己。

請問，這叫不叫人權侵犯呢？

就經濟力來說，台灣是全球第15大經濟實體。就人口來說，台灣是全球200多個國家中第48大。但台灣被摒除在幾乎所有國際組織之外。它必須用金錢來「買」外交。它的領袖出行時，受盡羞辱。陳水扁總統在2006年「迷航」 國際，固然是他個人的行事方式極為可議，但是他所招來的屈辱，不是他個人的屈辱，是整體台灣人的屈辱。

國際社區對於台灣在政治上的孤立處境，是有所瞭解的，但是我認為，國際社區對於這種孤立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它對台灣人民傷害的程度，沒有絲毫認識。並非只在政治領域台灣被「隔離」，「隔離」其實滲透所有層面：藝術、學術、公共衛生、 教育，所有領域。就以藝術來說，譬如在威尼斯展中，台灣無法在公共的國家館園區中展出，必須在區外另找場館，而已有的展館，還要年年擔憂是否保存得住。

最突出而尖銳的例子，當然是「非典」事件。疾病爆發時，台灣衛生官員緊急知會世界衛生組織，要求其提供資料和協助，得到的答案是，你不是會員，請去找北京。但是在疾病爆發初期，北京官方根本還沒準備好如何處理自己的問題。

台灣的2300萬人先是經過37年之久的戒嚴，戒嚴就是一種鎖國，然後在戒嚴的後期，又開始了長達35年的國際封鎖，一直到今天。37年戒嚴和35年封鎖，不可能沒有「症狀」出現。2006年一份台灣雜誌的調查結果是驚人的：

80％的台灣人不知道聯合國總部在哪裡

80％的人不知道諾貝爾文學獎在哪一個城市頒發

80％的人說不出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裡

60％的人說不出德國用什麼貨幣

60％的人說不出雅典在哪一個洲

你不能以為這個調查是在偏遠鄉村裡做的，不，它的主要調查對象是在台北，而台北的人口，是華人世界裡平均教育水準最高的城市。

聯合國成員怎麼解釋？

所謂國際，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共同的全球社區，而台灣人完全被剝奪了參與全球社區的社會權和文化權。諸位是否知道，剝奪社會權和文化權，是違反聯合國的人權憲章的。

請讀一下聯合國人權憲章第2條和第22條的條文：

— 本章所涵蓋之權利，不可因個人所屬的政治、司法或國家的國際地位而有受影響，不論他所屬的是獨立的，託管的，不自主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主權管轄。

— 透過國家的努力或者國際的合作，每一個個人都有經濟權、社會權和文化權，這些權利對於他的尊嚴和個人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西歐國家都是聯合國的成員，請問你要怎麼對台灣的孩子們解釋這兩個條款的精神呢？

為了世界和平

37年的自動封鎖，35年的被迫封鎖，不論自動或被迫，人民何辜？今天國際對台灣的孤立和「遺棄」，使台灣人覺得，他們因為爭取到了民主而反受「懲罰」。全球社區一旁冷眼觀看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孩子，明明在全球化的大村子裡頭成長，他們稟質優秀而且加倍努力，但是他們被剝奪了全球公民籍，也被剝奪公民的基本尊嚴。

這種剝奪的傷害後果是雙重的：

一，台灣的民主無法做實質的提升。請諸位告訴我，一個完全無法參與國際事務，無法從國際事務中得到演練，更無法對國際盡責任、負義務的社會，有可能成為高品質的民主嗎？

二，台灣的孤立持續，人民的挫折加深，對於孤立的「始作俑者」─中國─的敵意更強，與中國對抗或分離的意願也就更甚，台海衝突的可能性，更高。

國際社區要關心台灣處境，不是只為了台灣人，而是為了全球村本身的安全。邏輯其實這樣簡單：在中國尋求現代化的路途上，台灣經驗──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是中國一個最重要的參考系。如果說，一個開放、理性、有公民參與的中國對於世界的和平穩定是必要的，那麼全球社區就不能不重視台灣的重要。也就是說，台灣的民主愈得到全球社區的支持和呵護，台海的穩定，世界的和平，就愈得到保障。

國際對於台灣的封鎖，對於台灣孩子全球公民人權的剝奪，你不能視而不見，它必須停止，不僅只為了台灣，更為了國際的和平。

（本文係龍應台應英國劍橋大學之邀，擔任今年度「川流講座」學者，於5月17日所作公開演講的講稿內容摘要）

一種新剝削形式：俄羅斯、印度和台灣

本文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王杏慶 (南方朔) 2007-07-23
原文來源：中國時報

