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龍應台 2007-05-18
我們都知道，台灣海峽是全球「危險區」之一。五六百枚飛彈佈在中國海岸，對準台灣島群。需要這麼多飛彈來對付那麼小一個島，其實是蠻令人驚異的──中國的面積是台灣的256倍，人口是58倍。兩岸之間有多遠？從馬祖的海岸，你其實看得見對面行走的鄉親。一個戰鬥機飛行官告訴我，從新竹機場起飛到抵達對岸，6分鐘。
成長的經驗塑造價值
說台灣海峽是個可能威脅世界和平的「引爆點」這個用語，對台灣人而言，一點也不誇張。「引爆」不是說著玩的。在一個不到150平方公里的金門島上，仍有159萬枚炸彈，每1平方公里有1萬枚炸彈，而這還不包括50萬枚地雷和50萬顆子彈在庫藏中。金門島上7萬居民每一個人可以「分享」到22個炸彈，8個地雷，44顆子彈。台灣島上的軍火庫，也常常傳出爆炸。
戰爭離我們的記憶不遠。從1958之後的20年裡，大概有100萬個炸彈投進金門的土地上。我們在一種「戰時」狀態下成長。在我12歲之前，已經在學校演過很多次背著槍的小兵，用刺刀殺「敵人」， 在我18歲之前，已經參加過無數次的「國語演講比賽」，針對「光復大陸，拯救同胞」提出我的智慧和慷慨激昂的見解。
出海的漁民受嚴格管控，而且基於「安全」理由，長年不被允許備有充分的通訊器材，暴風來時，只有沈滅的命運。我們有1500公里的海岸，但是，海岸是軍事重地，所以很多人不會游泳。對海，我們恐懼。
所謂 siege mentality，「被封鎖心態」，我們是很熟悉的。
我在1979年認識了第一個大陸的「中國人」。比較彼此的成長過程，發現我們其實很像：他也演過小兵「殺敵」，他也參加過演講比賽，唱過無數的愛國歌曲。我們之間的差別只不過在於：他的「英雄」和「烈士」是我的「叛徒」和「罪人」，我的「偉人」和「救星」是他的「匪」和「幫」。「革命」這種詞在我聽來帶點兒恐怖，在他卻是義正辭嚴。他說的「左」，代表「反動」，「落後」，「保守」，剛好是我心目中的「右」。
因此，我們之間的價值觀差別大嗎？在深層的價值上，我們其實是一模一樣的。英雄和烈士、叛徒和罪人的名字換了，但是判取忠奸的價值標準，完全是同一套。
差別，是在1987年台灣正式地成為一個民主社會之後才顯著的。在台灣，一統的「大敘述」、大寫的「真理」被無數細碎的「小敘述」所取代，大寫的任何偉大理念都被小寫的個人價值所凌駕於上。任何共識都不得不經過爭取和格鬥而後獲得。民主使得台灣人的價值觀有了一個深刻的改變：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兩者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的認定，和從前，也和現在的中國，有了比較根本的不同。
中國不是鐵板一塊
人權，是民主體制裡一個核心的價值。在這個關鍵的觀念上，台灣和中國大陸也有嚴重的分歧。但是，當我把「人權」和「中國」兩個詞相提並論時，諸位很可能以為我要談的是有多少作家、記者以言論獲罪，被關在牢中，或者，中國每年有多少死刑犯，每年有多少農民房舍被強制拆除而流離失所。諸位是西歐人，我認為，這種談論人權的方式，你們聽得太多了，因為這是西歐的主流談法，我反而願意提出另一個角度供諸位思索。
沒有錯，言論控制是中國每天的現實，而且隨著科技發展，它控制個人和媒體的技術跟著日新月異。但是在這我們目睹的集權管控的同時，我們或許也不能不同時看見正在發生的改變。在2005年，據統計有9萬多次的大型群眾示威和抗議事件在中國發生。這代表人民的權利意識在快速成長中，2003年甚至被中國媒體稱呼為「維權年」：年輕的律師協助農民控告政府侵權，中產階級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上法庭，作父母的爭取教育權，愛狗的上街呼籲尊重「寵物權」等等。
我認識到的是，中國並非一塊鐵板，它的價值觀也在分裂中，而且在我們比較看不到的內部，價值正在進行彼此的拉鋸。全球社區的責任可能就在於，深刻認識這個價值觀在變動中的新中國，然後清楚知道我們要做些什麼，不做些什麼，才能使中國內部理性、開放、和平的那一半力量在價值的拉鋸中得到上風。
台灣有人權問題？
諸位可能覺得奇怪，台灣有人權問題嗎？
這樣說，假定我們有這麼一個小社區，因為什麼理由，我們不准許這個社區裡的人出席任何會議，參與任何決策，我們不准許他們出現在任何全體社區的慶典、哀悼、紀念的重要場合上，而且，我們禁止這個社區的領袖離開他的社區進入我們的範圍內。甚至於，如果大社區失火了，我們不通知他們。甚至於，我們不准許他們以自己的名字稱呼自己。
請問，這叫不叫人權侵犯呢？
就經濟力來說，台灣是全球第15大經濟實體。就人口來說，台灣是全球200多個國家中第48大。但台灣被摒除在幾乎所有國際組織之外。它必須用金錢來「買」外交。它的領袖出行時，受盡羞辱。陳水扁總統在2006年「迷航」 國際，固然是他個人的行事方式極為可議，但是他所招來的屈辱，不是他個人的屈辱，是整體台灣人的屈辱。
國際社區對於台灣在政治上的孤立處境，是有所瞭解的，但是我認為，國際社區對於這種孤立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它對台灣人民傷害的程度，沒有絲毫認識。並非只在政治領域台灣被「隔離」，「隔離」其實滲透所有層面：藝術、學術、公共衛生、 教育，所有領域。就以藝術來說，譬如在威尼斯展中，台灣無法在公共的國家館園區中展出，必須在區外另找場館，而已有的展館，還要年年擔憂是否保存得住。
最突出而尖銳的例子，當然是「非典」事件。疾病爆發時，台灣衛生官員緊急知會世界衛生組織，要求其提供資料和協助，得到的答案是，你不是會員，請去找北京。但是在疾病爆發初期，北京官方根本還沒準備好如何處理自己的問題。
台灣的2300萬人先是經過37年之久的戒嚴，戒嚴就是一種鎖國，然後在戒嚴的後期，又開始了長達35年的國際封鎖，一直到今天。37年戒嚴和35年封鎖，不可能沒有「症狀」出現。2006年一份台灣雜誌的調查結果是驚人的：
80％的台灣人不知道聯合國總部在哪裡
80％的人不知道諾貝爾文學獎在哪一個城市頒發
80％的人說不出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裡
60％的人說不出德國用什麼貨幣
60％的人說不出雅典在哪一個洲
你不能以為這個調查是在偏遠鄉村裡做的，不，它的主要調查對象是在台北，而台北的人口，是華人世界裡平均教育水準最高的城市。
聯合國成員怎麼解釋？
所謂國際，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共同的全球社區，而台灣人完全被剝奪了參與全球社區的社會權和文化權。諸位是否知道，剝奪社會權和文化權，是違反聯合國的人權憲章的。
請讀一下聯合國人權憲章第2條和第22條的條文：
— 本章所涵蓋之權利，不可因個人所屬的政治、司法或國家的國際地位而有受影響，不論他所屬的是獨立的，託管的，不自主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主權管轄。
— 透過國家的努力或者國際的合作，每一個個人都有經濟權、社會權和文化權，這些權利對於他的尊嚴和個人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西歐國家都是聯合國的成員，請問你要怎麼對台灣的孩子們解釋這兩個條款的精神呢？
為了世界和平
37年的自動封鎖，35年的被迫封鎖，不論自動或被迫，人民何辜？今天國際對台灣的孤立和「遺棄」，使台灣人覺得，他們因為爭取到了民主而反受「懲罰」。全球社區一旁冷眼觀看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孩子，明明在全球化的大村子裡頭成長，他們稟質優秀而且加倍努力，但是他們被剝奪了全球公民籍，也被剝奪公民的基本尊嚴。
這種剝奪的傷害後果是雙重的：
一，台灣的民主無法做實質的提升。請諸位告訴我，一個完全無法參與國際事務，無法從國際事務中得到演練，更無法對國際盡責任、負義務的社會，有可能成為高品質的民主嗎？
二，台灣的孤立持續，人民的挫折加深，對於孤立的「始作俑者」─中國─的敵意更強，與中國對抗或分離的意願也就更甚，台海衝突的可能性，更高。
國際社區要關心台灣處境，不是只為了台灣人，而是為了全球村本身的安全。邏輯其實這樣簡單：在中國尋求現代化的路途上，台灣經驗──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是中國一個最重要的參考系。如果說，一個開放、理性、有公民參與的中國對於世界的和平穩定是必要的，那麼全球社區就不能不重視台灣的重要。也就是說，台灣的民主愈得到全球社區的支持和呵護，台海的穩定，世界的和平，就愈得到保障。
國際對於台灣的封鎖，對於台灣孩子全球公民人權的剝奪，你不能視而不見，它必須停止，不僅只為了台灣，更為了國際的和平。
（本文係龍應台應英國劍橋大學之邀，擔任今年度「川流講座」學者，於5月17日所作公開演講的講稿內容摘要）
2009年11月25日 星期三
2009年11月18日 星期三
原住民、早住民與新住民
原住民、早住民與新住民Original, Early and New Inhabitants
戴寶村／Tai Pao-tsun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2001-12-17 載於台灣歷史學會[台灣之窗]
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通常有所謂原住民、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四大族群之分，多元族群形塑台灣豐富多樣的文化，而觀察瞭解族群關係的歷史演變，及族群意識發展出的台灣人的認同，乃是建立台灣為一永續發展國家必須面對的課題。本週「台灣歷史之窗」特別邀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戴寶村執筆，以「原住民」、「早住民」與「新住民」三個名稱重新定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不同族群，除述說各族群文化之演變與分流，亦闡述各族群關係與生活上之融合，多元文化的命運共同體乃台灣國家建構的歷史與未來。
原住民族--被邊緣化的族群歷史
台灣的原住民族分成十族，目前還在擴衍分族中；39萬人口僅佔台灣總人口的1.7%，各族人口差別甚多，分佈地區又廣，一世紀前才由部落社會編納入近代國家體制，由於長期受外來政權機制的統治及資本主義經濟衝擊，加上文化教育改造，使原住民族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一直處於低落化、邊緣化的處境。
近年來隨著原住民社會運動與政治民主化的走向，原住民事物才成為比較受重視的公共政策，各級政府設立原住民事務部門，教育文化方面也漸有改善。平埔族原住民與早期漢人移民混融而喪失期族群文化特徵，但「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俗諺和陳順勝、林媽利醫師有關台灣人遺傳基因的研究，提供了台灣人原生論的認同基礎。
文化再興喚起族群意識與族群認同
平埔族歷史、祭儀、音樂等的文化再現，使一些人重新發現自我而要「脫漢入番」，移居到花蓮的噶瑪蘭（Kavalan）人提出列入原住民第十族的要求，因邵（ Sao ）族已正名成功，他們可能繼續推動歸屬第十一族原住民的訴求，而十族原住民則有再分族的現象，如花蓮的太魯閣（Truku）族也一直想從泰雅（ Atayal ）族分立出來。另外，原住民為了進一步爭取其族群權益，鄒（Tsou）族和達悟（ Tao ）族已在醞釀自治運動。漢人從原漢關係追求尋根認同，原住民的族群運動則呈現追求公平權益，同時也在建構族群認同。
原住民的移民因素與定居初期
漢語系移民主要來自中國福建、廣東，因而有福佬（ Holo ）客家（ Hakka）之分，福佬人口約佔 70%，客家人口約佔 15%，相對於原住民實可合稱為「早住民」。早住民受迫於人口壓力的經濟因素而冒險渡過黑水溝來台，因此有「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六死三留一回頭」的心酸諺語。
早期移民以「賺食人」的心態打拼開拓生活的園地，面對清帝國政府的劣政污吏經常豎旗抗官，不過卻從未成功，如1786-1788年林爽文起兵反清，一度控制近半個台灣，是清代台灣最大規模民變，但因缺乏號召全島住民的政治理念和動員機制，林爽文軍隊南下想進攻台南府城，在嘉義遭到同屬漳州祖籍的諸羅城人守城頑抗，客家人基於保衛鄉土安定家園的觀念，也助清軍平亂。林爽文終於失敗被殺徒留「爽文路」、「爽文坑」的地名而已，相較於同時期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戰爭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美、法兩國的獨立建國與君主立憲，開創歷史影響全世界，林爽文的反清只是「官逼民反」的原始反抗而已。
族群屬性漸模糊，福佬、客家一家親
清代台灣的福、客、漳、泉族群因語言、習俗、信仰有別、經濟資源的競爭加上清政府「分化利用」的統治政策，使異族群人民一再爆發分類集體械鬥，甚至造成族群關係的刻版印象化。然而隨著落地生根的生命史歷程而「在地化」，所謂：「一代親二代表三代散了了」，終而「金門不認同安，台灣不認唐山」。清治末期一八八四年法軍攻台，不分福、客人士均出力抗法，「西仔來打咱台灣，大家何齊來打番（法國人）」的諺語就是台灣人敵愾同仇的表徵。
日本治台之後，有效率化的行政、全島交通體系的建立、語文資訊傳播等更有助形塑全島的一體性。如今已漳、泉難分，很多人對自己的族群屬性已相當模糊。這些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福佬客知道自己是「客底的」，原來福佬、客家一家親，早已創造「Halo」一族。
從「外省人」到「新住民」--「芋仔」、「芋蕃」在台灣
一九四九年，約一五○萬中國大陸各省人民移居台灣堪稱是上世紀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移民，這些移民及其後裔長期被稱為「外省人」，隨著歷史的推移，此用語今日已不盡適用，尤其是「台灣省政府」的「省」等成動詞用而廢省之後，應該用帶有動態演變的「新住民」來取代外省人一詞。新住民因移民時間、地區、背景、居住分佈、職業、心態等與早住民有所不同，加上二二八事件與長期不民主的威權體制政治情勢，造成所謂的省籍問題，族群關係問題過去在國民黨營造全民團結的假象下隱而不顯，然而族群要素常在自然或有意的情況下，對政治事務發揮動員機制的作用。
新住民的落地生根
早住民與新住民族群有所不同是自然現象，但是差異未必就會對立。半個世紀來，異時移民群共處海島台灣的生活空間，接受相同的教育，超過百分之二十的異省通婚率，尤其新住民移台時和清代一樣是男多女少，「芋仔」和「蕃薯」所生的「芋蕃」就是「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再版。名作家馬奎斯曾言：「一個人若沒有他的親人埋葬在他所生活的土地，他就不是屬於這片土地的人」，這是從生到死認同歷程的最佳詮釋。目前從新住民的「開台祖」算起也已進入第三代，用三代在地化落地生根的角度來看，新住民也都同樣是台灣人。
族群融合，營造永續發展的生活環境與國家
原住民、早住民、新住民間有族群文化差異，族群因素影響政治動員也是常態，這些並無礙於立基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國家建構。早在一七二一年，由朱一貴反清事件而激起族群分類對抗，隨清軍來的藍鼎元就曾呼籲台人：「…汝等客民與漳、泉各處之人，同自內地出來，同屬天涯海外、離鄉背井之客，為貧所驅，彼此同痛，幸得同居一郡，正宜相親相愛，何苦無故生嫌隙，以致相仇相怨，互相戕賊？」因此台灣人無論先來後到，應該相互瞭解，欣賞不同族群的語言、文化，建立人地相依的在地認同，營造永續發展的生活環境與國家。
戴寶村／Tai Pao-tsun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2001-12-17 載於台灣歷史學會[台灣之窗]
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通常有所謂原住民、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四大族群之分，多元族群形塑台灣豐富多樣的文化，而觀察瞭解族群關係的歷史演變，及族群意識發展出的台灣人的認同，乃是建立台灣為一永續發展國家必須面對的課題。本週「台灣歷史之窗」特別邀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戴寶村執筆，以「原住民」、「早住民」與「新住民」三個名稱重新定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不同族群，除述說各族群文化之演變與分流，亦闡述各族群關係與生活上之融合，多元文化的命運共同體乃台灣國家建構的歷史與未來。
原住民族--被邊緣化的族群歷史
台灣的原住民族分成十族，目前還在擴衍分族中；39萬人口僅佔台灣總人口的1.7%，各族人口差別甚多，分佈地區又廣，一世紀前才由部落社會編納入近代國家體制，由於長期受外來政權機制的統治及資本主義經濟衝擊，加上文化教育改造，使原住民族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一直處於低落化、邊緣化的處境。
近年來隨著原住民社會運動與政治民主化的走向，原住民事物才成為比較受重視的公共政策，各級政府設立原住民事務部門，教育文化方面也漸有改善。平埔族原住民與早期漢人移民混融而喪失期族群文化特徵，但「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俗諺和陳順勝、林媽利醫師有關台灣人遺傳基因的研究，提供了台灣人原生論的認同基礎。
文化再興喚起族群意識與族群認同
平埔族歷史、祭儀、音樂等的文化再現，使一些人重新發現自我而要「脫漢入番」，移居到花蓮的噶瑪蘭（Kavalan）人提出列入原住民第十族的要求，因邵（ Sao ）族已正名成功，他們可能繼續推動歸屬第十一族原住民的訴求，而十族原住民則有再分族的現象，如花蓮的太魯閣（Truku）族也一直想從泰雅（ Atayal ）族分立出來。另外，原住民為了進一步爭取其族群權益，鄒（Tsou）族和達悟（ Tao ）族已在醞釀自治運動。漢人從原漢關係追求尋根認同，原住民的族群運動則呈現追求公平權益，同時也在建構族群認同。
原住民的移民因素與定居初期
漢語系移民主要來自中國福建、廣東，因而有福佬（ Holo ）客家（ Hakka）之分，福佬人口約佔 70%，客家人口約佔 15%，相對於原住民實可合稱為「早住民」。早住民受迫於人口壓力的經濟因素而冒險渡過黑水溝來台，因此有「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六死三留一回頭」的心酸諺語。
早期移民以「賺食人」的心態打拼開拓生活的園地，面對清帝國政府的劣政污吏經常豎旗抗官，不過卻從未成功，如1786-1788年林爽文起兵反清，一度控制近半個台灣，是清代台灣最大規模民變，但因缺乏號召全島住民的政治理念和動員機制，林爽文軍隊南下想進攻台南府城，在嘉義遭到同屬漳州祖籍的諸羅城人守城頑抗，客家人基於保衛鄉土安定家園的觀念，也助清軍平亂。林爽文終於失敗被殺徒留「爽文路」、「爽文坑」的地名而已，相較於同時期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戰爭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美、法兩國的獨立建國與君主立憲，開創歷史影響全世界，林爽文的反清只是「官逼民反」的原始反抗而已。
族群屬性漸模糊，福佬、客家一家親
清代台灣的福、客、漳、泉族群因語言、習俗、信仰有別、經濟資源的競爭加上清政府「分化利用」的統治政策，使異族群人民一再爆發分類集體械鬥，甚至造成族群關係的刻版印象化。然而隨著落地生根的生命史歷程而「在地化」，所謂：「一代親二代表三代散了了」，終而「金門不認同安，台灣不認唐山」。清治末期一八八四年法軍攻台，不分福、客人士均出力抗法，「西仔來打咱台灣，大家何齊來打番（法國人）」的諺語就是台灣人敵愾同仇的表徵。
日本治台之後，有效率化的行政、全島交通體系的建立、語文資訊傳播等更有助形塑全島的一體性。如今已漳、泉難分，很多人對自己的族群屬性已相當模糊。這些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福佬客知道自己是「客底的」，原來福佬、客家一家親，早已創造「Halo」一族。
從「外省人」到「新住民」--「芋仔」、「芋蕃」在台灣
一九四九年，約一五○萬中國大陸各省人民移居台灣堪稱是上世紀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移民，這些移民及其後裔長期被稱為「外省人」，隨著歷史的推移，此用語今日已不盡適用，尤其是「台灣省政府」的「省」等成動詞用而廢省之後，應該用帶有動態演變的「新住民」來取代外省人一詞。新住民因移民時間、地區、背景、居住分佈、職業、心態等與早住民有所不同，加上二二八事件與長期不民主的威權體制政治情勢，造成所謂的省籍問題，族群關係問題過去在國民黨營造全民團結的假象下隱而不顯，然而族群要素常在自然或有意的情況下，對政治事務發揮動員機制的作用。
新住民的落地生根
早住民與新住民族群有所不同是自然現象，但是差異未必就會對立。半個世紀來，異時移民群共處海島台灣的生活空間，接受相同的教育，超過百分之二十的異省通婚率，尤其新住民移台時和清代一樣是男多女少，「芋仔」和「蕃薯」所生的「芋蕃」就是「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再版。名作家馬奎斯曾言：「一個人若沒有他的親人埋葬在他所生活的土地，他就不是屬於這片土地的人」，這是從生到死認同歷程的最佳詮釋。目前從新住民的「開台祖」算起也已進入第三代，用三代在地化落地生根的角度來看，新住民也都同樣是台灣人。
族群融合，營造永續發展的生活環境與國家
原住民、早住民、新住民間有族群文化差異，族群因素影響政治動員也是常態，這些並無礙於立基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國家建構。早在一七二一年，由朱一貴反清事件而激起族群分類對抗，隨清軍來的藍鼎元就曾呼籲台人：「…汝等客民與漳、泉各處之人，同自內地出來，同屬天涯海外、離鄉背井之客，為貧所驅，彼此同痛，幸得同居一郡，正宜相親相愛，何苦無故生嫌隙，以致相仇相怨，互相戕賊？」因此台灣人無論先來後到，應該相互瞭解，欣賞不同族群的語言、文化，建立人地相依的在地認同，營造永續發展的生活環境與國家。
2009年11月12日 星期四
一種新剝削形式：俄羅斯、印度和台灣
本文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王杏慶 (南方朔) 2007-07-23
原文來源：中國時報
有關「剝削」的問題，近代學術思想界荒廢得已經很久了。縱使有人研習，也只把「剝削」視為個體或個體經濟的層次。但到了近年，由於世界的變遷，許多政府的短視無能，新型態且大規模的總體式剝削已日趨普遍。當代學者沃塞默(Alan Wetheimer)、謝克納(JudithShklar)等即指出，「剝削」已成了一種人們在日常生活裡即可隨時遇到的現象，而且「總體式剝削」已日益普遍，「剝削」已應當做一種獨立的現象來研究。
而「總體式剝削」特別是國家機器的角色，我們可以舉俄國的莫斯科為例。從2006到2007，莫斯科已連續兩年成為全球生活費用最昂貴的城市。如果把在紐約生活的平均花費設定為指數100，莫斯科整整高出了34.4%，倫敦則高出了26.30%。這意謂著一個紐約的中產階級到莫斯科生活，他就會發現自己居然變成了窮人階級。而莫斯科之所以生活費用騰貴，主因當然是俄國本身新富階級的熱錢，以及國際游資，加上俄國本身黑道的金錢，合力炒高了房價與物價所致。由於俄國本質上仍是貧窮社會，於是普通莫斯科人遂必須面對高房價高物價持續的剝削。
在莫斯科舉世第一昂貴這種假性繁榮下，所隱藏的是普遍市民的被嚴重剝削。以及暴露在這種剝削所造成的色情氾濫、竊盜大盛、黑道橫行等風險中。普遍莫斯科市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卻承擔了政府施政錯誤的一切後果，這種嚴重的物質和身心受到剝削，那剝削的源頭不是國家機器又是甚麼？英國「經濟學人訊息中心」做了一個全球最適生活城市調查，第一名是加拿大蒙特婁，莫斯科連排名都進不去。當一個政府由於觀念偏差、施政錯誤，造成國家資源的錯置，而讓平民受到經濟扭曲下的被剝削，由這個例子已可看出「總體式剝削」是如何的嚴重了。
由莫斯科這個例子，就必須再提另一個更值得警惕的例子─印度了。
近年來印度為了追求高成長，而對外國財團和當地財團特別溫馴。它藉著引進外資─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投入股市房市，而本身則以低利率，快速的信用擴張，單單去年，印度對公司及家庭的信用擴張即達百分之卅，為中國大陸整整兩倍，今年上半年則持續擴張又再百分之廿八。由於擴張所造成的通貨膨漲率最高達到百分之六到八，遠遠超過短期利率，於是社會資金更加被導向到股市和房市，更造成股市房市的狂飆，以及物價的騰貴。
在過去一年裡，印度已出現平民階層反抗物價的流血暴動；也出現印度政府為了炒作房市而徵收貧民用地，貧民社區也流血反抗的多起事件。印度追求短期繁榮假象的結果，和莫斯科相同，都是使得普通人民遭到嚴重的剝削，而除了剝削外，更嚴重的是印度由於資源排擠效應，它在改善教育、強化基本建設，以及為了進一步發展所必須的電力設施等方面皆無力管制。印度五年計畫的電力計劃落後百分之五十，農村青少年的教育和婦女文盲高達百分之五十等皆毫無改善。包括印度裔英國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皆已指出，當缺乏基本面改革的支撐，印度即難有可持續的共享式成長。
由莫斯科和印度這兩個由國家機器帶頭，炒高了股價、房價和物價，而讓普通人民受到嚴重剝削的戲劇性倒證，當今台灣非理性的財經狂亂景象，其實已有了極佳的參考指標。繼股市房市狂飆後，它第二階段以剝削人民為主的效應已告出現。我們已可預估到，我們國家機器為了選舉目的而炒做股市房市，它所造成的物價狂飆已告登場；到了第三階段，就會像莫斯科和印度一樣，受到剝削的人民將會色情及犯罪大盛，暴露在這種風險下的民怨也將日益升高。治國從來就沒有簡單而只求短線效果的方法，搞短線的結果，最後必然是一切負面效果全部湧現，肥了外資與財團，而讓人民遭受到最重的剝削之苦，本國有限的財政及金融資源也加速的被掏空！
因此，台灣的普通善良百姓，甚麼事情也沒做，卻即將遭遇到物價飆漲之苦。這乃是一種以國家機器為主導的剝削，國家機器創造出一種情勢，使得人民在消費行為上蒙受到「不公平的交易」狀態。而「不公平的交易」，即是剝削。民進黨政府目前所做的剝削，乃是剝削中產市民以及小生意人階級以圖利財團的新剝削模式。
其實，國家機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剝削調控的角色，並非始於今日。多年前，哈佛商學院教授愛莉絲．艾姆斯登（Alice H.Amsden）在一項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裡即指出，台灣在日據時期為配合「工業化日本，米糖化台灣」的策略下，即對台灣農業建構出強勢的管控體系。台灣光復後，這個體系即被國民黨政權接替，成了抽吸資本進入工業部門的通路，這雖是政府的調控作為，但對農業部門而言，這種農工部門的資本流動當然是一種剝削。這種剝削率在一九五三至六八年間，其平均年增率達百分之三點八。它主要是透過肥料換穀這種「不公平交易」而完成的。當時台灣肥料價格比國際平均價格昂貴了百分之四十，這就是剝削率。
國民黨時代，國家機器的剝削模式乃是剝削農業部門而將資本導入國營企業和當時的中小企業部門，它所依靠的則是日據時代那個舊體制。而今天民進黨所展開的國家機器剝削，所依靠的也還是繼承自國民黨那個時代的體制。但剝削對象已變，它是在剝削普通市民階級以灌溉外國及本地財團，而其終極目的，當然是要藉此保衛政權。由當今新剝削關係，如動員國家控制的退輔費基金和勒令行庫拉抬股市房市，也的確顯示出台灣的經濟，在本質上仍是一種「統制性經濟」，台灣的市場仍必須向政治低頭！
今天的台灣，其實已走在莫斯科和印度的舊路上。政府為了營造繁榮假象而炒高股市房市，這種炒作方法，錯置了國家資源，扭曲了工商業對利潤計算的方式，不必國際油價及原物料價格上漲，它本身就已具有拉抬物價的動力，這種物價動力再加上國際價格上揚，自然一發不可收拾，而積極的被剝削者當然是普通市民階級。
目前全球已走到景氣循環的向下波段。歐洲房市已告停滯，美國的房市也出現疲態，消費也同樣日益趨緩。台灣趕在這個末段時刻炒做股市房市，它的可持續時間已注定不會太長，物價的快速狂漲即是證明。它會給台灣甚麼樣的災難，可能已值得我們未雨綢繆了！
王杏慶 (南方朔) 2007-07-23
原文來源：中國時報
有關「剝削」的問題，近代學術思想界荒廢得已經很久了。縱使有人研習，也只把「剝削」視為個體或個體經濟的層次。但到了近年，由於世界的變遷，許多政府的短視無能，新型態且大規模的總體式剝削已日趨普遍。當代學者沃塞默(Alan Wetheimer)、謝克納(JudithShklar)等即指出，「剝削」已成了一種人們在日常生活裡即可隨時遇到的現象，而且「總體式剝削」已日益普遍，「剝削」已應當做一種獨立的現象來研究。
而「總體式剝削」特別是國家機器的角色，我們可以舉俄國的莫斯科為例。從2006到2007，莫斯科已連續兩年成為全球生活費用最昂貴的城市。如果把在紐約生活的平均花費設定為指數100，莫斯科整整高出了34.4%，倫敦則高出了26.30%。這意謂著一個紐約的中產階級到莫斯科生活，他就會發現自己居然變成了窮人階級。而莫斯科之所以生活費用騰貴，主因當然是俄國本身新富階級的熱錢，以及國際游資，加上俄國本身黑道的金錢，合力炒高了房價與物價所致。由於俄國本質上仍是貧窮社會，於是普通莫斯科人遂必須面對高房價高物價持續的剝削。
在莫斯科舉世第一昂貴這種假性繁榮下，所隱藏的是普遍市民的被嚴重剝削。以及暴露在這種剝削所造成的色情氾濫、竊盜大盛、黑道橫行等風險中。普遍莫斯科市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卻承擔了政府施政錯誤的一切後果，這種嚴重的物質和身心受到剝削，那剝削的源頭不是國家機器又是甚麼？英國「經濟學人訊息中心」做了一個全球最適生活城市調查，第一名是加拿大蒙特婁，莫斯科連排名都進不去。當一個政府由於觀念偏差、施政錯誤，造成國家資源的錯置，而讓平民受到經濟扭曲下的被剝削，由這個例子已可看出「總體式剝削」是如何的嚴重了。
由莫斯科這個例子，就必須再提另一個更值得警惕的例子─印度了。
近年來印度為了追求高成長，而對外國財團和當地財團特別溫馴。它藉著引進外資─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投入股市房市，而本身則以低利率，快速的信用擴張，單單去年，印度對公司及家庭的信用擴張即達百分之卅，為中國大陸整整兩倍，今年上半年則持續擴張又再百分之廿八。由於擴張所造成的通貨膨漲率最高達到百分之六到八，遠遠超過短期利率，於是社會資金更加被導向到股市和房市，更造成股市房市的狂飆，以及物價的騰貴。
在過去一年裡，印度已出現平民階層反抗物價的流血暴動；也出現印度政府為了炒作房市而徵收貧民用地，貧民社區也流血反抗的多起事件。印度追求短期繁榮假象的結果，和莫斯科相同，都是使得普通人民遭到嚴重的剝削，而除了剝削外，更嚴重的是印度由於資源排擠效應，它在改善教育、強化基本建設，以及為了進一步發展所必須的電力設施等方面皆無力管制。印度五年計畫的電力計劃落後百分之五十，農村青少年的教育和婦女文盲高達百分之五十等皆毫無改善。包括印度裔英國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皆已指出，當缺乏基本面改革的支撐，印度即難有可持續的共享式成長。
由莫斯科和印度這兩個由國家機器帶頭，炒高了股價、房價和物價，而讓普通人民受到嚴重剝削的戲劇性倒證，當今台灣非理性的財經狂亂景象，其實已有了極佳的參考指標。繼股市房市狂飆後，它第二階段以剝削人民為主的效應已告出現。我們已可預估到，我們國家機器為了選舉目的而炒做股市房市，它所造成的物價狂飆已告登場；到了第三階段，就會像莫斯科和印度一樣，受到剝削的人民將會色情及犯罪大盛，暴露在這種風險下的民怨也將日益升高。治國從來就沒有簡單而只求短線效果的方法，搞短線的結果，最後必然是一切負面效果全部湧現，肥了外資與財團，而讓人民遭受到最重的剝削之苦，本國有限的財政及金融資源也加速的被掏空！
因此，台灣的普通善良百姓，甚麼事情也沒做，卻即將遭遇到物價飆漲之苦。這乃是一種以國家機器為主導的剝削，國家機器創造出一種情勢，使得人民在消費行為上蒙受到「不公平的交易」狀態。而「不公平的交易」，即是剝削。民進黨政府目前所做的剝削，乃是剝削中產市民以及小生意人階級以圖利財團的新剝削模式。
其實，國家機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剝削調控的角色，並非始於今日。多年前，哈佛商學院教授愛莉絲．艾姆斯登（Alice H.Amsden）在一項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裡即指出，台灣在日據時期為配合「工業化日本，米糖化台灣」的策略下，即對台灣農業建構出強勢的管控體系。台灣光復後，這個體系即被國民黨政權接替，成了抽吸資本進入工業部門的通路，這雖是政府的調控作為，但對農業部門而言，這種農工部門的資本流動當然是一種剝削。這種剝削率在一九五三至六八年間，其平均年增率達百分之三點八。它主要是透過肥料換穀這種「不公平交易」而完成的。當時台灣肥料價格比國際平均價格昂貴了百分之四十，這就是剝削率。
國民黨時代，國家機器的剝削模式乃是剝削農業部門而將資本導入國營企業和當時的中小企業部門，它所依靠的則是日據時代那個舊體制。而今天民進黨所展開的國家機器剝削，所依靠的也還是繼承自國民黨那個時代的體制。但剝削對象已變，它是在剝削普通市民階級以灌溉外國及本地財團，而其終極目的，當然是要藉此保衛政權。由當今新剝削關係，如動員國家控制的退輔費基金和勒令行庫拉抬股市房市，也的確顯示出台灣的經濟，在本質上仍是一種「統制性經濟」，台灣的市場仍必須向政治低頭！
今天的台灣，其實已走在莫斯科和印度的舊路上。政府為了營造繁榮假象而炒高股市房市，這種炒作方法，錯置了國家資源，扭曲了工商業對利潤計算的方式，不必國際油價及原物料價格上漲，它本身就已具有拉抬物價的動力，這種物價動力再加上國際價格上揚，自然一發不可收拾，而積極的被剝削者當然是普通市民階級。
目前全球已走到景氣循環的向下波段。歐洲房市已告停滯，美國的房市也出現疲態，消費也同樣日益趨緩。台灣趕在這個末段時刻炒做股市房市，它的可持續時間已注定不會太長，物價的快速狂漲即是證明。它會給台灣甚麼樣的災難，可能已值得我們未雨綢繆了！
國家
本文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作著：龍應台_2007/11/02
原文來源：中國時報-三少四壯集
我驚訝萬分地發現，台灣人有一個日常詞彙在香港是從缺的。
在台北，人們來來去去，宴會上碰面時的相互問候往往是；「回國了嗎？哪天再出國？」
七百萬香港人住在一個大機場旁邊，人們每天在那裡進進出出，機場簡直就是香港人家門口的巴士總站──到任何地方都要從這裡進出。但是，他們離開香港不說「出國」，回到香港不說「回國」。顯然在香港人的意識裡，香港不是「國」，而且，不屬於什麼「國」。那麼，他們怎麼說呢？
我豎起耳朵仔細地偷聽，發現，他們是這麼表達的：
「我明天要去上海。」
那可不是「出國」。
「曾蔭權昨日返港。」
那可不是「返國」。
報紙會說，「金牌選手踏進機場，受到港人熱烈歡迎」，但絕不會說，「金牌選手返抵國門，受到國人熱烈歡迎。」沒有「國門」，只有「機場」；沒有「國人」，只有「港人」。
香港人在談香港的時候，絕不會用到「國」這個詞。當他們真的用到「國」這個詞的時候，通常指的不是香港，而是另一個地方──那個很大、很大的羅湖以北的中國，或者是維多利亞港邊矗立的那個「解放軍大樓」。香港有立法會，但不是「國會」。有官立小學，但不是「國民」小學。有香港大學，但不是「國立香港大學」。有人會高喊愛港，但請不要把愛港和愛國混為一談，一轉成「愛國」，就變成完全的另外一套含意。在香港，「國」這個詞，是保留給中國獨家專用的。
台灣人可大大不同。人們總是在「出國」「回國」，總統出國之後要返抵「國門」，他要對「國人」有所交代。知識份子關心的是「國事家事天下事」，被政府尊為專家請回來的海外學人，出席的是「國是」會議。價值觀上起辯論時，「國情不同」常被提及。軍事基地中最大的標語還是「效忠國家」。學生在學校裡說的是「國語」，學的是「國文」。撕頭髮、丟茶杯、打成一團的是「國會」，「國會」裡頭大聲咆哮爭吵的是「國歌」、「國旗」、「國徽」要不要換的問題。都市重新組織時，做的是「國土規劃」，經濟問題的討論，鎖定在「國力」的提升上。
因為對「國家」究竟是哪一個發生了錯亂──中華民國到底還要不要，台灣民主國究竟是玩真還是假，都弄不清楚了，所以才漸漸捨棄行之多年的「愛國」之說，而改採「愛台灣」的口號來動員群眾。除此之外，「國家」還是在人們的心念裡的。大學校長們開會的時候會說，「我們要為國家培育人才。」知識份子痛心疾首的時候，會說，「今天的台灣，國不國，君不君，沈淪矣！」紅衫軍在廣場上守夜時，從婆婆媽媽們嘴裡最常聽見的兩句話，一句是：「有這樣的總統，叫我怎麼教育孩子啊！」另一句就是，「國家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在維多利亞公園裡，那第二句話翻成廣東話就會變成：「香港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國家」這個詞，在香港人的意識裡，是個比較遙遠的、沒有輪廓的東西。
但是，香港的歷史多麼複雜。到八十年代，每年十月十日還有很多門戶裡會竄出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一年一度，在風裡飄舞。跟現在的台灣也許沒關係，人們帶著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國家」意識，繼續以一面旗表達心裡的感覺，那種感覺，可能很混沌，說不清道理，也許只是一種情緒，一種記憶，一種和過去的人與事的鄉情連結，是一種私密的個人歷史情感，和政治理論與歷史真相甚至扯不上關係。