有關「剝削」的問題，近代學術思想界荒廢得已經很久了。縱使有人研習，也只把「剝削」視為個體或個體經濟的層次。但到了近年，由於世界的變遷，許多政府的短視無能，新型態且大規模的總體式剝削已日趨普遍。當代學者沃塞默(Alan Wetheimer)、謝克納(JudithShklar)等即指出，「剝削」已成了一種人們在日常生活裡即可隨時遇到的現象，而且「總體式剝削」已日益普遍，「剝削」已應當做一種獨立的現象來研究。

而「總體式剝削」特別是國家機器的角色，我們可以舉俄國的莫斯科為例。從2006到2007，莫斯科已連續兩年成為全球生活費用最昂貴的城市。如果把在紐約生活的平均花費設定為指數100，莫斯科整整高出了34.4%，倫敦則高出了26.30%。這意謂著一個紐約的中產階級到莫斯科生活，他就會發現自己居然變成了窮人階級。而莫斯科之所以生活費用騰貴，主因當然是俄國本身新富階級的熱錢，以及國際游資，加上俄國本身黑道的金錢，合力炒高了房價與物價所致。由於俄國本質上仍是貧窮社會，於是普通莫斯科人遂必須面對高房價高物價持續的剝削。

在莫斯科舉世第一昂貴這種假性繁榮下，所隱藏的是普遍市民的被嚴重剝削。以及暴露在這種剝削所造成的色情氾濫、竊盜大盛、黑道橫行等風險中。普遍莫斯科市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卻承擔了政府施政錯誤的一切後果，這種嚴重的物質和身心受到剝削，那剝削的源頭不是國家機器又是甚麼？英國「經濟學人訊息中心」做了一個全球最適生活城市調查，第一名是加拿大蒙特婁，莫斯科連排名都進不去。當一個政府由於觀念偏差、施政錯誤，造成國家資源的錯置，而讓平民受到經濟扭曲下的被剝削，由這個例子已可看出「總體式剝削」是如何的嚴重了。

由莫斯科這個例子，就必須再提另一個更值得警惕的例子─印度了。

近年來印度為了追求高成長，而對外國財團和當地財團特別溫馴。它藉著引進外資─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投入股市房市，而本身則以低利率，快速的信用擴張，單單去年，印度對公司及家庭的信用擴張即達百分之卅，為中國大陸整整兩倍，今年上半年則持續擴張又再百分之廿八。由於擴張所造成的通貨膨漲率最高達到百分之六到八，遠遠超過短期利率，於是社會資金更加被導向到股市和房市，更造成股市房市的狂飆，以及物價的騰貴。

在過去一年裡，印度已出現平民階層反抗物價的流血暴動；也出現印度政府為了炒作房市而徵收貧民用地，貧民社區也流血反抗的多起事件。印度追求短期繁榮假象的結果，和莫斯科相同，都是使得普通人民遭到嚴重的剝削，而除了剝削外，更嚴重的是印度由於資源排擠效應，它在改善教育、強化基本建設，以及為了進一步發展所必須的電力設施等方面皆無力管制。印度五年計畫的電力計劃落後百分之五十，農村青少年的教育和婦女文盲高達百分之五十等皆毫無改善。包括印度裔英國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皆已指出，當缺乏基本面改革的支撐，印度即難有可持續的共享式成長。

由莫斯科和印度這兩個由國家機器帶頭，炒高了股價、房價和物價，而讓普通人民受到嚴重剝削的戲劇性倒證，當今台灣非理性的財經狂亂景象，其實已有了極佳的參考指標。繼股市房市狂飆後，它第二階段以剝削人民為主的效應已告出現。我們已可預估到，我們國家機器為了選舉目的而炒做股市房市，它所造成的物價狂飆已告登場；到了第三階段，就會像莫斯科和印度一樣，受到剝削的人民將會色情及犯罪大盛，暴露在這種風險下的民怨也將日益升高。治國從來就沒有簡單而只求短線效果的方法，搞短線的結果，最後必然是一切負面效果全部湧現，肥了外資與財團，而讓人民遭受到最重的剝削之苦，本國有限的財政及金融資源也加速的被掏空！

因此，台灣的普通善良百姓，甚麼事情也沒做，卻即將遭遇到物價飆漲之苦。這乃是一種以國家機器為主導的剝削，國家機器創造出一種情勢，使得人民在消費行為上蒙受到「不公平的交易」狀態。而「不公平的交易」，即是剝削。民進黨政府目前所做的剝削，乃是剝削中產市民以及小生意人階級以圖利財團的新剝削模式。