我碰見這麼一個禿了頭的出租車司機，知道我是台灣人，一面開車一面就說，「我是調景嶺長大的。從前讀書的獎學金都是中華民國救災總會發的，畢業後還被送到台灣去做三個月的技職培訓。很感激。到現在都還覺得，一直沒有機會回報，掛在心裡。到今天，聽到國歌，我還覺得很激動。」
從後視鏡裡看他，看不清他的臉，但是他低沈的聲音，充滿了滄桑和情感。
作著：龍應台_2007/11/02
原文來源：中國時報-三少四壯集
我驚訝萬分地發現，台灣人有一個日常詞彙在香港是從缺的。
在台北，人們來來去去，宴會上碰面時的相互問候往往是；「回國了嗎？哪天再出國？」
七百萬香港人住在一個大機場旁邊，人們每天在那裡進進出出，機場簡直就是香港人家門口的巴士總站──到任何地方都要從這裡進出。但是，他們離開香港不說「出國」，回到香港不說「回國」。顯然在香港人的意識裡，香港不是「國」，而且，不屬於什麼「國」。那麼，他們怎麼說呢？
我豎起耳朵仔細地偷聽，發現，他們是這麼表達的：
「我明天要去上海。」
那可不是「出國」。
「曾蔭權昨日返港。」
那可不是「返國」。
報紙會說，「金牌選手踏進機場，受到港人熱烈歡迎」，但絕不會說，「金牌選手返抵國門，受到國人熱烈歡迎。」沒有「國門」，只有「機場」；沒有「國人」，只有「港人」。
香港人在談香港的時候，絕不會用到「國」這個詞。當他們真的用到「國」這個詞的時候，通常指的不是香港，而是另一個地方──那個很大、很大的羅湖以北的中國，或者是維多利亞港邊矗立的那個「解放軍大樓」。香港有立法會，但不是「國會」。有官立小學，但不是「國民」小學。有香港大學，但不是「國立香港大學」。有人會高喊愛港，但請不要把愛港和愛國混為一談，一轉成「愛國」，就變成完全的另外一套含意。在香港，「國」這個詞，是保留給中國獨家專用的。
台灣人可大大不同。人們總是在「出國」「回國」，總統出國之後要返抵「國門」，他要對「國人」有所交代。知識份子關心的是「國事家事天下事」，被政府尊為專家請回來的海外學人，出席的是「國是」會議。價值觀上起辯論時，「國情不同」常被提及。軍事基地中最大的標語還是「效忠國家」。學生在學校裡說的是「國語」，學的是「國文」。撕頭髮、丟茶杯、打成一團的是「國會」，「國會」裡頭大聲咆哮爭吵的是「國歌」、「國旗」、「國徽」要不要換的問題。都市重新組織時，做的是「國土規劃」，經濟問題的討論，鎖定在「國力」的提升上。
因為對「國家」究竟是哪一個發生了錯亂──中華民國到底還要不要，台灣民主國究竟是玩真還是假，都弄不清楚了，所以才漸漸捨棄行之多年的「愛國」之說，而改採「愛台灣」的口號來動員群眾。除此之外，「國家」還是在人們的心念裡的。大學校長們開會的時候會說，「我們要為國家培育人才。」知識份子痛心疾首的時候，會說，「今天的台灣，國不國，君不君，沈淪矣！」紅衫軍在廣場上守夜時，從婆婆媽媽們嘴裡最常聽見的兩句話，一句是：「有這樣的總統，叫我怎麼教育孩子啊！」另一句就是，「國家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在維多利亞公園裡，那第二句話翻成廣東話就會變成：「香港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國家」這個詞，在香港人的意識裡，是個比較遙遠的、沒有輪廓的東西。
但是，香港的歷史多麼複雜。到八十年代，每年十月十日還有很多門戶裡會竄出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一年一度，在風裡飄舞。跟現在的台灣也許沒關係，人們帶著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國家」意識，繼續以一面旗表達心裡的感覺，那種感覺，可能很混沌，說不清道理，也許只是一種情緒，一種記憶，一種和過去的人與事的鄉情連結，是一種私密的個人歷史情感，和政治理論與歷史真相甚至扯不上關係。
我碰見這麼一個禿了頭的出租車司機，知道我是台灣人，一面開車一面就說，「我是調景嶺長大的。從前讀書的獎學金都是中華民國救災總會發的，畢業後還被送到台灣去做三個月的技職培訓。很感激。到現在都還覺得，一直沒有機會回報，掛在心裡。到今天，聽到國歌，我還覺得很激動。」
從後視鏡裡看他，看不清他的臉，但是他低沈的聲音，充滿了滄桑和情感。
2009年11月3日 星期二
別碰我的國家_齊瑪曼在美的最後一場演奏
焦元溥 2009-05-11
本文來源：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原文選自聯合報
這真是最後一次
4月27日，我在倫敦聽阿格麗希（Martha Argerich）演奏普羅高菲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由於先前取消風聲不斷，能見她現身實是萬幸。但坐定不久，卻發現鄰人討論的話題竟不是阿格麗希，而是昨日遠在洛杉磯迪士尼廳的波蘭鋼琴大師齊瑪曼（Krystian Zimerman）──在演奏最後一首作品前，他兩度遲疑，最後仍側身對聽眾說：為抗議華府軍事擴張政策，包括在波蘭設置長程飛彈，這是他在美國最後一場演奏。
鋼琴家的聲音雖然低沉，全場卻都聽見那句嚴正的譴責：「Get your hands off my country（別碰我的國家）！」
這並非齊瑪曼首次表示。去年他已宣布，只要美國一天沒為伊拉克負責，包括認錯、究責、賠償、重建，他就不去美國演奏。因此他今年四月的美國巡迴，別說我不相信，連美國人都沒當真，卡內基音樂會降至十美金學生價都乏人問津，只因大家認為終會取消。
因此，當三月初接到他的簡訊，告知不得不再去美國演出時，我驚訝之外也只顧著通風報信，告訴親友切勿錯過。
怎知，這真是最後一次。
齊瑪曼私下幽默風趣且健談，但若公開發表言論，用字遣詞必經千錘百鍊。拙著《遊藝黑白》中的齊瑪曼訪問，是他廿三年來唯一長篇，英文修稿來回八個月；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每晚在傳真機與電話旁守候，覺得要改到地老天荒的「充實感」。國際樂壇有太多人努力製造話題，從話題中維持知名度，而從名氣獲得財富；齊瑪曼從不如此。而他的知識、學養與能力，沒有親眼見證，根本無法想像。有次我送上一首鋼琴新作，他當場翻過一遍，竟立即指出認為必是錯誤之處。當我回報作曲家，果然證實是打譜疏失。齊瑪曼虔心專注於音樂和技巧，其樂一如其人：縱使光芒萬丈、燦美無雙，琴音裡卻沒有一聲炫耀張揚；無論世人給予何等榮耀，他始終嚴謹篤實。
身為波蘭與世界公民，不能裝聾作啞！
但自美國二次伊拉克戰爭後，面對這樣荒唐恐怖卻無人制止的大錯，齊瑪曼再也不能容忍。「即使現在許多人處於民主政體，我們仍要思考民主的意義和實踐的方式，不然一樣成為受害者。許多人認為我們擁有民主。錯了！我們並不擁有民主，而必須製造民主。民主本身並非自由，而是承擔責任的開始。」即便是伊拉克戰爭或美軍虐囚，許多人都認為那是「政治」，而藝術家和政治無關。但齊瑪曼認為那是公民責任，是生而為人的道德堅持與義務。更何況，熟識他的人都清楚，那堅定信念背後，是血淚鎔鑄的私人情感：「只要能讓一個人，一個人就好，覺察到這世間的不公不義並起而改變，你就不虛此生。」──他曾緊握父親臨終前的手，在病榻前答應老齊瑪曼延續傳家的道德信念；這是他永遠不會忘記的人生功課。
保持道德原則是一回事，但要什麼樣的勇氣，才能讓他選擇一個最負責任，但也對自己最不利，可能造成最大傷害的做法？換作他人，大可留在歐洲遠遠放話，或在音樂會後開盛大記者會轟轟烈烈痛罵。但齊瑪曼既已在2008年宣布和美國說再見，那就正式去一次和聽眾道別。他不怕噓聲或叫罵，不畏可能的威脅或攻擊，不願躲在記者會的保護傘下──是的，要說就當面說。他選擇在舞台上告訴美國聽眾：我依然為你們演奏，但伊拉克問題一日不解決，華府東歐外交又讓我的祖國重回冷戰。身為波蘭與世界公民，我不能裝聾作啞！
讓世人看到藝術家如何看重自己
許多美國媒體認為這其實是新仇加舊恨。他們不相信怎可能有人會為了外交議題而震怒至此，一定是先前齊瑪曼的鋼琴曾被美國海關銷毀砸毀，這次才徹底翻臉吧！但這種觀點，其實正暴露一般美國人對世界一無所知，對華府外交之倒行逆施亦無動於衷。反正別家小孩死不完，國外孩子特別多。齊瑪曼並不恨美國，也不討厭美國人。他在美國有許多朋友，甚至聽到我痛罵美國人無知、愚蠢、貪婪、浪費時，還婉言告誡絕不能一概而論（而那「婉言」是長達三十面的簡訊）。如果沒有歐巴馬四月初那篇布拉格演說，以齊瑪曼對這位白宮新主人的肯定，或許他不會這樣決絕。但即使以這種方式和美國告別，在回覆我的簡訊中，他對美國仍是「憂慮而非憤怒」。
齊瑪曼的抗議，對我而言，其意義更在讓世人再度見到藝術家正視自己的道德與社會責任。另一位鋼琴大師波里尼（Maurizio Pollini），生平唯一一次被噓下台，就是在演出前發表反越戰聲明。他們何嘗不知如此主張會招來攻擊？但雖千萬人吾往矣！曾幾何時，表演藝術已被視為商品和消費，觀眾買張票就自我膨脹，甚至認為藝術該為金錢服務。演奏者為了賺錢，往往竟也將錯就錯，為商業利益不惜放棄一切。如此惡性循環，導致聽眾愈見無知自滿，藝術家與藝術的地位也日漸低落。但無論是昔日越戰或今日伊拉克戰爭與波蘭飛彈布署，這都非一般時事，而是人生與世局中的大是大非。對絕大多數仍在夾縫中求生的音樂家，自然不能苛求他們要有表態的勇氣。而身為當代最偉大音樂家之一的齊瑪曼，既願放棄演出酬勞最豐厚的市場，又願在舞台上承受一切，至少我深深感謝，他讓世人看到藝術家如何看重自己，也明白告訴聽眾，他的演奏不是商品，音樂家才是音樂會的主人，而他為和他有相同信念的人演奏。
很高興，當晚絕大多數聽眾為他的發言喝采，演出後給予起立致敬；這國家應該還有希望。願音樂之光終能將人心照亮，我期待齊瑪曼重回美國的那一天。
【2009/05/11 聯合報】
本文來源：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原文選自聯合報
這真是最後一次
4月27日，我在倫敦聽阿格麗希（Martha Argerich）演奏普羅高菲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由於先前取消風聲不斷，能見她現身實是萬幸。但坐定不久，卻發現鄰人討論的話題竟不是阿格麗希，而是昨日遠在洛杉磯迪士尼廳的波蘭鋼琴大師齊瑪曼（Krystian Zimerman）──在演奏最後一首作品前，他兩度遲疑，最後仍側身對聽眾說：為抗議華府軍事擴張政策，包括在波蘭設置長程飛彈，這是他在美國最後一場演奏。
鋼琴家的聲音雖然低沉，全場卻都聽見那句嚴正的譴責：「Get your hands off my country（別碰我的國家）！」
這並非齊瑪曼首次表示。去年他已宣布，只要美國一天沒為伊拉克負責，包括認錯、究責、賠償、重建，他就不去美國演奏。因此他今年四月的美國巡迴，別說我不相信，連美國人都沒當真，卡內基音樂會降至十美金學生價都乏人問津，只因大家認為終會取消。
因此，當三月初接到他的簡訊，告知不得不再去美國演出時，我驚訝之外也只顧著通風報信，告訴親友切勿錯過。
怎知，這真是最後一次。
齊瑪曼私下幽默風趣且健談，但若公開發表言論，用字遣詞必經千錘百鍊。拙著《遊藝黑白》中的齊瑪曼訪問，是他廿三年來唯一長篇，英文修稿來回八個月；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每晚在傳真機與電話旁守候，覺得要改到地老天荒的「充實感」。國際樂壇有太多人努力製造話題，從話題中維持知名度，而從名氣獲得財富；齊瑪曼從不如此。而他的知識、學養與能力，沒有親眼見證，根本無法想像。有次我送上一首鋼琴新作，他當場翻過一遍，竟立即指出認為必是錯誤之處。當我回報作曲家，果然證實是打譜疏失。齊瑪曼虔心專注於音樂和技巧，其樂一如其人：縱使光芒萬丈、燦美無雙，琴音裡卻沒有一聲炫耀張揚；無論世人給予何等榮耀，他始終嚴謹篤實。
身為波蘭與世界公民，不能裝聾作啞！
但自美國二次伊拉克戰爭後，面對這樣荒唐恐怖卻無人制止的大錯，齊瑪曼再也不能容忍。「即使現在許多人處於民主政體，我們仍要思考民主的意義和實踐的方式，不然一樣成為受害者。許多人認為我們擁有民主。錯了！我們並不擁有民主，而必須製造民主。民主本身並非自由，而是承擔責任的開始。」即便是伊拉克戰爭或美軍虐囚，許多人都認為那是「政治」，而藝術家和政治無關。但齊瑪曼認為那是公民責任，是生而為人的道德堅持與義務。更何況，熟識他的人都清楚，那堅定信念背後，是血淚鎔鑄的私人情感：「只要能讓一個人，一個人就好，覺察到這世間的不公不義並起而改變，你就不虛此生。」──他曾緊握父親臨終前的手，在病榻前答應老齊瑪曼延續傳家的道德信念；這是他永遠不會忘記的人生功課。
保持道德原則是一回事，但要什麼樣的勇氣，才能讓他選擇一個最負責任，但也對自己最不利，可能造成最大傷害的做法？換作他人，大可留在歐洲遠遠放話，或在音樂會後開盛大記者會轟轟烈烈痛罵。但齊瑪曼既已在2008年宣布和美國說再見，那就正式去一次和聽眾道別。他不怕噓聲或叫罵，不畏可能的威脅或攻擊，不願躲在記者會的保護傘下──是的，要說就當面說。他選擇在舞台上告訴美國聽眾：我依然為你們演奏，但伊拉克問題一日不解決，華府東歐外交又讓我的祖國重回冷戰。身為波蘭與世界公民，我不能裝聾作啞！
讓世人看到藝術家如何看重自己
許多美國媒體認為這其實是新仇加舊恨。他們不相信怎可能有人會為了外交議題而震怒至此，一定是先前齊瑪曼的鋼琴曾被美國海關銷毀砸毀，這次才徹底翻臉吧！但這種觀點，其實正暴露一般美國人對世界一無所知，對華府外交之倒行逆施亦無動於衷。反正別家小孩死不完，國外孩子特別多。齊瑪曼並不恨美國，也不討厭美國人。他在美國有許多朋友，甚至聽到我痛罵美國人無知、愚蠢、貪婪、浪費時，還婉言告誡絕不能一概而論（而那「婉言」是長達三十面的簡訊）。如果沒有歐巴馬四月初那篇布拉格演說，以齊瑪曼對這位白宮新主人的肯定，或許他不會這樣決絕。但即使以這種方式和美國告別，在回覆我的簡訊中，他對美國仍是「憂慮而非憤怒」。
齊瑪曼的抗議，對我而言，其意義更在讓世人再度見到藝術家正視自己的道德與社會責任。另一位鋼琴大師波里尼（Maurizio Pollini），生平唯一一次被噓下台，就是在演出前發表反越戰聲明。他們何嘗不知如此主張會招來攻擊？但雖千萬人吾往矣！曾幾何時，表演藝術已被視為商品和消費，觀眾買張票就自我膨脹，甚至認為藝術該為金錢服務。演奏者為了賺錢，往往竟也將錯就錯，為商業利益不惜放棄一切。如此惡性循環，導致聽眾愈見無知自滿，藝術家與藝術的地位也日漸低落。但無論是昔日越戰或今日伊拉克戰爭與波蘭飛彈布署，這都非一般時事，而是人生與世局中的大是大非。對絕大多數仍在夾縫中求生的音樂家，自然不能苛求他們要有表態的勇氣。而身為當代最偉大音樂家之一的齊瑪曼，既願放棄演出酬勞最豐厚的市場，又願在舞台上承受一切，至少我深深感謝，他讓世人看到藝術家如何看重自己，也明白告訴聽眾，他的演奏不是商品，音樂家才是音樂會的主人，而他為和他有相同信念的人演奏。
很高興，當晚絕大多數聽眾為他的發言喝采，演出後給予起立致敬；這國家應該還有希望。願音樂之光終能將人心照亮，我期待齊瑪曼重回美國的那一天。
【2009/05/11 聯合報】
2009年10月2日 星期五
水資源的政治
文章來源：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原文摘譯自【The Politics of Water】, Land &Water International 101, 2002
2009-03-18
前言
世界上只有2.5%的水資源是淡水，今天全世界可利用的水資源總數，幾乎與上一次人類在4,500年前為了水而訴諸武力時相同，然而在此同時，全球對水的需求卻一直穩定的在增加。在過去的50年內，世界人口已從25億增加到60億，然而平均每人用水的回收再利用量卻下降了58%。此外，不像石油與大部分其他重要的戰略性資源，淡水在其大部分的用途上是沒有代替品的，水資源對於栽種食物、製造物品、保護人類健康等，都是不可缺的。儘管從歷史來看水資源合作是一種常規，但這並不是規定。
水資源的不足會導致強烈的政治緊張，通常歸因於全世界對於用水競爭的張力與壓力。過去半世紀裡，1/4的水資源互動是不友善的，雖然大多數的緊張狀態皆僅止於言語上的衝突，但仍有長期敵對的國家為此發動了37次之多的武力攻擊紀錄。
水量一直都是是20世紀主要的議題，但水質的重要性卻一直被嚴重忽略到無以附加的地步。水資源的需求正持續增加、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地表水供應越來越受到污染、輸送與處理的基礎建設老化，根據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於1997年對此一問題提出警告，「因為對淡水需求的激烈競爭，未來極有可能成為衝突與戰爭的來源」。一份美國國家情報評議會（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最新的報告指出，在未來的15年間，州際間衝突的可能性將會增加，因為各國對用水的需求已經頻臨水資源供應量的臨界值。
合作關鍵
跨國性的流域含蓋地球地表面積的45.3%，並影響大約40%的地球人口與全球80%的河川流量，這些跨國流域有某些特徵使其管理格外地困難，瞭解與管理複雜的自然系統工作本已艱鉅困難，但值得注意的是地區政府常會傾向於讓狀況更形惡化。
鄰河國家間的差異性更增加了國際水資源管理的複雜度，其結果經常導致不論發展各種計畫、協定、以及制度，都經常顯得無效率、沒有作用，偶爾甚至會成為新的緊張情勢的來源。
但不論如何，國際合作一般而言是可以克服衝突的。為爭奪水資源而暴力相向，不但在策略上不合理、在水文水利上無益、也不是經濟可行的，利益分享一直都是比引發水資源衝突的特質更為重要。
最大的威脅來自於一個簡單的事實，即全球人類及生態系統缺乏充分的、且有良好水質的水量供其生活所需。到2015年時，40%的世界人口所在的國家，將會發現有相當困難或根本不可能調度足夠的用水，給它們的老百姓在食物、工業與內部需求等方面使用，這種缺乏度將會轉變為水資源的高度競爭。
人口與可供使用的水資源量不平衡狀況最嚴重與範圍最大的地區，將會發生在亞洲，此區農作物產量深深地依賴灌溉。亞洲今天大約佔了60%的世界人口，但卻只擁有世上36%的水資源回收再利用量。中國大陸、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國的許多農業灌溉區，當今正面臨地下水耗盡、河水乾枯、或原本肥沃的土地日漸貧脊且鹽分含量持續成長的危險。單就地下水耗盡方面的問題，就造成了中國大陸與印度10-20%的稻作可能不保的危險。北中國平原的地下水位目前正持續下降中，本區出產的小麥佔中國大陸一半以上的產量，以及1/3的玉米產量。印度西北邊的旁遮普省也是一樣的情況，它是印度主要的產糧地區。
水資源的政治
各國內部水資源不足的壓力有可能導致國際性政治聯盟的形成，也會增加人道主義的危機與負擔。許多國家通常為了應付水資源不足的壓力，會進口小麥與其他日常必需品，如此就可以分配較多的淡水給城市與工業用途，這樣每公升的水可產生較多的經濟價值。目前，位於亞洲、非洲、中東等面臨水資源壓力的國家，所進口的作物佔了世界農作物進口量的26 %。此外估計約有十億人口也會在未來15年內成為水源不足國家的居民，這也意謂著更多國家將會加入進口食物國家的行列，國際農作物的需求也將會增加。中國大陸、印度、巴基斯坦等現今屬於糧食有自足能力的國家，也將因為水資源與土地匱乏的因素而不太可能維持現狀。對許多沒有足夠外匯存底的國家來說，特別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高價位的世界穀物，很可能意味著更多的飢餓以及更多人道救助的需求。
國際社會面臨的挑戰就是要超越這個預期的危機曲線，在可能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與冗長的時間應付危機之前，幫助發展公共團體的能力與合作的文化，來解決這個可能威脅人類生命、區域穩定、及生態健康的危機。
國際水資源爭議給我們三個教訓，第一：跨國河流可能在使用共同流域的國與國間引起緊張情勢，臨河國家之間的早期協調，可以幫助改善與解決問題；
第二：當國際制度被大家共同接受時，這些制度被證實有相當大的彈性與作用，就算衝突是在水資源議題之外亦然；
第三：水質或水量逐漸減少的影響可能多過暴力衝突，經過一段時間後，這可能影響國家或區域間的內部穩定。
衝突的動力
未來10年內，有17條河川流域會出現緊張情勢或是衝突的時機已成熟，另有4個嚴重未解決的水資源紛爭已存在或是已談判過，這些流域幾乎包含在每一個氣候區的5大洲中的51個國家。細想，比方說，薩爾溫江起源於南中國，然後流入緬甸與泰國，這些國家都想沿著薩爾溫江築水庫與開發方案，然而卻沒有兩套的計畫是相容的。確實，中國大陸於1997年的聯合國會議中，投票反對建立初步的國際河流使用的指導方針與原則。
其他河川流域也因快速的政治變遷，而處於爭奪糾紛的危險中。前蘇聯的解體幾乎在一夜之間形成數個新的國際河川流域，並不出人意外的，管理水資源爭論的制度能力變薄弱了。例如位於中亞分水嶺的鹹海，橫跨5個蘇聯共和國，現今都是獨立的國家了，緊張情勢在這些剛成立的國家中快速升高，都跟如何共享阿母河與錫爾河有關，這兩條河也注入鹹海，同樣地如何改善因海洋戲劇性的縮小，而造成人類與環境的災難，40年來被莫斯科策劃的河流轉向，結果是在中亞沙漠種植棉花。藉由國際機構的協助，這些剛成立的政府已經採用試驗性的腳步，嘗試解決他們已陷入兩難的水資源問題。
追求平衡
我們需要三項指導原則來促進水資源的安全。
首先，努力增加水資源利用率是使水資源緊張情勢不致每況愈下的主要關鍵，評估滴水灌溉（為一種極高效率的技術，能讓水直接傳送到作物的根部）、改變收成的模式、回收與重複利用廢水、以及運用家庭省水設備等方法，皆能夠讓城市與農業區用較少的水做更多的事，其中尤以增加灌溉用水的產能利用率最為關鍵。當節約用水與水資源的利用率改善時，即可排除新建水壩或河川改道的需求，或是可讓大型水資源計畫縮水變小，大型水資源計畫也是主要緊張情勢與衝突的來源。如果海淡水的成本降低，受污染的地下含水層及海水的除鹽就可以產生新的飲用水源，如此也能緩和水資源貧乏區域的緊張形勢。
第二，在大部分的國家較強硬的政策是需要的，用來管理地下水使用，制定灌溉與都市用水的價格，用上述的方法鼓勵節約用水來取代浪費水資源，並可保護河流與湖泊的品質。水資源服務民營化若是管理不當，或是利用私人資金建造水壩時不加以約束，其導致的問題會超過它所能解決的問題。世界大壩委員會2000年的報告向前邁開了重要的一步，它公開徵求關於水壩的決策與意見，包括受水壩興建計畫影響地區的意見，同時進行了全面的替代計畫研究調查，來檢視水壩是否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對於受水壩興建所造成的各種不利影響的受害者，有那些合理補償的協商機制，並且對於有共用國際河流的地方，其區域合作與共生的研究。
第三，政府與國際組織必須儘早採取建設性的行動。在20世紀發生過水資源嚴重緊張衝突的地區中，有一些數十年來都處於即將爆發的狀態。以色列與約旦在經過30年的緊張關係後，於1994年簽訂共享水資源的和平協定；印度與孟加拉也是經過20年的紛爭後，於1996年簽訂協議，制定特殊的條款來共享乾旱期的恆河水源。以如此的過程來達成協議是危險且效率不彰的，應該在嚴重的敵對發生前，就要先建立合作的程序。
較潔淨的水
強而有力的制度可讓事情變得不一樣。湄公河委員會（Mekong Committee）於1947年由柬埔寨、寮國、泰國、越南共同成立後，已經發揮功效了，在整個越戰時期於湄公河流域下游持續交換資訊。在其他國家方面，印度與巴基斯坦在獨立後，因為印度河的水資源而幾乎開戰，該河川被兩國間的新政治國界奇怪的劃分。自從在1960年簽訂印度河水資源協議後，簽署國已經歷兩次戰爭了，因為該協議使兩國可以持續進行各自的農業與經濟計畫，而不致有冒犯彼此的危險。
長期的資訊調查、技術合作、以及其他類似可以建立國與國之間合作氣氛的行動，可作為紛爭提高時的解決衝突的方法。全球水資源安全聯盟（Global Alliance for Water Security）於主要地區幫忙協調工作的宗旨，可能對某些國家的幫助將不只是在供水問題而已。
人類或多或少已經能運用科技，讓我們可以按照我們的意願來改變自然，然而我們的成就還沒有辦法創造一個安全無慮的水資源世界。目前水資源供應與河流的緊張情勢已經非常嚴重與普遍，因此我們不能靜待新的方法來逐步形成，我們必須在可能發生的長期爭吵、敵意、環境品質下降與全世界更多區域的人類捲入痛苦以前，完成這些新方法。
原文摘譯自【The Politics of Water】, Land &Water International 101, 2002
2009-03-18
前言
世界上只有2.5%的水資源是淡水，今天全世界可利用的水資源總數，幾乎與上一次人類在4,500年前為了水而訴諸武力時相同，然而在此同時，全球對水的需求卻一直穩定的在增加。在過去的50年內，世界人口已從25億增加到60億，然而平均每人用水的回收再利用量卻下降了58%。此外，不像石油與大部分其他重要的戰略性資源，淡水在其大部分的用途上是沒有代替品的，水資源對於栽種食物、製造物品、保護人類健康等，都是不可缺的。儘管從歷史來看水資源合作是一種常規，但這並不是規定。
水資源的不足會導致強烈的政治緊張，通常歸因於全世界對於用水競爭的張力與壓力。過去半世紀裡，1/4的水資源互動是不友善的，雖然大多數的緊張狀態皆僅止於言語上的衝突，但仍有長期敵對的國家為此發動了37次之多的武力攻擊紀錄。
水量一直都是是20世紀主要的議題，但水質的重要性卻一直被嚴重忽略到無以附加的地步。水資源的需求正持續增加、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地表水供應越來越受到污染、輸送與處理的基礎建設老化，根據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於1997年對此一問題提出警告，「因為對淡水需求的激烈競爭，未來極有可能成為衝突與戰爭的來源」。一份美國國家情報評議會（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最新的報告指出，在未來的15年間，州際間衝突的可能性將會增加，因為各國對用水的需求已經頻臨水資源供應量的臨界值。
合作關鍵
跨國性的流域含蓋地球地表面積的45.3%，並影響大約40%的地球人口與全球80%的河川流量，這些跨國流域有某些特徵使其管理格外地困難，瞭解與管理複雜的自然系統工作本已艱鉅困難，但值得注意的是地區政府常會傾向於讓狀況更形惡化。
鄰河國家間的差異性更增加了國際水資源管理的複雜度，其結果經常導致不論發展各種計畫、協定、以及制度，都經常顯得無效率、沒有作用，偶爾甚至會成為新的緊張情勢的來源。
但不論如何，國際合作一般而言是可以克服衝突的。為爭奪水資源而暴力相向，不但在策略上不合理、在水文水利上無益、也不是經濟可行的，利益分享一直都是比引發水資源衝突的特質更為重要。
最大的威脅來自於一個簡單的事實，即全球人類及生態系統缺乏充分的、且有良好水質的水量供其生活所需。到2015年時，40%的世界人口所在的國家，將會發現有相當困難或根本不可能調度足夠的用水，給它們的老百姓在食物、工業與內部需求等方面使用，這種缺乏度將會轉變為水資源的高度競爭。
人口與可供使用的水資源量不平衡狀況最嚴重與範圍最大的地區，將會發生在亞洲，此區農作物產量深深地依賴灌溉。亞洲今天大約佔了60%的世界人口，但卻只擁有世上36%的水資源回收再利用量。中國大陸、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國的許多農業灌溉區，當今正面臨地下水耗盡、河水乾枯、或原本肥沃的土地日漸貧脊且鹽分含量持續成長的危險。單就地下水耗盡方面的問題，就造成了中國大陸與印度10-20%的稻作可能不保的危險。北中國平原的地下水位目前正持續下降中，本區出產的小麥佔中國大陸一半以上的產量，以及1/3的玉米產量。印度西北邊的旁遮普省也是一樣的情況，它是印度主要的產糧地區。
水資源的政治
各國內部水資源不足的壓力有可能導致國際性政治聯盟的形成，也會增加人道主義的危機與負擔。許多國家通常為了應付水資源不足的壓力，會進口小麥與其他日常必需品，如此就可以分配較多的淡水給城市與工業用途，這樣每公升的水可產生較多的經濟價值。目前，位於亞洲、非洲、中東等面臨水資源壓力的國家，所進口的作物佔了世界農作物進口量的26 %。此外估計約有十億人口也會在未來15年內成為水源不足國家的居民，這也意謂著更多國家將會加入進口食物國家的行列，國際農作物的需求也將會增加。中國大陸、印度、巴基斯坦等現今屬於糧食有自足能力的國家，也將因為水資源與土地匱乏的因素而不太可能維持現狀。對許多沒有足夠外匯存底的國家來說，特別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高價位的世界穀物，很可能意味著更多的飢餓以及更多人道救助的需求。
國際社會面臨的挑戰就是要超越這個預期的危機曲線，在可能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與冗長的時間應付危機之前，幫助發展公共團體的能力與合作的文化，來解決這個可能威脅人類生命、區域穩定、及生態健康的危機。
國際水資源爭議給我們三個教訓，第一：跨國河流可能在使用共同流域的國與國間引起緊張情勢，臨河國家之間的早期協調，可以幫助改善與解決問題；
第二：當國際制度被大家共同接受時，這些制度被證實有相當大的彈性與作用，就算衝突是在水資源議題之外亦然；
第三：水質或水量逐漸減少的影響可能多過暴力衝突，經過一段時間後，這可能影響國家或區域間的內部穩定。
衝突的動力
未來10年內，有17條河川流域會出現緊張情勢或是衝突的時機已成熟，另有4個嚴重未解決的水資源紛爭已存在或是已談判過，這些流域幾乎包含在每一個氣候區的5大洲中的51個國家。細想，比方說，薩爾溫江起源於南中國，然後流入緬甸與泰國，這些國家都想沿著薩爾溫江築水庫與開發方案，然而卻沒有兩套的計畫是相容的。確實，中國大陸於1997年的聯合國會議中，投票反對建立初步的國際河流使用的指導方針與原則。
其他河川流域也因快速的政治變遷，而處於爭奪糾紛的危險中。前蘇聯的解體幾乎在一夜之間形成數個新的國際河川流域，並不出人意外的，管理水資源爭論的制度能力變薄弱了。例如位於中亞分水嶺的鹹海，橫跨5個蘇聯共和國，現今都是獨立的國家了，緊張情勢在這些剛成立的國家中快速升高，都跟如何共享阿母河與錫爾河有關，這兩條河也注入鹹海，同樣地如何改善因海洋戲劇性的縮小，而造成人類與環境的災難，40年來被莫斯科策劃的河流轉向，結果是在中亞沙漠種植棉花。藉由國際機構的協助，這些剛成立的政府已經採用試驗性的腳步，嘗試解決他們已陷入兩難的水資源問題。
追求平衡
我們需要三項指導原則來促進水資源的安全。
首先，努力增加水資源利用率是使水資源緊張情勢不致每況愈下的主要關鍵，評估滴水灌溉（為一種極高效率的技術，能讓水直接傳送到作物的根部）、改變收成的模式、回收與重複利用廢水、以及運用家庭省水設備等方法，皆能夠讓城市與農業區用較少的水做更多的事，其中尤以增加灌溉用水的產能利用率最為關鍵。當節約用水與水資源的利用率改善時，即可排除新建水壩或河川改道的需求，或是可讓大型水資源計畫縮水變小，大型水資源計畫也是主要緊張情勢與衝突的來源。如果海淡水的成本降低，受污染的地下含水層及海水的除鹽就可以產生新的飲用水源，如此也能緩和水資源貧乏區域的緊張形勢。
第二，在大部分的國家較強硬的政策是需要的，用來管理地下水使用，制定灌溉與都市用水的價格，用上述的方法鼓勵節約用水來取代浪費水資源，並可保護河流與湖泊的品質。水資源服務民營化若是管理不當，或是利用私人資金建造水壩時不加以約束，其導致的問題會超過它所能解決的問題。世界大壩委員會2000年的報告向前邁開了重要的一步，它公開徵求關於水壩的決策與意見，包括受水壩興建計畫影響地區的意見，同時進行了全面的替代計畫研究調查，來檢視水壩是否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對於受水壩興建所造成的各種不利影響的受害者，有那些合理補償的協商機制，並且對於有共用國際河流的地方，其區域合作與共生的研究。
第三，政府與國際組織必須儘早採取建設性的行動。在20世紀發生過水資源嚴重緊張衝突的地區中，有一些數十年來都處於即將爆發的狀態。以色列與約旦在經過30年的緊張關係後，於1994年簽訂共享水資源的和平協定；印度與孟加拉也是經過20年的紛爭後，於1996年簽訂協議，制定特殊的條款來共享乾旱期的恆河水源。以如此的過程來達成協議是危險且效率不彰的，應該在嚴重的敵對發生前，就要先建立合作的程序。
較潔淨的水
強而有力的制度可讓事情變得不一樣。湄公河委員會（Mekong Committee）於1947年由柬埔寨、寮國、泰國、越南共同成立後，已經發揮功效了，在整個越戰時期於湄公河流域下游持續交換資訊。在其他國家方面，印度與巴基斯坦在獨立後，因為印度河的水資源而幾乎開戰，該河川被兩國間的新政治國界奇怪的劃分。自從在1960年簽訂印度河水資源協議後，簽署國已經歷兩次戰爭了，因為該協議使兩國可以持續進行各自的農業與經濟計畫，而不致有冒犯彼此的危險。
長期的資訊調查、技術合作、以及其他類似可以建立國與國之間合作氣氛的行動，可作為紛爭提高時的解決衝突的方法。全球水資源安全聯盟（Global Alliance for Water Security）於主要地區幫忙協調工作的宗旨，可能對某些國家的幫助將不只是在供水問題而已。
人類或多或少已經能運用科技，讓我們可以按照我們的意願來改變自然，然而我們的成就還沒有辦法創造一個安全無慮的水資源世界。目前水資源供應與河流的緊張情勢已經非常嚴重與普遍，因此我們不能靜待新的方法來逐步形成，我們必須在可能發生的長期爭吵、敵意、環境品質下降與全世界更多區域的人類捲入痛苦以前，完成這些新方法。
2009年9月29日 星期二
張作錦選讀：教學生草坪尋球的大師
【聯合報╱許倬雲】 2009/08/28
本文選自聯合報，分上下集於7/30-7/31刊登
長憶濟之師：一位學術巨人他的這一段話，毋寧為學生指示了學術研究與處世治事的基本原則：按照最笨最累的辦法，卻是最有把握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
李濟之先生的墓前，大理石上刻的碑文，是由他的四個學生恭請濟之師老友臺靜農先生撰寫的。這四個學生：宋文薰、張光直是濟之師考古學專業的入室弟子，李亦園是考古人類學系的首屆學生，只有許倬雲則是台大歷史系的學生，修過濟之師的課，終身感激師恩。濟之師謝世，已經三十年，我自己也已將近八十歲；今日執筆，過去體驗所聞所見，還是歷歷如在目前。
最笨最累的辦法，最有把握找到癥結
1949年中研院史語所遷台，同時，有不少中大、北大、清華的名師在台灣大學任教。早期的台大文學院，因擁有空前強大的師資陣容，我們這些學生，遂有幸獲得許多優秀學者的教誨。濟之師是當時台大名師中的翹楚，其學術地位之崇高，使學生們都從尊敬中衍生了興趣。
台大歷史系規定考古人類學導論是必修課，我在大二時，選了這門功課，第一學期是考古學，由濟之師主講，第二學期是人類學，由淩純聲師主講。
第一堂課，濟之師就提出一個問題：「在一片草坪上，如何尋找一枚小球？」同學們誰也不敢出聲。他老人家慢條斯理的自己回答：「在草坪上，畫上一條一條的平行直線，沿線一條一條的走過，低頭仔細看，走完整個草坪，一定會找到這個小球。」他的這一段話，毋寧為學生指示了學術研究與處世治事的基本原則：按照最笨最累的辦法，卻是最有把握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
我自己讀書做事，深受老師的影響，一步一腳印，寧可多費些氣力與時間，不敢天馬行空。李霖燦先生，曾是濟之師在中央博物院的部屬，後來在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工作，用了濟之師找小球的方法，真的在〈谿山行旅圖〉的繁枝密葉叢
裡，找到范寬的簽名，在中國藝術史上添了一段佳話！
濟之師才氣高，加上思慮縝密謹慎，遂能功力深、成就大。他在克拉克大學，主修心理學；在哈佛大學，獲得人類學的博士學位。然而他能觸類旁通，在中國開創了考古學。濟之師發掘的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開創了中國田野考古學。後來他與梁思永先生共同主持安陽殷墟十五次發掘工作，從實踐中，規畫了田野工作的規矩，細密周詳，至今為中國考古學界奉為圭臬。
這些成就都是在才高之上，加了心細。他老人家一輩子，在學術界的貢獻，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還擔起領導的責任，規畫研究方向，蒐集與整理研究資料，組織研究的隊伍，考古學這一學門，不能單打獨鬥，關著門一個人鑽研。中國考古學，由萌芽到茁壯，充分發揮了現代學術研究的特色。濟之師從考古學的肇始，即執其要領，施展其長才與功力，為這一學門規畫了幾十年開展的方向。
大難當頭，只能一起挺過抗戰期間
史語所移到內地，傅孟真先生為了不使文物失落，不使研究隊伍離散，在物質條件十分艱難時，盡心盡力，四處張羅，只求維持大家的基本生活，研究工作得以不被中輟。當時，濟之師不忍棄史語所而去，襄助傅先生撐過了艱困的八年。在這一時期，由於醫藥不足，濟之師的兩位稚女因病夭折。多少年後來，我曾目睹李師母思念亡女，帶淚苛責濟之師為什麼不早早遠赴美國；濟之師唯有垂首沉默。只在師母情緒平靜後，長嘆一聲：「大難當頭時，只能一起挺過去，總不能棄大家而去，總不能坐視孟真累死！可是，我這輩子對不住你師母！也對不住兩個女兒！」這一番話，聞之酸鼻！
在台灣，在傅先生去世後不久，濟之師從彥堂師手上接過了史語所的擔子，除了本所事務，還必須兼顧中研院、台大、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長科會（後來稱為國科會）各處有關人文社會學科範圍的發展，他與沈師剛伯攜手合作。濟之師狷介，剛伯師淡泊，卻都是才智過人。二人合作，如大梁巨柱，借助內外公私的資源，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將台灣的人文社會學界，由衰敗殘餘，逐漸穩定，再一步一步開拓發展。有了這二十餘年的基礎，方可有後來三十年的繼長增高。
現代學術傳統中的人物
濟之師在學術發展上的領導之功，一般旁觀者看去指揮若定，舉重若輕。我曾追隨濟之師，聽候差遣，有八年之久。在近距離的體會，觀察到他老人家在才大之上，還有心細。他籌畫一事，無不獅子摶兔，盡其全力。我有幸從他的訓練與督責，領會到他一生辦事的風格，
慮事之初，必先有可以實現的定向。
組織一個單位或集結一個團隊，心中必先有可籌的資源及可用的人材。
計畫書必須周詳可行，又有調整適應的餘地。
訂立工作的內容，必須留下揮灑空間，卻又須預防弊端。
使用經費，必須夠用而不浪費，校對細帳，必須精算翔實。
工作進度，必須步步追蹤；審查成果，必有客觀評審。
這些細節，處處都須謹慎小心。豫則立，多算則勝，功不唐捐。
如有失誤，也是必須牢記的經驗。