其實，國家機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剝削調控的角色，並非始於今日。多年前，哈佛商學院教授愛莉絲．艾姆斯登（Alice H.Amsden）在一項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裡即指出，台灣在日據時期為配合「工業化日本，米糖化台灣」的策略下，即對台灣農業建構出強勢的管控體系。台灣光復後，這個體系即被國民黨政權接替，成了抽吸資本進入工業部門的通路，這雖是政府的調控作為，但對農業部門而言，這種農工部門的資本流動當然是一種剝削。這種剝削率在一九五三至六八年間，其平均年增率達百分之三點八。它主要是透過肥料換穀這種「不公平交易」而完成的。當時台灣肥料價格比國際平均價格昂貴了百分之四十，這就是剝削率。

國民黨時代，國家機器的剝削模式乃是剝削農業部門而將資本導入國營企業和當時的中小企業部門，它所依靠的則是日據時代那個舊體制。而今天民進黨所展開的國家機器剝削，所依靠的也還是繼承自國民黨那個時代的體制。但剝削對象已變，它是在剝削普通市民階級以灌溉外國及本地財團，而其終極目的，當然是要藉此保衛政權。由當今新剝削關係，如動員國家控制的退輔費基金和勒令行庫拉抬股市房市，也的確顯示出台灣的經濟，在本質上仍是一種「統制性經濟」，台灣的市場仍必須向政治低頭！

今天的台灣，其實已走在莫斯科和印度的舊路上。政府為了營造繁榮假象而炒高股市房市，這種炒作方法，錯置了國家資源，扭曲了工商業對利潤計算的方式，不必國際油價及原物料價格上漲，它本身就已具有拉抬物價的動力，這種物價動力再加上國際價格上揚，自然一發不可收拾，而積極的被剝削者當然是普通市民階級。

目前全球已走到景氣循環的向下波段。歐洲房市已告停滯，美國的房市也出現疲態，消費也同樣日益趨緩。台灣趕在這個末段時刻炒做股市房市，它的可持續時間已注定不會太長，物價的快速狂漲即是證明。它會給台灣甚麼樣的災難，可能已值得我們未雨綢繆了！

我所看見的台灣─文化自信還沒準備好？--嚴長壽

我所看見的台灣─文化自信還沒準備好？
嚴長壽 2008-11-30 文章出處：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早在政府宣布開放陸客來台觀光之初，筆者曾經語重心長地指出，對於開放陸客乃至於廣納全球觀光客來台一事，台灣其實並未「準備好」。

似乎無論民間或政府一直把「準備好了」這件事，聚焦於車輛、旅館、法令、規章、包機、航班這一類硬體的架構上。事實上，台灣整體社會如果在心態上無法認清，對於在政治上走不出去的台灣，開放觀光是最能贏得國際認同以及友誼的方法；如何讓來台的各方人士在旅台的過程中，體驗並感受台灣在歷史與族群激盪中所呈現豐厚而紮實的文化基礎，才是台灣最真實的、最能長遠經營的「軟實力」。非常遺憾地，從首批陸客來台、到張銘清乃至於陳雲林到訪，不但沒有彰顯出台灣最重要的主體特質，反而留下無限的遺憾。


筆者更大的遺憾是，陳雲林來台之際，我們錯失了一個千載難逢、在世界的各大媒體面前呈現台灣多年累積的文化深度與文明素養的良機，最後讓膚淺的政治文化，以及徒具形式卻缺乏實質內涵的「民主」抗爭，占據了所有的新聞報導版面。

從本質上來看，「江陳台北會談」是一場以經貿交流為主的政治「演出」。固然實質問題的討論與協議內容攸關兩岸未來進一步交流的進程，然而背景是，大部分事務協商早已達成基本共識，陳雲林來訪是形式重於實際。如果我們反過來從「行銷台灣」的角度，巧妙地將枯燥的官式應酬當成「引子」或者「前景」，以台灣文化當主題，借力使力介紹台灣，台灣恰可向世界呈現其自信之處。當時，筆者甚至應邀模擬了幾個參訪的行程，借陳雲林來台，讓世界看到台灣的文化與觀光之美。

想像當陳雲林等一行人必定會希望前往故宮參觀，之後在故宮晶華餐廳安排一場茶宴，特別邀請類似「漢唐樂府」、人澹如菊、或王心心等國樂方面的表演名家參與。除了向來賓展現樂與食、樂與茶的高雅情致外，也讓各國的媒體朋友認識到台灣如何可以將茶、生活、古樂與傳統舞蹈包裝得如此豐美，為台灣的茶藝文化做出最佳的宣傳報導。