濟之師經常有涉外業務，國際學術界欽佩他的學術成就，也信任他的領導能力。在國際事務上，他折衝進退，都有分寸，以平等互惠為原則，不卑不亢，為中國的學術發展，爭取外援，卻絕對不失尊嚴。他老人家對我耳提面命，從實際工作中，經常訓練我，我終身受用不盡。後來我與李亦園兄數十年攜手合作，都是拜老師教誨之恩。
濟之師的事功，其實與他的研究成果一樣，都可借「草坪尋球」比喻說明。他的一生志業，都是創造條件，使學術界的個人能發揮其可能，在「未知」的草坪上，尋找「知識」的小白球；同時又將許多可供研究的資料，儘量累積與保存，再經過整理，使學術資源能為研究者所用。庶幾知識的累積，將「已知」推向更廣闊深遠的「未知」之域。
濟之師是現代學術傳統中的人物，他堅持從尋求「知識」累積「知識」，參與人類「真理」的永續大事。「理性」是體，也是用，體用不能分割。因此，他堅持理論與學理必須取決於證據與論證的過程。尤其論證過程，必須嚴謹扎實。我想，他從研究，內化為性格與習慣。反而所說的才大而心細，正是將習性融入做事的風格。
濟之師辦事一絲不苟，做人也是自律甚嚴。例如，他一生研究古代器物，但從來不收藏骨董，以免公私界限，糾葛難分。（我們這些學生，也謹守老師的誡命，不收集古物。）他不喜酒肉徵逐，不愛無謂亂聊，於是一般人敬畏之餘，不敢接近。其實，他老人家望之儼然，接近時，卻是溫和可親的君子。即使廝役有了過錯，我從未見他疾言苛責。他對音樂與美術有頗為深邃的瞭解與欣賞。他能彈奏古琴，也欣賞西洋古典音樂；對於書畫，有自己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其瀟灑的一面。有一次，他老人家赴美國公幹，在紐約旅館中，邀我共餐，乃是一瓶紅酒，一條法國硬麵包，一條乾酪。我不能飲，喝可樂代酒。他老人家，一口酒，一口麵包，俯視街景，打發了一餐。飯後，師徒二人又去林肯中心觀賞了一個小劇團的實驗劇。這種隨興的生活，方能見其真性情。
從人道與理性主義建構的自由主義
濟之師的政治立場是從人道主義與理性主義建構的自由主義，堅持個人有自主性，因此有各種接踵而至的自由及權利。但是一切自由與權利，其前提是不因一己的利益，侵犯掠奪別人的自由與權利。從人類學的認識，人是合群的動物。在合群之中，群（例如國與族）不能不經個人的同意，侵奪個人的權利；群與群之間，必須尊重彼此的平等，尊重彼此的自主性。
濟之師憐惜我行走不便，每次去南港，總是邀我搭他的座車同去。在車上，他會將收聽的BBC新聞，挑一兩條談論（他有短波收音機，我家只有一般的長波）。他也會在閱讀新到的期刊雜誌（例如「星期六評論」，在《紐約時報》的周刊），針對一些文章，提出他的想法。我在恭聽之外，也會提出自己的意見。半小時的車程，其實不夠用；因此，下車後還會在他研究室繼續談論。除了討論大陸考古新發現之外，以上的「時事」，大約是我們師生之間最多的話題了。他平時演講，都以專業為題，很少涉及時事及自己的想法。因此，濟之師與我之間的談論，可能是我能享的特權了。在這一領域，我得益甚多，因為我們的觀點思路，比較接近，彼此對談，我有一個從第一等智慧者印證與反思的機會。
濟之師只喜歡工作，除了工作外，不慕榮華，多次中央研究院院長出缺，他常常代理院務，卻始終拒絕出任院長。他以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始終不支援蔣介石的專制及國民黨的威權，只因為他無所求，才能在蔣氏面前，不卑不亢，泰然自在。這是從智慧延伸的自尊，智者與勇者，本是一體。
追尋知識與真理的終生志業
他老人家終生志業是鍥而不捨的追尋知識與真理，他的人生立業，是在工作的過程，一個開放的，而又時時面對挑戰的旅程，樂在其中，他也因此除了音樂與偶爾品嘗好酒之外，別無其他娛樂。如前文已提過，他性不隨俗，行不從眾，不喜歡無謂的酒肉徵逐，無聊的應酬交際。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望之儼然，因此也不敢親近。在人叢之中，他是寂寞的，也是孤獨的。
這種形象使一般人以為濟之師十分傲岸。他的才氣高，功力深，成就大。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必是招致嫉忌。於是，一般人的傳言，李某眼高於頂，看不起人。別有用心者，更會故意傳言：「李某看不起某人某人。」濟之師一生，背了不少莫名其妙的仇視與怨懟。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是千古以來才俊之士難逃的命運，也是世間常令人扼腕的憾事。
濟之師晚年，心情相當落寞。六○年代的晚期，台灣氣氛極惡。威權體制的爪牙，四處摧殘他們所謂「分歧分子」。台大先受打擊，中研院是下一個目標。1970年我應邀來美擔任訪問教席，本是一年聘約，為此不能回去。在所內，又有一些風波。從那時起，濟之師不斷遭遇內外的困擾。濟之師為此厭倦，遂放下了職務。
我在1974年以後，每年開始，幾乎年年返台，必去溫州街請安。他老人家有心血管病、糖尿病、青光眼，諸種疾病，起居飲食，頗多限制，視力已不勝閱讀，所有能做的，只是戴了耳機聽收音機。平時上門賓客本來不多，幾位老友，又均年邁，不常來往。他的研究工作，本來是他身心所寄，那時也已停頓。種種因素，他老人家心情的落寞，可以想見。我每次告辭，他總是說：「下次再多談談！」又說：「不知還有沒有下一次了！」分手之時，常是一聲長嘆。
大約是在1978年的一次談話中，我提到他當年草坪尋球的譬喻。那次，我們的談話主題是大陸的許多考古發現。他列舉了良渚（還提到史語所施更昕先生的發現）、湖熟、屈家嶺、大汶口（又提到梁思永先生與龍山文化）、紅山……那些文化的意義。他指出中國文化的多元性，且相當明顯。他老人家回到草坪尋球的譬喻：「真會找球的人，不是找答案，而是找問題，讓問題牽出問題。一大堆的問題出現，『草坪』也就會不一樣了！」這一時刻，他半閉的眼睛，又有了懾人的精神。這是我長久記憶的場景：一位智者，將知識昇華為智慧的瞬間！
我今年也將近八十歲了。從大學二年級，濟之師的課，至今將近一個甲子；我有幸追隨他老人家八年之久，更是人生難得的緣分與幸運。這篇短文，是我向學術界提出的見證。
一個終生獻身於學術工作的巨人，如何將生命與工作，融鑄為一體！
【2009/07/30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NEWS/CULTURE/X5/5047487.shtml
http://www.udn.com/2009/7/31/NEWS/READING/X5/5049484.shtml
本文選自聯合報，分上下集於7/30-7/31刊登
長憶濟之師：一位學術巨人他的這一段話，毋寧為學生指示了學術研究與處世治事的基本原則：按照最笨最累的辦法，卻是最有把握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李濟之先生的墓前，大理石上刻的碑文，是由他的四個學生恭請濟之師老友臺靜農先生撰寫的。這四個學生：宋文薰、張光直是濟之師考古學專業的入室弟子，李亦園是考古人類學系的首屆學生，只有許倬雲則是台大歷史系的學生，修過濟之師的課，終身感激師恩。濟之師謝世，已經三十年，我自己也已將近八十歲；今日執筆，過去體驗所聞所見，還是歷歷如在目前。
最笨最累的辦法，最有把握找到癥結
1949年中研院史語所遷台，同時，有不少中大、北大、清華的名師在台灣大學任教。早期的台大文學院，因擁有空前強大的師資陣容，我們這些學生，遂有幸獲得許多優秀學者的教誨。濟之師是當時台大名師中的翹楚，其學術地位之崇高，使學生們都從尊敬中衍生了興趣。
台大歷史系規定考古人類學導論是必修課，我在大二時，選了這門功課，第一學期是考古學，由濟之師主講，第二學期是人類學，由淩純聲師主講。
第一堂課，濟之師就提出一個問題：「在一片草坪上，如何尋找一枚小球？」同學們誰也不敢出聲。他老人家慢條斯理的自己回答：「在草坪上，畫上一條一條的平行直線，沿線一條一條的走過，低頭仔細看，走完整個草坪，一定會找到這個小球。」他的這一段話，毋寧為學生指示了學術研究與處世治事的基本原則：按照最笨最累的辦法，卻是最有把握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
我自己讀書做事，深受老師的影響，一步一腳印，寧可多費些氣力與時間，不敢天馬行空。李霖燦先生，曾是濟之師在中央博物院的部屬，後來在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工作，用了濟之師找小球的方法，真的在〈谿山行旅圖〉的繁枝密葉叢
裡，找到范寬的簽名，在中國藝術史上添了一段佳話！濟之師才氣高，加上思慮縝密謹慎，遂能功力深、成就大。他在克拉克大學，主修心理學；在哈佛大學，獲得人類學的博士學位。然而他能觸類旁通，在中國開創了考古學。濟之師發掘的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開創了中國田野考古學。後來他與梁思永先生共同主持安陽殷墟十五次發掘工作，從實踐中，規畫了田野工作的規矩，細密周詳，至今為中國考古學界奉為圭臬。
這些成就都是在才高之上，加了心細。他老人家一輩子，在學術界的貢獻，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還擔起領導的責任，規畫研究方向，蒐集與整理研究資料，組織研究的隊伍，考古學這一學門，不能單打獨鬥，關著門一個人鑽研。中國考古學，由萌芽到茁壯，充分發揮了現代學術研究的特色。濟之師從考古學的肇始，即執其要領，施展其長才與功力，為這一學門規畫了幾十年開展的方向。
大難當頭，只能一起挺過抗戰期間
史語所移到內地，傅孟真先生為了不使文物失落，不使研究隊伍離散，在物質條件十分艱難時，盡心盡力，四處張羅，只求維持大家的基本生活，研究工作得以不被中輟。當時，濟之師不忍棄史語所而去，襄助傅先生撐過了艱困的八年。在這一時期，由於醫藥不足，濟之師的兩位稚女因病夭折。多少年後來，我曾目睹李師母思念亡女，帶淚苛責濟之師為什麼不早早遠赴美國；濟之師唯有垂首沉默。只在師母情緒平靜後，長嘆一聲：「大難當頭時，只能一起挺過去，總不能棄大家而去，總不能坐視孟真累死！可是，我這輩子對不住你師母！也對不住兩個女兒！」這一番話，聞之酸鼻！
在台灣，在傅先生去世後不久，濟之師從彥堂師手上接過了史語所的擔子，除了本所事務，還必須兼顧中研院、台大、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長科會（後來稱為國科會）各處有關人文社會學科範圍的發展，他與沈師剛伯攜手合作。濟之師狷介，剛伯師淡泊，卻都是才智過人。二人合作，如大梁巨柱，借助內外公私的資源，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將台灣的人文社會學界，由衰敗殘餘，逐漸穩定，再一步一步開拓發展。有了這二十餘年的基礎，方可有後來三十年的繼長增高。
現代學術傳統中的人物
濟之師在學術發展上的領導之功，一般旁觀者看去指揮若定，舉重若輕。我曾追隨濟之師，聽候差遣，有八年之久。在近距離的體會，觀察到他老人家在才大之上，還有心細。他籌畫一事，無不獅子摶兔，盡其全力。我有幸從他的訓練與督責，領會到他一生辦事的風格，
慮事之初，必先有可以實現的定向。
組織一個單位或集結一個團隊，心中必先有可籌的資源及可用的人材。
計畫書必須周詳可行，又有調整適應的餘地。
訂立工作的內容，必須留下揮灑空間，卻又須預防弊端。
使用經費，必須夠用而不浪費，校對細帳，必須精算翔實。
工作進度，必須步步追蹤；審查成果，必有客觀評審。
這些細節，處處都須謹慎小心。豫則立，多算則勝，功不唐捐。
如有失誤，也是必須牢記的經驗。
濟之師經常有涉外業務，國際學術界欽佩他的學術成就，也信任他的領導能力。在國際事務上，他折衝進退，都有分寸，以平等互惠為原則，不卑不亢，為中國的學術發展，爭取外援，卻絕對不失尊嚴。他老人家對我耳提面命，從實際工作中，經常訓練我，我終身受用不盡。後來我與李亦園兄數十年攜手合作，都是拜老師教誨之恩。
濟之師的事功，其實與他的研究成果一樣，都可借「草坪尋球」比喻說明。他的一生志業，都是創造條件，使學術界的個人能發揮其可能，在「未知」的草坪上，尋找「知識」的小白球；同時又將許多可供研究的資料，儘量累積與保存，再經過整理，使學術資源能為研究者所用。庶幾知識的累積，將「已知」推向更廣闊深遠的「未知」之域。
濟之師是現代學術傳統中的人物，他堅持從尋求「知識」累積「知識」，參與人類「真理」的永續大事。「理性」是體，也是用，體用不能分割。因此，他堅持理論與學理必須取決於證據與論證的過程。尤其論證過程，必須嚴謹扎實。我想，他從研究，內化為性格與習慣。反而所說的才大而心細，正是將習性融入做事的風格。
濟之師辦事一絲不苟，做人也是自律甚嚴。例如，他一生研究古代器物，但從來不收藏骨董，以免公私界限，糾葛難分。（我們這些學生，也謹守老師的誡命，不收集古物。）他不喜酒肉徵逐，不愛無謂亂聊，於是一般人敬畏之餘，不敢接近。其實，他老人家望之儼然，接近時，卻是溫和可親的君子。即使廝役有了過錯，我從未見他疾言苛責。他對音樂與美術有頗為深邃的瞭解與欣賞。他能彈奏古琴，也欣賞西洋古典音樂；對於書畫，有自己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其瀟灑的一面。有一次，他老人家赴美國公幹，在紐約旅館中，邀我共餐，乃是一瓶紅酒，一條法國硬麵包，一條乾酪。我不能飲，喝可樂代酒。他老人家，一口酒，一口麵包，俯視街景，打發了一餐。飯後，師徒二人又去林肯中心觀賞了一個小劇團的實驗劇。這種隨興的生活，方能見其真性情。
從人道與理性主義建構的自由主義
濟之師的政治立場是從人道主義與理性主義建構的自由主義，堅持個人有自主性，因此有各種接踵而至的自由及權利。但是一切自由與權利，其前提是不因一己的利益，侵犯掠奪別人的自由與權利。從人類學的認識，人是合群的動物。在合群之中，群（例如國與族）不能不經個人的同意，侵奪個人的權利；群與群之間，必須尊重彼此的平等，尊重彼此的自主性。
濟之師憐惜我行走不便，每次去南港，總是邀我搭他的座車同去。在車上，他會將收聽的BBC新聞，挑一兩條談論（他有短波收音機，我家只有一般的長波）。他也會在閱讀新到的期刊雜誌（例如「星期六評論」，在《紐約時報》的周刊），針對一些文章，提出他的想法。我在恭聽之外，也會提出自己的意見。半小時的車程，其實不夠用；因此，下車後還會在他研究室繼續談論。除了討論大陸考古新發現之外，以上的「時事」，大約是我們師生之間最多的話題了。他平時演講，都以專業為題，很少涉及時事及自己的想法。因此，濟之師與我之間的談論，可能是我能享的特權了。在這一領域，我得益甚多，因為我們的觀點思路，比較接近，彼此對談，我有一個從第一等智慧者印證與反思的機會。
濟之師只喜歡工作，除了工作外，不慕榮華，多次中央研究院院長出缺，他常常代理院務，卻始終拒絕出任院長。他以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始終不支援蔣介石的專制及國民黨的威權，只因為他無所求，才能在蔣氏面前，不卑不亢，泰然自在。這是從智慧延伸的自尊，智者與勇者，本是一體。
追尋知識與真理的終生志業
他老人家終生志業是鍥而不捨的追尋知識與真理，他的人生立業，是在工作的過程，一個開放的，而又時時面對挑戰的旅程，樂在其中，他也因此除了音樂與偶爾品嘗好酒之外，別無其他娛樂。如前文已提過，他性不隨俗，行不從眾，不喜歡無謂的酒肉徵逐，無聊的應酬交際。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望之儼然，因此也不敢親近。在人叢之中，他是寂寞的，也是孤獨的。
這種形象使一般人以為濟之師十分傲岸。他的才氣高，功力深，成就大。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必是招致嫉忌。於是，一般人的傳言，李某眼高於頂，看不起人。別有用心者，更會故意傳言：「李某看不起某人某人。」濟之師一生，背了不少莫名其妙的仇視與怨懟。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是千古以來才俊之士難逃的命運，也是世間常令人扼腕的憾事。
濟之師晚年，心情相當落寞。六○年代的晚期，台灣氣氛極惡。威權體制的爪牙，四處摧殘他們所謂「分歧分子」。台大先受打擊，中研院是下一個目標。1970年我應邀來美擔任訪問教席，本是一年聘約，為此不能回去。在所內，又有一些風波。從那時起，濟之師不斷遭遇內外的困擾。濟之師為此厭倦，遂放下了職務。
我在1974年以後，每年開始，幾乎年年返台，必去溫州街請安。他老人家有心血管病、糖尿病、青光眼，諸種疾病，起居飲食，頗多限制，視力已不勝閱讀，所有能做的，只是戴了耳機聽收音機。平時上門賓客本來不多，幾位老友，又均年邁，不常來往。他的研究工作，本來是他身心所寄，那時也已停頓。種種因素，他老人家心情的落寞，可以想見。我每次告辭，他總是說：「下次再多談談！」又說：「不知還有沒有下一次了！」分手之時，常是一聲長嘆。
大約是在1978年的一次談話中，我提到他當年草坪尋球的譬喻。那次，我們的談話主題是大陸的許多考古發現。他列舉了良渚（還提到史語所施更昕先生的發現）、湖熟、屈家嶺、大汶口（又提到梁思永先生與龍山文化）、紅山……那些文化的意義。他指出中國文化的多元性，且相當明顯。他老人家回到草坪尋球的譬喻：「真會找球的人，不是找答案，而是找問題，讓問題牽出問題。一大堆的問題出現，『草坪』也就會不一樣了！」這一時刻，他半閉的眼睛，又有了懾人的精神。這是我長久記憶的場景：一位智者，將知識昇華為智慧的瞬間！
我今年也將近八十歲了。從大學二年級，濟之師的課，至今將近一個甲子；我有幸追隨他老人家八年之久，更是人生難得的緣分與幸運。這篇短文，是我向學術界提出的見證。
一個終生獻身於學術工作的巨人，如何將生命與工作，融鑄為一體！
【2009/07/30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NEWS/CULTURE/X5/5047487.shtml
http://www.udn.com/2009/7/31/NEWS/READING/X5/5049484.shtml
1949: the untold story
本文摘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原文選自南華早報 EDT15 By Mark O'Neill
On October 1,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ill celeb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with an awesome display of military hardware on the streets of Beijing. Taiwanese author Professor Lung Ying-tai, of the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re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meanwhile, is marking the anniversary in a different way - with a book dedicated to the pain and suffering of the more than 10 million people who died in the Communist victory, and of the millions whose lives were changed for ever by it.
In Chinese tradition, 60 years is an important day, she said. Beijing should mark the day but not celebrate it. 'Behind a successful general lie 10,000 corpses.'
One side should not see the other as the loser.
The book, Big River, Big Sea - Untold Stories of 1949, tells the story of hundreds of people in that tumultuous year.
The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of Chinese families, famous and not so famous, caught up in the maelstrom of 1949. They include the families of Taiwan's president, Ma Ying-jeou, and Dr Paul Chu Ching-wu, a world-famous physicist and until last month president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ng's story begins with that of her own family, broken up by war - like that of millions of her generation. Many hurriedly bid farewell to loved ones, not knowing if they would see them again.
About 1.5 million people fled from the mainland to Taiwan, Lung said. Many left husbands, wives, parents, children and other relatives behind.
If we say an average of 20 loved ones [were] left behind, that means 40 million people who had a bitter experience.
The book is selling so well in Taiwan because people know little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Neither side wanted to write it, Lung said. In the mainland, history was about the victory and how it was won.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did not want to talk about its failures. In Taiwan, it is a kind of public healing. People find that they do not know their own history. The mainlanders and the native Taiwanese are all surprised. They find they did not know each other.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pisodes is the siege of Changchun , the capital of Jilin province,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48.
How many died of hunger? It was between 100,000 and 650,000. If it was the median, that is [about] the number cited for the Nanjing [Nanking] Massacre. Everyone knows about Nanjing and the Siege of Leningrad, but no one knows about Changchun. A PLA force of 170,000 surrounded the city; inside was a Kuomintang force of 100,000 and a civilian population of about a million, swelled by refugees from the countryside.
PLA general Lin Biao declared that he would turn Changchun into a dead city. He ordered that no grain or fuel be allowed in and no residents be allowed to leave, to put pressure on the KMT army.
After the PLA captured the airport, the city was only supplied by airdrops. The citizens ate cats, dogs, rats and horses; then they ate grass, tree bark and roots. There were instances of cannibalism.
On October 17, the KMT army surrendered.
When she visited Changchun, Lung discovered that many of its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ng, did not know about the siege. The mainland side did not speak about it because it was too brutal. An officer wrote a book about it but it was banned.
The Kuomintang side did not speak of it out of a sense of shame and failure.
Her book concentrates on personal stories, accounts of individuals caught up in these terrible events.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injustices and, during these 60 years, no one said `sorry'. There were so many debts that have not been cleared, so many acts of kindness that have not been repaid and so many wounds that have not been healed.
She said writing such history was like opening a black box. In the mainland, we need 100,000 such books to be written. There are too many black boxes. Lung hopes that the book will help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f peace is important, we must know the hurt of the other side. If people on each side of the strait do not know the other, then there is no basis for friendship. It cannot only be peace between political leaders.
She had the idea for the book in 1989, when she was living in Germany and saw the collapse of the Berlin Wall.
She saw that many of those in China who had lived through 1949 were elderly and would not live long; it was a matter of urgency to record their testimony. Some told her they did not want to repeat the pain of their experience; others that they had been waiting their whole life to tell their story.
She started her research by reading the newspapers from January 1949, but was invited by then-Taipei mayor Ma to head the city's Cultural Bureau, a post she held for 3-1/2 years. Then my father died and my mother lost her memory. The book was always in my heart. Last year, she started full-time work on the book, locking herself away for 400 days and not reading any newspapers.
The book avoids taking sides in the civil war, treating the KMT and Communist armies the same. The nation was the machine. I wanted to open the machine and see the little individual inside, she said.
Her parents belonged to the defeated side. They arrived in Taiwan, having lost their land, their house and their social and family networks. Her father became a provincial policeman, rotated to a new district every few years. Lung graduated in foreign languages fro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 Tainan and obtained a PhD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In 2002, she moved to Hong Kong, where she is a fellow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has written more than 20 books, including novels and critical essays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The first page of her new book concludes: War - is there a winner? I am proud to b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loser'.
Copyright (c) 2009.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ublisher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原文選自南華早報 EDT15 By Mark O'Neill
On October 1,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ill celeb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with an awesome display of military hardware on the streets of Beijing. Taiwanese author Professor Lung Ying-tai, of the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re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meanwhile, is marking the anniversary in a different way - with a book dedicated to the pain and suffering of the more than 10 million people who died in the Communist victory, and of the millions whose lives were changed for ever by it.
In Chinese tradition, 60 years is an important day, she said. Beijing should mark the day but not celebrate it. 'Behind a successful general lie 10,000 corpses.'
One side should not see the other as the loser.
The book, Big River, Big Sea - Untold Stories of 1949, tells the story of hundreds of people in that tumultuous year.
The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of Chinese families, famous and not so famous, caught up in the maelstrom of 1949. They include the families of Taiwan's president, Ma Ying-jeou, and Dr Paul Chu Ching-wu, a world-famous physicist and until last month president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ng's story begins with that of her own family, broken up by war - like that of millions of her generation. Many hurriedly bid farewell to loved ones, not knowing if they would see them again.
About 1.5 million people fled from the mainland to Taiwan, Lung said. Many left husbands, wives, parents, children and other relatives behind.
If we say an average of 20 loved ones [were] left behind, that means 40 million people who had a bitter experience.
The book is selling so well in Taiwan because people know little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Neither side wanted to write it, Lung said. In the mainland, history was about the victory and how it was won.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did not want to talk about its failures. In Taiwan, it is a kind of public healing. People find that they do not know their own history. The mainlanders and the native Taiwanese are all surprised. They find they did not know each other.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pisodes is the siege of Changchun , the capital of Jilin province,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48.
How many died of hunger? It was between 100,000 and 650,000. If it was the median, that is [about] the number cited for the Nanjing [Nanking] Massacre. Everyone knows about Nanjing and the Siege of Leningrad, but no one knows about Changchun. A PLA force of 170,000 surrounded the city; inside was a Kuomintang force of 100,000 and a civilian population of about a million, swelled by refugees from the countryside.
PLA general Lin Biao declared that he would turn Changchun into a dead city. He ordered that no grain or fuel be allowed in and no residents be allowed to leave, to put pressure on the KMT army.
After the PLA captured the airport, the city was only supplied by airdrops. The citizens ate cats, dogs, rats and horses; then they ate grass, tree bark and roots. There were instances of cannibalism.
On October 17, the KMT army surrendered.
When she visited Changchun, Lung discovered that many of its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ng, did not know about the siege. The mainland side did not speak about it because it was too brutal. An officer wrote a book about it but it was banned.
The Kuomintang side did not speak of it out of a sense of shame and failure.
Her book concentrates on personal stories, accounts of individuals caught up in these terrible events.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injustices and, during these 60 years, no one said `sorry'. There were so many debts that have not been cleared, so many acts of kindness that have not been repaid and so many wounds that have not been healed.
She said writing such history was like opening a black box. In the mainland, we need 100,000 such books to be written. There are too many black boxes. Lung hopes that the book will help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f peace is important, we must know the hurt of the other side. If people on each side of the strait do not know the other, then there is no basis for friendship. It cannot only be peace between political leaders.
She had the idea for the book in 1989, when she was living in Germany and saw the collapse of the Berlin Wall.
She saw that many of those in China who had lived through 1949 were elderly and would not live long; it was a matter of urgency to record their testimony. Some told her they did not want to repeat the pain of their experience; others that they had been waiting their whole life to tell their story.
She started her research by reading the newspapers from January 1949, but was invited by then-Taipei mayor Ma to head the city's Cultural Bureau, a post she held for 3-1/2 years. Then my father died and my mother lost her memory. The book was always in my heart. Last year, she started full-time work on the book, locking herself away for 400 days and not reading any newspapers.
The book avoids taking sides in the civil war, treating the KMT and Communist armies the same. The nation was the machine. I wanted to open the machine and see the little individual inside, she said.
Her parents belonged to the defeated side. They arrived in Taiwan, having lost their land, their house and their social and family networks. Her father became a provincial policeman, rotated to a new district every few years. Lung graduated in foreign languages fro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 Tainan and obtained a PhD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In 2002, she moved to Hong Kong, where she is a fellow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has written more than 20 books, including novels and critical essays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The first page of her new book concludes: War - is there a winner? I am proud to b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loser'.