或可選擇一天前往金山，藉機將世界的鏡頭帶到朱銘美術館，以雲門舞集「水月」，巴哈樂曲的陪襯，及朱銘大師的太極系列的雕像為背景，展現台灣藝術家如何將中華傳統做出最精美又現代的詮釋，展現陰陽變換與天人合一的哲學轉譯。參觀完朱銘美術館之後，還可以就近前往法鼓山享用精緻的素齋並與聖嚴法師晤談，體驗宗教文化在台灣社會裡讓人定心、放下的默化之力。

由於來台前陳雲林還特別前往四川關切圓圓、團團的現況，當然也可順勢安排陳雲林一行前往木柵動物園勘查熊貓館，為團團、圓圓的到來做準備。枯燥的會勘之後則順道轉往優人神鼓在山區的露天劇場，體驗藝術家如何利用禪修與藝術的結合，轉化為美麗的肢體語言。

如果遠一點，還可以前往中台禪寺、日月潭。甚至以日月潭為背景，邀請信義鄉原住民小朋友與在霧峰的國立台灣交響樂團，聯合表演最近才在兩廳院表演過、由陳樹熙譜奏、交響樂合奏的布農八部合音，以最自然的原音搭配湖光山色的景致，讓美景增添人文的深度。

如果時間許可，更希望安排花蓮、太魯閣，體驗東台灣雄奇的山海景色，並前往慈濟精舍，當面向證嚴法師表達對慈濟協助四川賑災的謝意。

最後，在圓山飯店歡送晚宴，我們可以邀請如：蔡琴、潘安邦、胡德夫、周杰倫等，長年影響大陸民眾的流行音樂工作者演出，讓來訪的貴賓享受台灣的豐富流行音樂盛宴。當然最重要的是，讓採訪的媒體不再以政治為唯一主題，讓世界看到台灣具體的活力與文化實力。

正如同北京奧運會後，世人不會記得大陸獲得幾面金牌，但不會忘記開幕式那令人震撼的「四大發明」，大陸當局成功地利用國際媒體的關注，將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以現代科技與藝術結合的手法，深植世人心中。同樣地，陳雲林來訪其實也可以是我們利用全球媒體的焦點，展現台灣的民主、自由、開放與文明的機會，當然也必須包括各種多元、自主但理性的抗議鏡頭。可惜我們錯失的不只是台灣整體形象與未來商機的損失，更是對台灣文化與民主涵養，一記最沈重的打擊。

從原住民到新移民

從原住民到新移民

轉載：【2004.04.25／中國時報／名家專論】作者：夏曉鵑（世新大學社發所副教授）

春暖花開，筆者帶著學生探訪原住民部落，好讓他們體會政黨惡鬥之外，基層民眾是如何的生活。沿著蜿蜒的山路行經茶園，明顯地看出有些是疏於照料，有些則可從整齊畫一的茶樹高度看出主人投注的勞動力。一旁有路人交換他們的觀察心得，結論道：「那些雜草一堆的是『蕃仔茶』，這些蕃仔就是天性懶散，又愛喝酒，有地也不會好好開發！」學生疑惑地望著我，我要他們稍後訪問原住民茶農後再下定論。

原來，依據法令，原住民的保留地無法向銀行抵押貸款，他們看似坐擁山林，但這片土地是無法讓他們獲得生產所需的資本，也因此無法像漢人茶農般投下大量資金料理茶園，在此資本密集的茶產業中，自然失去了競爭力。

其實，台灣原住民在殖民者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受到了制度性的排擠。從日據時期開始，為取得台灣山林殖產的利益，日本殖民政府針對山地地區開創了保留地政策，以保留地為「官有地」的一環；藉由軍事鎮壓、刑罰和山地教育，一方面制止原住民延續傳統游獵生活方式，並強迫他們改為定耕，另一方面又招攬平地人入山砍伐林木。國民政府來台後，延續日據時期的山地政策，將日治時引進山地的資本主義生產因子更加徹底化，尤其是在平地農業經濟破產後，政府倡導農業上山，開放非原住民申請墾植開礦，再加上鼓勵原住民種植溫帶蔬果和茶等高經濟作物，全面改造了原住民之生產方式、風俗習慣、信仰體系與價值文化。

在此發展政策下，原住民一方面無法回到傳統生活與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的競爭場域裡又受到資金、技術和通路等各種限制，而幾無立錐之地，因此衍生出失業、酗酒等問題。但漢人社會從輿論到政策，從未歷史與結構地分析原住民問題的根源，卻倒果為因地把原住民問題本質化，以原住民「天性如此」和「素質低落」來解釋他們所遭遇到的生存痛苦。這種倒果為因式的理解反映在政策的擬定上是推出一大堆殘補式的措施，這些未對症下藥的措施不僅未解決原住民的問題，反而製造出原住民浪費國家資源的污名。