Copyright (c) 2009.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ublisher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2009年9月22日 星期二
你不知道的斯里蘭卡
陸以正 2009-05-09
本文改寫自中國時報
叛軍LTTE，俗稱「泰米爾之虎（Tamil Eelam）」，其首領普拉巴卡倫（Velupillai Prabakaran）。30幾年的時間，政府軍嘗試追捕但都未獲。
上星期二（5月5日），斯里蘭卡（Sri Lanka，舊稱錫蘭Ceylon）首相維克倫馬那雅克（Ratnasiri Wickeremanahyake）在該國國會宣布：叛軍LTTE（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的首領普拉巴卡倫，已經被政府軍圍困在方圓不到4平方公里的一個小鎮裏，被捕的捷報很快就會傳來。
今天已是5月11日，6天過去了，普拉巴卡倫仍未就擒。讀者如果好奇，可直接到泰米爾之虎的網站查看，除了他的照片、英雄事蹟、與最近的發展外，還有一組電話號碼，可以與這支神出鬼沒的游擊隊24小時聯繫。
是什麼深仇大恨，能使這支叛軍從1977年起，為爭取獨立建國，與斯里蘭卡政府軍惡鬥迄今呢？雙方以及無辜民眾的死傷總數已逾50萬人，堪稱為一場內戰。這需要從頭說起。
二戰結束後，英國准許錫蘭獨立，稱為「斯里蘭卡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其實並未推行社會主義。這個島面積不大，僅65610平方公里，人口2010萬，比台灣略少。問題在於全國74％是辛哈族，篤信佛教者又佔其中90％；泰米爾族佔18％，信的是印度教；還有7％的人崇信伊斯蘭。種族與信仰南轅北轍，摩擦引起火花，血債血還，終至不可收拾。
使斯里蘭卡人或印度人都「聞虎色變」的原因，是LTTE視死如歸的精神。早在30年前，他們就發明了自殺炸彈術。每個「黑虎隊（Black Tigers）」成員隨身都帶一小管氫化鉀，不成功便成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哈瑪斯」，所有恐怖手段都是從「泰米爾之虎」學來的。
泰米爾族婦女尤其勇敢，在裙底綁上炸藥，輕輕一拉，與行刺目標同歸於盡，認為這樣犧牲會讓她們死後上天堂。死在她們手上的斯里蘭卡高官不計其數：1991年，印度首相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按係前女首相Indira Gandhi幼子），1993年，斯里蘭卡總統Ranasinghe Premadasa，2005年，斯里蘭卡的外交部長。去年（2008）就發生過5次自殺炸彈事件，被殺的有斯國的建設部長、公路部長、和好幾位國會議員。
為什麼連印度首相都成為黑虎隊行刺的對象呢？因為兩國都有辛哈族，也有泰米爾族，糾纏不清。斯里蘭卡四面環海，距離印度僅28公里，隔海就是印度的Tamil Nadu省。同文同種，印度的泰米爾人自然支持斯里蘭卡泰米爾族的獨立運動。而散居世界各地，尤其在美國人數最多的泰米爾僑民，則是踴躍捐錢給獨立運動的財源。
稱泰米爾之虎為叛軍，因為它除海外源源不斷運來的軍械彈藥，包括裝甲與輕砲裝備外，一段時期甚至擁有海空軍。1995年，叛軍快艇曾在公海擊沉兩艘斯國艦隻。今年2月，兩架叛軍小飛機飛到首都可倫坡上空，一架被擊落，另一架的炸彈則擊中國稅局，鄰近有陸、空軍總部和總統官邸。這次自殺攻擊，雖無重大傷害，所顯現的堅韌不屈令人震撼。
印度政府原本好意調停斯里蘭卡內戰，1987年曾空投食物給政府軍包圍的泰米爾人。那年7月，印度拉吉夫甘地首相和斯里蘭卡簽署協定，為泰米爾族爭得若干權利，如文字平等、擴大省自治權等。印度派遣了維和部隊來斯里蘭卡。泰米爾軍雖接受和談結果，不久就故態復萌，和政府軍又打起來。政府也因有印度維和部隊駐紮重要城市，不虞攻擊，乘機抽調部隊，集中兵力攻擊叛軍。究竟誰對誰錯，變成算不清的爛帳。
更荒唐的，是印度維和部隊也捲進混戰漩渦，和叛軍打了起來。5萬名印度軍雖然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卻受創慘重，最後只好撤出。隨後，美國與歐盟各國將LTTE列為恐怖組織，凍結其海外存款，嚴查捐款來源，對叛軍的打擊遠甚於戰場上的得失。
今年2月，美、日、和歐盟發表聯合聲明，勸LTTE放下武器。北歐的挪威、瑞典、和丹麥則出面調停，希望和平解決延續30幾年的內戰。
泰米爾的叛亂會因LTTE失敗而結束嗎？恐怕言之過早。只要辛哈族與泰米爾族的冤仇不解決，死灰復燃是早晚之事。
本文改寫自中國時報
叛軍LTTE，俗稱「泰米爾之虎（Tamil Eelam）」，其首領普拉巴卡倫（Velupillai Prabakaran）。30幾年的時間，政府軍嘗試追捕但都未獲。
上星期二（5月5日），斯里蘭卡（Sri Lanka，舊稱錫蘭Ceylon）首相維克倫馬那雅克（Ratnasiri Wickeremanahyake）在該國國會宣布：叛軍LTTE（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的首領普拉巴卡倫，已經被政府軍圍困在方圓不到4平方公里的一個小鎮裏，被捕的捷報很快就會傳來。
今天已是5月11日，6天過去了，普拉巴卡倫仍未就擒。讀者如果好奇，可直接到泰米爾之虎的網站查看，除了他的照片、英雄事蹟、與最近的發展外，還有一組電話號碼，可以與這支神出鬼沒的游擊隊24小時聯繫。
是什麼深仇大恨，能使這支叛軍從1977年起，為爭取獨立建國，與斯里蘭卡政府軍惡鬥迄今呢？雙方以及無辜民眾的死傷總數已逾50萬人，堪稱為一場內戰。這需要從頭說起。
二戰結束後，英國准許錫蘭獨立，稱為「斯里蘭卡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其實並未推行社會主義。這個島面積不大，僅65610平方公里，人口2010萬，比台灣略少。問題在於全國74％是辛哈族，篤信佛教者又佔其中90％；泰米爾族佔18％，信的是印度教；還有7％的人崇信伊斯蘭。種族與信仰南轅北轍，摩擦引起火花，血債血還，終至不可收拾。
使斯里蘭卡人或印度人都「聞虎色變」的原因，是LTTE視死如歸的精神。早在30年前，他們就發明了自殺炸彈術。每個「黑虎隊（Black Tigers）」成員隨身都帶一小管氫化鉀，不成功便成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哈瑪斯」，所有恐怖手段都是從「泰米爾之虎」學來的。
泰米爾族婦女尤其勇敢，在裙底綁上炸藥，輕輕一拉，與行刺目標同歸於盡，認為這樣犧牲會讓她們死後上天堂。死在她們手上的斯里蘭卡高官不計其數：1991年，印度首相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按係前女首相Indira Gandhi幼子），1993年，斯里蘭卡總統Ranasinghe Premadasa，2005年，斯里蘭卡的外交部長。去年（2008）就發生過5次自殺炸彈事件，被殺的有斯國的建設部長、公路部長、和好幾位國會議員。
為什麼連印度首相都成為黑虎隊行刺的對象呢？因為兩國都有辛哈族，也有泰米爾族，糾纏不清。斯里蘭卡四面環海，距離印度僅28公里，隔海就是印度的Tamil Nadu省。同文同種，印度的泰米爾人自然支持斯里蘭卡泰米爾族的獨立運動。而散居世界各地，尤其在美國人數最多的泰米爾僑民，則是踴躍捐錢給獨立運動的財源。
稱泰米爾之虎為叛軍，因為它除海外源源不斷運來的軍械彈藥，包括裝甲與輕砲裝備外，一段時期甚至擁有海空軍。1995年，叛軍快艇曾在公海擊沉兩艘斯國艦隻。今年2月，兩架叛軍小飛機飛到首都可倫坡上空，一架被擊落，另一架的炸彈則擊中國稅局，鄰近有陸、空軍總部和總統官邸。這次自殺攻擊，雖無重大傷害，所顯現的堅韌不屈令人震撼。
印度政府原本好意調停斯里蘭卡內戰，1987年曾空投食物給政府軍包圍的泰米爾人。那年7月，印度拉吉夫甘地首相和斯里蘭卡簽署協定，為泰米爾族爭得若干權利，如文字平等、擴大省自治權等。印度派遣了維和部隊來斯里蘭卡。泰米爾軍雖接受和談結果，不久就故態復萌，和政府軍又打起來。政府也因有印度維和部隊駐紮重要城市，不虞攻擊，乘機抽調部隊，集中兵力攻擊叛軍。究竟誰對誰錯，變成算不清的爛帳。
更荒唐的，是印度維和部隊也捲進混戰漩渦，和叛軍打了起來。5萬名印度軍雖然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卻受創慘重，最後只好撤出。隨後，美國與歐盟各國將LTTE列為恐怖組織，凍結其海外存款，嚴查捐款來源，對叛軍的打擊遠甚於戰場上的得失。
今年2月，美、日、和歐盟發表聯合聲明，勸LTTE放下武器。北歐的挪威、瑞典、和丹麥則出面調停，希望和平解決延續30幾年的內戰。
泰米爾的叛亂會因LTTE失敗而結束嗎？恐怕言之過早。只要辛哈族與泰米爾族的冤仇不解決，死灰復燃是早晚之事。
2009年9月20日 星期日
莫那魯道與台灣原住民的反抗運動：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文／戴寶村本文取自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歷史教室
本文提要●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1）霧社事件產生的背景
1915年，日本對台灣原住民的強力鎮壓之後，霧社就成為日本的山地模範部落。當地風景優美，位處台灣中部，交通四通八達，為日本人控制中央山脈地區的重要基地。日本人在霧社設立學校、警察局、郵局、旅館、醫療所、樟腦會社等機構。1930年發生霧社事件之前，當地除了原住民之外，還有157個日本人、111個漢人，以及144個採樟腦的工人。
當時住在霧社的泰雅族有11個社，共有2178人。在這11個社當中，直接參與霧社事件的有波阿倫（Boalun）、荷哥（Hogo）、洛多夫（Lodofu）、馬赫坡（Mahebo）、速庫（Sunku）、塔羅灣（Talowan）等6個社，另外，陶渣（Tautua）和托洛克（Tolokku）兩個社後來成為親日的「味方蕃」，他們會和泰雅族其他的社發生對立，是有原因的。
1897年，日本的深堀大尉率領一個探險隊進入中央山脈，被托洛克社（Tolokku）所殺，日本就利用馬赫坡社（Mahebo）來壓制托洛克社，以製造不同部落之間的敵對。巴蘭（Parlan）社則保持中立，霧社事件發生後，曾扮演和平使者勸莫那魯道投降。萬大社和白狗社因為距離較遠而沒有參加。
（2）霧社事件發生的原因
山地資源被日本人掠奪：台灣的原住民沒有土地所有權的觀念，他們採用游耕，打獵時又跟著獵物跑，所以重視的是土地使用權。而日本是個現代體制的國家，認為台灣歸屬日本，人民就要變成日本人，土地也是日本的，土地的資源如果認定不是私人所有，就要成為公有。這樣一來，對原住民生活的空間、經濟的領域就是一種掠奪，日本對山林資源的開發，使原住民的獵場大量減少。
日本殖民政府與部落社會產生嚴重衝突：日本派很多警察駐在山地，警察的權威超越了原來部落的領袖，對原住民部落造成很大的衝擊。
（3）莫那魯道的生平（1882～1930）
莫那魯道（Mona Rudao）1882年出生於霧社馬赫坡泰雅人部落，為馬赫波首領魯道巴伊 （ Rudao Bai ）的長子，1930年10月27日，他領導發動霧社族人起義抗日，爆發震驚島內外的「霧社事件」，他的兩個兒子塔達歐莫那（Tadao Mona）和巴薩歐莫那（Bassao Mona）也參與其事。1930年12月1日，莫那魯道自殺身亡。
（4）霧社事件
1910年時，波阿倫、荷哥、速庫、陶渣、托洛克等諸社就伺機要反抗日本，但尚未行動就被日本察覺而有50多人遭到捕殺，莫那魯道因為被日本邀請赴日參觀而未參與其事。1920年，沙拉馬歐社（ Salamao）起事抗日，莫那魯道打算參加而被日本列為「不良蕃」，長期受日本人監視。1924年，埔裡大拜拜，很多山地警察都去參加，霧社反抗日本幾個社想要藉機起義抗日，但是因為陶渣社告密而放棄。由此可知，1930年的霧社事件是延續先前的抗日行動，並不是突然發生的。
1924年代，有幾件事引起泰雅族人起來抗日。日本人為了要將霧社建設為示範部落，就利用原住民從事各種建設工作，勞役工作未能配合原住民種植小米或打獵的時間，原住民的經濟活動因而受到妨礙。日本又刻意付給原住民偏低的工資，1930年霧社事件之前，平地漢人一天的工資是60錢，原住民則是40錢，霧社的原住民只有20到30錢。日本人又故意到和日本人敵意很深的馬赫坡社後山「西仔希克」去採伐建築用材，「西仔希克」是馬赫坡社的狩獵地，也是霧社放群祖先發源的聖地。這件事對馬赫坡社的打擊很大，使他們對日本人產生仇恨心理。日本人在分配工作時，依照和日本人的合作程度來分配不同的工作，例如讓最親日的陶渣社去做簡單的整地工作，叫巴蘭社採砂石，卻叫和日本對立最烈的荷哥及馬赫波社去砍樹，並且要求他們把砍下的樹扛回來以免損壞樹枝，原住民不習慣用扛的而常常用拖的，因此就常挨打挨罵，他們對日本人的仇恨因而更深。
另外，原住民婦女和日本人之間曾經發生一些問題。日本人在統治台灣的50年當中，很少和台灣人結婚，不過，日本政府卻鼓勵駐在山地的日本警察和原住民領袖的女兒結婚，這樣，可以讓日本警察安心住在山地，同時，和原住民領袖結成姻親，可以加強對原住民的控制。但是，日本警察對原住民婦女常常有始亂終棄的情形，例如，莫那魯道的妹妹特娃斯魯道嫁給日本警察近籐儀三郎，後來近籐被調往花蓮，最後竟然失蹤，特娃斯魯道只好再回到霧社，莫那魯道因此深恨日本人。還有泰雅族婦女被騙往日本淪為娼妓的事情發生，造成原住民的不滿。有一位巡查吉村克己曾玩弄多位原住民婦女，還冒犯了馬赫坡的婦女，更加深莫那魯道的仇恨。
1930年10月初，馬赫坡社正舉行婚禮，殺豬宰羊設宴歡飲，吉村克己路過時，莫那魯道長子塔達歐莫那招呼他飲酒，吉村卻以塔達歐莫那滿手獸血而將酒杯打掉，雙方因而發生鬥毆。事後莫那魯道曾前往駐在所向吉村賠禮，吉村不肯接受，雙方對立的情況又加深。
以上種種的長愁短恨，終於促使霧社的泰雅族人決定起義，在1930年10月26日晚上商量妥當，利用第二天舉行運動會時殺害日本人。他們將起義日期定在10月27日是有原因的，當初日軍來台的近衛師團是由明治天皇弟弟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所統率，而北白川宮於10月27日死於台南，所以，10月27日就成為台灣神社大祭典的日子，泰雅族人認為這是起義的最好時機，利用運動會升旗唱國歌為信號，衝進會場，發動總攻擊，殺死日本人134人。當時住在霧社的200多個漢人當中，只有兩個被誤殺，一個是叫做李彩雲的小女孩，因為身穿和服被誤認為日本人而遭殺害，另一個是開商店的劉才良，不小心被流彈射殺。事件發生之後，原住民就切斷對外交通的吊橋以及電話線，搶得日警槍枝彈藥。日本派出大批軍警鎮壓，到12月8日霧社事件告一段落為止，日本動員軍隊1563人，警察1231人，軍伕1381人，並且動員了親日的「味方蕃」共5311人次，甚至動用飛機，據說曾施放毒氣彈，並散發傳單，呼籲原住民投降。
日本統治台灣，1920年代開始由文人擔任台灣總督，軍事文治分開。當時日本在台灣設有「台灣軍司令部」，地點就在現在愛國西路的海岸防衛司令部（過去的警備總部）。霧社事件發生後，台灣總督和台灣軍司令曾商量是否要派軍隊鎮壓，也向日本國會報備，經過行政程序，最後決定派兵鎮壓。當時為了造成泰雅族彼此的敵對，日本人鼓勵他們出草，定出獎金以獎勵親日部落去殺害起事的那些部落：殺掉頭目可得200日幣；殺壯丁得100元；殺婦女得30元；殺，這是非常殘酷的。
霧社事件起義的6個社當中，能作戰的壯丁共1236人，最後有644人死亡，其中267人被殺，290人自殺。莫那魯道他們退到馬赫坡後面的洞穴之後，日本用炸彈炸不到那個洞穴，但是他們實在沒有辦法反抗，最後就全部自殺。泰雅族人都是以上吊的方式自殺，從當時日本人所拍下來的照片可以看到，一棵樹吊了很多人，以至於樹枝都彎曲下垂。有的婦女為了讓男子沒有後顧之憂而勇敢作戰，就自己先自殺，十分悲壯。莫那魯道後來看到大勢已去，把妻子打死，就在山上洞穴自殺了。他的屍體沒有完全腐化，有一半變成木乃伊，1934年才被尋獲，送到台北帝大當作人類學標本，後來才被送回霧社安葬。
在起義的6個部落1000多人當中，有500多人投降，其中包括老弱婦孺，共514人，日本人稱他們為「保護蕃」，將他們收容在霧社。1931年4月25日，日本又縱容陶渣社去屠殺那些保護蕃，共殺了216人，有的逃走，最後只剩下298人，被遷移到北港溪上游的川中島（現在仁愛鄉互助村清流部落）。因此，霧社事件起義的那6個部落的族人，目前已經不住在霧社了。事件之後，日本人把霧社地區的土地交給和那6個起義部落敵對的部落。但是，當初基於部落之間的仇恨而被日本人利用的親日蕃，他們下場並不很好。
（5）高砂族義勇隊
十六世紀日本德川時代就注意到台灣，當時稱台灣為「高砂國」，後來日本人稱台灣的原住民為「蕃」。1920年開始，日本以文官擔任台灣總督，對台灣人採取同化制度。1923年，當時的日本太子（後來的昭和天皇）來台灣巡視，為了表示內台一體，就不再稱台灣住民為「蕃」，而改稱「高砂族」。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以後，又把「高砂族」改為「高山族」，簡稱「山胞」，分為「山地山胞」和「平地山胞」兩種，這是十分奇怪又沒有意義的分法，所以現在全部要改為「原住民」這個稱呼。
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時，日本發現台灣的原住民很會打叢林戰，於是從1942年在台灣徵志願兵開始，就徵調原住民往南洋作戰，就是所謂「高砂族義勇隊」，總共有4000人之多，犧牲很大。有一個阿美族青年李光輝，不知道戰爭己經結束了，在南洋的叢林裡躲藏了20多年才被人發現，他回來台灣之後，因為抽煙太多，不久就得肺癌而過世。
本文提要●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1）霧社事件產生的背景
1915年，日本對台灣原住民的強力鎮壓之後，霧社就成為日本的山地模範部落。當地風景優美，位處台灣中部，交通四通八達，為日本人控制中央山脈地區的重要基地。日本人在霧社設立學校、警察局、郵局、旅館、醫療所、樟腦會社等機構。1930年發生霧社事件之前，當地除了原住民之外，還有157個日本人、111個漢人，以及144個採樟腦的工人。
當時住在霧社的泰雅族有11個社，共有2178人。在這11個社當中，直接參與霧社事件的有波阿倫（Boalun）、荷哥（Hogo）、洛多夫（Lodofu）、馬赫坡（Mahebo）、速庫（Sunku）、塔羅灣（Talowan）等6個社，另外，陶渣（Tautua）和托洛克（Tolokku）兩個社後來成為親日的「味方蕃」，他們會和泰雅族其他的社發生對立，是有原因的。
1897年，日本的深堀大尉率領一個探險隊進入中央山脈，被托洛克社（Tolokku）所殺，日本就利用馬赫坡社（Mahebo）來壓制托洛克社，以製造不同部落之間的敵對。巴蘭（Parlan）社則保持中立，霧社事件發生後，曾扮演和平使者勸莫那魯道投降。萬大社和白狗社因為距離較遠而沒有參加。
（2）霧社事件發生的原因
山地資源被日本人掠奪：台灣的原住民沒有土地所有權的觀念，他們採用游耕，打獵時又跟著獵物跑，所以重視的是土地使用權。而日本是個現代體制的國家，認為台灣歸屬日本，人民就要變成日本人，土地也是日本的，土地的資源如果認定不是私人所有，就要成為公有。這樣一來，對原住民生活的空間、經濟的領域就是一種掠奪，日本對山林資源的開發，使原住民的獵場大量減少。
日本殖民政府與部落社會產生嚴重衝突：日本派很多警察駐在山地，警察的權威超越了原來部落的領袖，對原住民部落造成很大的衝擊。
（3）莫那魯道的生平（1882～1930）
莫那魯道（Mona Rudao）1882年出生於霧社馬赫坡泰雅人部落，為馬赫波首領魯道巴伊 （ Rudao Bai ）的長子，1930年10月27日，他領導發動霧社族人起義抗日，爆發震驚島內外的「霧社事件」，他的兩個兒子塔達歐莫那（Tadao Mona）和巴薩歐莫那（Bassao Mona）也參與其事。1930年12月1日，莫那魯道自殺身亡。