這樣的邏輯其實也映照在其他弱勢群體的處境上。以新移民女性而言，流行的論述指稱這群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是文盲，而因她們素質低落，無能力教育下一代，造成了子女發展遲緩的問題。其實，新移民女性並非文盲，而是生存國度的改變使她們原有的語言無用武之地；而在台灣缺乏對多元文化尊重的環境下，她們原有文化的教育方式，以及自身原有的能力，皆普遍受到壓抑，甚至否定，使得她們不敢或不願以母語與孩子互動，造成部份新移民女性的子女產生語言發展遲緩的現象。目前政府的因應方案並未針對台灣缺乏多元文化的結構因素，僅鎖定其子女進行補強教育，不僅造成新移民女性的子女被標籤化，也極易造成他們對母親的輕視與疏離。這種資源的錯置，非但造成資源的浪費，而且還為新移民及其子女製造另一個污名：浪費國家資源。

從原住民到新移民，我們應反省的是：看待弱勢群體的方法。當我們看到某些社會群體在社會發展上遲滯不前時，我們必須超越刻板印象的慣性思考，跳脫「社會問題化」與「污名化」的視野，進而檢視是什麼樣的結構限制了，甚至磨滅了，特定社群的發展能力。因此，若我們有心於改變弱勢群體的生存處境，就必須在尊重其歷史社會文化脈絡的前提下，排除各種結構性的限制，方有可能培養與激發弱勢者的能力。


資料來源：http://www.cyberbees.org/blog/archives/003500.html

另一個啜泣的台灣

文章作者：南方朔

今天的台灣早已變成兩個。這當然不是藍色台灣與綠色台灣之分啦，而是「有」的台灣與「沒有」的台灣。「有」的台灣，指的是日子還可以過的那個台灣。這個台灣的國民都有差不多的學歷，也有好工作，混得好的還可以住豪宅，開名車，穿名牌。而「沒有」的台灣，則風景完全不同了。這邊有一百五十萬戶所得快速遞減，入不敷出，生活艱難。居然有7%家庭付不出子女義務教育那一點學雜費。偷搶綁票以及燒炭跳樓的多半發生在這個台灣。一聽到油電漲價，就提心吊膽的也是這個台灣。

「兩個台灣」的說法誇張嗎？一點也不。它乃是當今所謂「兩層經濟」（Two-tiers economy）的現實版。這是大約十年前美國「商業週刊」率先提出的觀點。好的那一層指的是與全球化有關的那些擁有資本、技術，以及參與到市場活動的人；至於慘的那一層，則指在全球化過程中淪為邊緣，而且正被別人替換掉的那些人。這些人並不註定絕望。他們在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動下被犧牲，必須靠比以前更優秀的政府創造出有利於他們存活的次結構，始可能脫離困境。而這個台灣的悲哀，即在於他們被世界拋棄的同時，又被自己的政府拋棄。這是雙重的拋棄。稍早前，美國《紐約時報》在談到全球這種新窮人時，就用了廿世紀文豪艾略特（Ｔ.Ｓ. Eliot 1888-1965）的詩句來形容：

這就是世界結束的方式
這就是世界結束的方式
不是砰的一聲爆開，而是一串啜泣！

而台灣新窮人的這一串啜泣已很久了。過去幾年裡，我們不當的消金政策遮蓋掉了這個問題一陣子，而今所有的假象皆已無存，啜泣聲也就愈來愈被人聽聞。無論我們如何談論金磚四國，無論如何談論兩岸經濟，都不必然和這個哭泣中的台灣有關。那個「有」的台灣，早已有了清楚的運作邏輯，少一點「積極管理」，多一點自由、鬆綁和助力，他們自會打出一片天。而這個「沒有」的台灣卻不然，它必須付出更多知識與關切，必須推出更多具有開創性的政策，必須在全球化大結構建造出許多相互有關連的在地小結構。否則那個「有」的台灣，將來就會在「沒有」的台灣結構擴大後變成孤島甚或被淹沒。

當今全世界那些「沒有」的新窮人正在增加，展望可見的未來，在能源及原料騰貴帶動下，低物價時代即將告終，他們的日子將會愈來愈難過。而今台灣漲風將現，而貧窮的人又是那麼無望。但願我們的政府，如果政府仍然假裝聽不到，那麼就請在野黨，為這個問題多花一點心思，去注意傾聽那愈來愈大的啜泣聲！

2006.04.19 中國時報


引用網址 :
http://city.udn.com/v1/city/forum/article.jsp?aid=1467406&tpno=0&no=52665&cate_no=55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