（4）霧社事件
1910年時，波阿倫、荷哥、速庫、陶渣、托洛克等諸社就伺機要反抗日本，但尚未行動就被日本察覺而有50多人遭到捕殺，莫那魯道因為被日本邀請赴日參觀而未參與其事。1920年，沙拉馬歐社（ Salamao）起事抗日，莫那魯道打算參加而被日本列為「不良蕃」，長期受日本人監視。1924年，埔裡大拜拜，很多山地警察都去參加，霧社反抗日本幾個社想要藉機起義抗日，但是因為陶渣社告密而放棄。由此可知，1930年的霧社事件是延續先前的抗日行動，並不是突然發生的。
1924年代，有幾件事引起泰雅族人起來抗日。日本人為了要將霧社建設為示範部落，就利用原住民從事各種建設工作，勞役工作未能配合原住民種植小米或打獵的時間，原住民的經濟活動因而受到妨礙。日本又刻意付給原住民偏低的工資，1930年霧社事件之前，平地漢人一天的工資是60錢，原住民則是40錢，霧社的原住民只有20到30錢。日本人又故意到和日本人敵意很深的馬赫坡社後山「西仔希克」去採伐建築用材，「西仔希克」是馬赫坡社的狩獵地，也是霧社放群祖先發源的聖地。這件事對馬赫坡社的打擊很大，使他們對日本人產生仇恨心理。日本人在分配工作時，依照和日本人的合作程度來分配不同的工作，例如讓最親日的陶渣社去做簡單的整地工作，叫巴蘭社採砂石，卻叫和日本對立最烈的荷哥及馬赫波社去砍樹，並且要求他們把砍下的樹扛回來以免損壞樹枝，原住民不習慣用扛的而常常用拖的，因此就常挨打挨罵，他們對日本人的仇恨因而更深。
另外，原住民婦女和日本人之間曾經發生一些問題。日本人在統治台灣的50年當中，很少和台灣人結婚，不過，日本政府卻鼓勵駐在山地的日本警察和原住民領袖的女兒結婚，這樣，可以讓日本警察安心住在山地，同時，和原住民領袖結成姻親，可以加強對原住民的控制。但是，日本警察對原住民婦女常常有始亂終棄的情形，例如，莫那魯道的妹妹特娃斯魯道嫁給日本警察近籐儀三郎，後來近籐被調往花蓮，最後竟然失蹤，特娃斯魯道只好再回到霧社，莫那魯道因此深恨日本人。還有泰雅族婦女被騙往日本淪為娼妓的事情發生，造成原住民的不滿。有一位巡查吉村克己曾玩弄多位原住民婦女，還冒犯了馬赫坡的婦女，更加深莫那魯道的仇恨。
1930年10月初，馬赫坡社正舉行婚禮，殺豬宰羊設宴歡飲，吉村克己路過時，莫那魯道長子塔達歐莫那招呼他飲酒，吉村卻以塔達歐莫那滿手獸血而將酒杯打掉，雙方因而發生鬥毆。事後莫那魯道曾前往駐在所向吉村賠禮，吉村不肯接受，雙方對立的情況又加深。
以上種種的長愁短恨，終於促使霧社的泰雅族人決定起義，在1930年10月26日晚上商量妥當，利用第二天舉行運動會時殺害日本人。他們將起義日期定在10月27日是有原因的，當初日軍來台的近衛師團是由明治天皇弟弟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所統率，而北白川宮於10月27日死於台南，所以，10月27日就成為台灣神社大祭典的日子，泰雅族人認為這是起義的最好時機，利用運動會升旗唱國歌為信號，衝進會場，發動總攻擊，殺死日本人134人。當時住在霧社的200多個漢人當中，只有兩個被誤殺，一個是叫做李彩雲的小女孩，因為身穿和服被誤認為日本人而遭殺害，另一個是開商店的劉才良，不小心被流彈射殺。事件發生之後，原住民就切斷對外交通的吊橋以及電話線，搶得日警槍枝彈藥。日本派出大批軍警鎮壓，到12月8日霧社事件告一段落為止，日本動員軍隊1563人，警察1231人，軍伕1381人，並且動員了親日的「味方蕃」共5311人次，甚至動用飛機，據說曾施放毒氣彈，並散發傳單，呼籲原住民投降。
日本統治台灣，1920年代開始由文人擔任台灣總督，軍事文治分開。當時日本在台灣設有「台灣軍司令部」，地點就在現在愛國西路的海岸防衛司令部（過去的警備總部）。霧社事件發生後，台灣總督和台灣軍司令曾商量是否要派軍隊鎮壓，也向日本國會報備，經過行政程序，最後決定派兵鎮壓。當時為了造成泰雅族彼此的敵對，日本人鼓勵他們出草，定出獎金以獎勵親日部落去殺害起事的那些部落：殺掉頭目可得200日幣；殺壯丁得100元；殺婦女得30元；殺，這是非常殘酷的。
霧社事件起義的6個社當中，能作戰的壯丁共1236人，最後有644人死亡，其中267人被殺，290人自殺。莫那魯道他們退到馬赫坡後面的洞穴之後，日本用炸彈炸不到那個洞穴，但是他們實在沒有辦法反抗，最後就全部自殺。泰雅族人都是以上吊的方式自殺，從當時日本人所拍下來的照片可以看到，一棵樹吊了很多人，以至於樹枝都彎曲下垂。有的婦女為了讓男子沒有後顧之憂而勇敢作戰，就自己先自殺，十分悲壯。莫那魯道後來看到大勢已去，把妻子打死，就在山上洞穴自殺了。他的屍體沒有完全腐化，有一半變成木乃伊，1934年才被尋獲，送到台北帝大當作人類學標本，後來才被送回霧社安葬。
在起義的6個部落1000多人當中，有500多人投降，其中包括老弱婦孺，共514人，日本人稱他們為「保護蕃」，將他們收容在霧社。1931年4月25日，日本又縱容陶渣社去屠殺那些保護蕃，共殺了216人，有的逃走，最後只剩下298人，被遷移到北港溪上游的川中島（現在仁愛鄉互助村清流部落）。因此，霧社事件起義的那6個部落的族人，目前已經不住在霧社了。事件之後，日本人把霧社地區的土地交給和那6個起義部落敵對的部落。但是，當初基於部落之間的仇恨而被日本人利用的親日蕃，他們下場並不很好。
（5）高砂族義勇隊
十六世紀日本德川時代就注意到台灣，當時稱台灣為「高砂國」，後來日本人稱台灣的原住民為「蕃」。1920年開始，日本以文官擔任台灣總督，對台灣人採取同化制度。1923年，當時的日本太子（後來的昭和天皇）來台灣巡視，為了表示內台一體，就不再稱台灣住民為「蕃」，而改稱「高砂族」。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以後，又把「高砂族」改為「高山族」，簡稱「山胞」，分為「山地山胞」和「平地山胞」兩種，這是十分奇怪又沒有意義的分法，所以現在全部要改為「原住民」這個稱呼。
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時，日本發現台灣的原住民很會打叢林戰，於是從1942年在台灣徵志願兵開始，就徵調原住民往南洋作戰，就是所謂「高砂族義勇隊」，總共有4000人之多，犧牲很大。有一個阿美族青年李光輝，不知道戰爭己經結束了，在南洋的叢林裡躲藏了20多年才被人發現，他回來台灣之後，因為抽煙太多，不久就得肺癌而過世。
2009年9月19日 星期六
莫那魯道與台灣原住民的反抗運動：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文／戴寶村本文取自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歷史教室
本文提要●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1）理「蕃」事業
政治力量較深刻地介入台灣的原住民，是在日本人統治台灣以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已經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政治力量和法治的秩序都非常制度化，軍隊和警察也都是現代化的制式武力，所以，日本佔領台灣時，很快地就將漢人的武裝勢力完全鎮壓，這時日本還沒有時間去處理原住民問題。
1895年到1906年之間，日本對台灣原住民基本上採取「懷柔」和「放任」的政策，因為原住民住在山區，沒有主動下山攻擊日本人，不會危及日本的統治政權，因此，日本就在山區附近設撫墾署以安撫原住民，設立「隘勇」，不讓原住民下山，又成立「蕃童教育所」來教育原住民。
另外一種懷柔的方式是招待原住民的部落領袖到平地參觀，甚至請他們到日本參觀，讓他們見識軍艦、炮火的威力，目的是要讓這些原住民領袖對日本產生敬畏心理。
1906年之後，日本對台灣的原住民開始採取嚴厲的鎮壓方式，因為這時候的台灣總督是佐久間左馬太。佐久間左馬太生於1844年，卒於1915年，他在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時，曾以中尉身份帶兵攻打牡丹社，當時日軍受到原住民強力的抵抗，加上水土不服，很多日兵得到傳染病而死，因此，佐久間左馬太對台灣的原住民深懷仇恨，等到他擔任台灣總督時，就以嚴厲的手段鎮壓台灣的原住民。
另一方面，台灣漢人對日本的抵抗已經告一段落，日本就有餘力來處理原住民的問題。1906年到1909年，日本首先實施隘勇線推進，也就是將山區邊緣的警察往山地推進，築鐵絲網，甚至在網上通電。到了1909年，日本在台灣山區推動的隘勇線共有470公里，幾乎把台灣的原住民全部困在山區。
1910年，擬定五年理「蕃」計畫，編列1630萬日幣推行這項計畫。日本政府對付南部的原住民是採取和平的方式，對濁水溪上游以北的原住民則採取武力鎮壓，因為濁水溪上游以北主要是泰雅族分佈的地區，台灣和外來勢力的互動關係當中，泰雅族的表現最強悍，受到外力的壓迫也最大。當時，濁水溪上游以北，大甲溪上游、大安溪上游，新竹靠山地區，桃園靠山地區等範圍內的原住民，都是日本人鎮壓的對象。例如日本為了鎮壓竹東內灣的泰雅族而在一千八百公尺高的山上建了一個李棟古堡，現在仍矗立在山頂。
（2）1914年太魯閣戰爭
這是佐久間左馬太鎮壓台灣的原住民所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主要的戰場是在現在的合歡山地區，包括花蓮木瓜溪上游及立霧溪上游一帶，當時是太魯閣蕃的居住地。據日本人調查，當地有97個部落，總人口約一萬人，能作戰的壯丁有三千多人，是一直未歸順日本的泰雅族部落。1914年五月，日本動用了3108個士兵，3127個警察，及4840個軍夫，總共一萬多人，去攻打總人口一萬多，只有三千多壯丁的「太魯閣蕃」。
這場戰爭從六月一日到八月初，在二千多公尺的山上進行了80天，當時日本所設的軍事基地，就在現在合歡山上的陸軍寒訓基地。當時已經70歲的佐久間左馬太還親自到合歡山督導日本軍警作戰，六月二十六日，他在Selaohuni社從1424公尺的懸崖上墜落而受傷，第二年（1915年）八月一日去世。
經過日本的武力鎮壓之後，內山的台灣原住民再也沒有能力反抗了。在鎮壓原住民的過程當中，日本政府徵調了很多靠山地區的人去當運補彈藥和糧食的軍伕，台灣人民苦不堪言，所以，已經平息很久的漢人反抗運動，又在1912年和1915年爆發，例如林杞埔事件、土庫事件、東勢角事件、台南六甲事件等等，就是和日本人鎮壓原住民而大量徵調軍伕有關。
1915年的大鎮壓之後，台灣的原住民已經無法大力地反抗，日本就採取懷柔和教化的方式，繼續設隘勇，派很多警察入山，開闢很多警備道路，在山上蓋很多駐在所，警察住在山上，維持治安之外，也教育原住民，並且嚴格管制槍彈。又山上設置山地學校，讓原住民接受教育。日本人注意到，原住民的衛生條件太差，有時會發生傳染病，這是他們出草的原因之一，所以，日本人就在山地設立許多醫療站以維護原住民的衛生。
另外，教原住民種稻、養蠶、養牛、養羊，減少打獵，改變他們的經濟型態，讓他們逐漸過定居的生活。為了改變原住民的經濟型態以及統治方便，就將原住民部落遷移到海拔較低的地方居住。
一般人都以為原住民是受到漢人的壓迫才遷到山去，事實上台灣這些南島民族要住在某種海拔的高度才適合生活，海拔太低的話，天氣熱又潮濕，很容易有傳染病，所以，他們多半住在海拔稍高的地區，例如布農族是住得最高的原住民，大約在海拔1500到2000公尺的地區，分佈在玉山國家公園一帶，也有的原住民是住在平地的，像阿美族就住在平地，所以稱他們為「山胞」是不對的。
這些原住民部落被遷村之後，有些人還一直想要回到舊部落，例如魯凱族的好茶部落被遷移下來之後，那些老人一直無法習慣而要回到舊部落，就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是在某種海拔的高度，遷到較低海拔的地區是不適合的。所以，日本將原住民的部落遷移下來，是為了方便統治，並不是純為原住民的生活著想。
本文提要●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1）理「蕃」事業
政治力量較深刻地介入台灣的原住民，是在日本人統治台灣以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已經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政治力量和法治的秩序都非常制度化，軍隊和警察也都是現代化的制式武力，所以，日本佔領台灣時，很快地就將漢人的武裝勢力完全鎮壓，這時日本還沒有時間去處理原住民問題。
1895年到1906年之間，日本對台灣原住民基本上採取「懷柔」和「放任」的政策，因為原住民住在山區，沒有主動下山攻擊日本人，不會危及日本的統治政權，因此，日本就在山區附近設撫墾署以安撫原住民，設立「隘勇」，不讓原住民下山，又成立「蕃童教育所」來教育原住民。
另外一種懷柔的方式是招待原住民的部落領袖到平地參觀，甚至請他們到日本參觀，讓他們見識軍艦、炮火的威力，目的是要讓這些原住民領袖對日本產生敬畏心理。
1906年之後，日本對台灣的原住民開始採取嚴厲的鎮壓方式，因為這時候的台灣總督是佐久間左馬太。佐久間左馬太生於1844年，卒於1915年，他在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時，曾以中尉身份帶兵攻打牡丹社，當時日軍受到原住民強力的抵抗，加上水土不服，很多日兵得到傳染病而死，因此，佐久間左馬太對台灣的原住民深懷仇恨，等到他擔任台灣總督時，就以嚴厲的手段鎮壓台灣的原住民。
另一方面，台灣漢人對日本的抵抗已經告一段落，日本就有餘力來處理原住民的問題。1906年到1909年，日本首先實施隘勇線推進，也就是將山區邊緣的警察往山地推進，築鐵絲網，甚至在網上通電。到了1909年，日本在台灣山區推動的隘勇線共有470公里，幾乎把台灣的原住民全部困在山區。
1910年，擬定五年理「蕃」計畫，編列1630萬日幣推行這項計畫。日本政府對付南部的原住民是採取和平的方式，對濁水溪上游以北的原住民則採取武力鎮壓，因為濁水溪上游以北主要是泰雅族分佈的地區，台灣和外來勢力的互動關係當中，泰雅族的表現最強悍，受到外力的壓迫也最大。當時，濁水溪上游以北，大甲溪上游、大安溪上游，新竹靠山地區，桃園靠山地區等範圍內的原住民，都是日本人鎮壓的對象。例如日本為了鎮壓竹東內灣的泰雅族而在一千八百公尺高的山上建了一個李棟古堡，現在仍矗立在山頂。
（2）1914年太魯閣戰爭
這是佐久間左馬太鎮壓台灣的原住民所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主要的戰場是在現在的合歡山地區，包括花蓮木瓜溪上游及立霧溪上游一帶，當時是太魯閣蕃的居住地。據日本人調查，當地有97個部落，總人口約一萬人，能作戰的壯丁有三千多人，是一直未歸順日本的泰雅族部落。1914年五月，日本動用了3108個士兵，3127個警察，及4840個軍夫，總共一萬多人，去攻打總人口一萬多，只有三千多壯丁的「太魯閣蕃」。
這場戰爭從六月一日到八月初，在二千多公尺的山上進行了80天，當時日本所設的軍事基地，就在現在合歡山上的陸軍寒訓基地。當時已經70歲的佐久間左馬太還親自到合歡山督導日本軍警作戰，六月二十六日，他在Selaohuni社從1424公尺的懸崖上墜落而受傷，第二年（1915年）八月一日去世。
經過日本的武力鎮壓之後，內山的台灣原住民再也沒有能力反抗了。在鎮壓原住民的過程當中，日本政府徵調了很多靠山地區的人去當運補彈藥和糧食的軍伕，台灣人民苦不堪言，所以，已經平息很久的漢人反抗運動，又在1912年和1915年爆發，例如林杞埔事件、土庫事件、東勢角事件、台南六甲事件等等，就是和日本人鎮壓原住民而大量徵調軍伕有關。
1915年的大鎮壓之後，台灣的原住民已經無法大力地反抗，日本就採取懷柔和教化的方式，繼續設隘勇，派很多警察入山，開闢很多警備道路，在山上蓋很多駐在所，警察住在山上，維持治安之外，也教育原住民，並且嚴格管制槍彈。又山上設置山地學校，讓原住民接受教育。日本人注意到，原住民的衛生條件太差，有時會發生傳染病，這是他們出草的原因之一，所以，日本人就在山地設立許多醫療站以維護原住民的衛生。
另外，教原住民種稻、養蠶、養牛、養羊，減少打獵，改變他們的經濟型態，讓他們逐漸過定居的生活。為了改變原住民的經濟型態以及統治方便，就將原住民部落遷移到海拔較低的地方居住。
一般人都以為原住民是受到漢人的壓迫才遷到山去，事實上台灣這些南島民族要住在某種海拔的高度才適合生活，海拔太低的話，天氣熱又潮濕，很容易有傳染病，所以，他們多半住在海拔稍高的地區，例如布農族是住得最高的原住民，大約在海拔1500到2000公尺的地區，分佈在玉山國家公園一帶，也有的原住民是住在平地的，像阿美族就住在平地，所以稱他們為「山胞」是不對的。
這些原住民部落被遷村之後，有些人還一直想要回到舊部落，例如魯凱族的好茶部落被遷移下來之後，那些老人一直無法習慣而要回到舊部落，就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是在某種海拔的高度，遷到較低海拔的地區是不適合的。所以，日本將原住民的部落遷移下來，是為了方便統治，並不是純為原住民的生活著想。
莫那魯道與台灣原住民的反抗運動：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文／戴寶村本文取自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歷史教室
本文提要●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1）「山禁」至「開山」
1874年之前，台灣的漢人和原住民發生比較密切的關係之前，台灣的原住民（不包括平埔族，因為1874年時，平埔族的漢化已經很深）基本上仍保持南島民族燒墾、漁獵的原始經濟型態，是部落式、沒有文字的社會。現在(1994)台灣的原住民分為九族（或十族），人口約34萬，占台灣人口的1.7 %，大致仍保留他們原來的生活型態。
台灣原住民長期以來的部落社會，到1874年發生很大的變化。
1874年之前，清朝統治台灣採取「海禁」和「山禁」的政策。
「海禁」，就是不讓中國大陸的漢人移民來台，1970年代以後開始放鬆，至於對漢人完全開放則是1874年之後了。
對台灣的原住民則採「隔離政策」，有防隘設施，建土牛或立石分界，禁止漢人和原住民通婚，派「通事」駐在漢人和原住民邊界地區，實施間接統治，將原住民視同化外，意思是，清朝的政治、教育不及於原住民。因此，1871年排灣族人殺害琉球人的事件，日本找清朝政府談判時，清廷很自然地就表示那裡是清朝的化外之地，是他們所不能管轄的，1874年日本因而出兵牡丹社，就是所謂「牡丹社事件」。這個事件，台灣的原住民因為殺了外國人而和外國引起嚴重的糾紛，這使得清朝政府開始注意到台灣的原住民。
另外一個改變因素是經濟因素。1860年代，台灣開放通商之後，靠山的樟腦和山坡地的茶是很重要的經濟作物，要開拓這種產業的話，自然會和原住民發生衝突。於是，沈葆楨來到台灣之後，就提出「開山撫蕃」的政策，開發山地，北部由羅大春開闢從宜蘭到蘇澳，直到花蓮的蘇花古道，中部由吳光亮開闢八通關古道，南部由袁聞柝開闢從鳳山到卑南的台東古道，並加強後山的統治。這個政策使得漢人和原住民關係變得非常密切。
劉銘傳於1884年來到台灣，直到1891年離開台灣，這段期間他處理原住民的事務採取兩種方式：其一是設「撫墾局」，在大溪、屈尺、三峽、鹹菜棚（關西）、大湖、卓蘭、東勢、埔裡、恆春、卑南、花蓮港、叭哩沙（三星）等地設置撫墾局以開發山地資源，順便在當地成立一些教育原住民的教育設施，想要將台灣的原住民納入大清帝國的統治系統之內。但是，這種方法不容易達到目的，因為台灣的原住民仍然一直反抗漢人，漢人去開發山地資源時，常會遇到原住民的出草。
因此，劉銘傳就採用第二種方式來處理原住民的事務，就是以武力攻擊鎮壓。劉銘傳時代，攻擊台灣原住民地區的範圍很大，試舉兩例加以說明。
（2）「奇密社屠殺事件（1888年）與大嵙崁戰役
八通關古道開通之後，台灣總兵吳光亮駐紮在花蓮玉裡，當地的族群複雜；有阿美族，還有從南部遷移過去的平埔族。1887年，在大港口（今秀姑巒溪口）的奇密社有意歸順，吳光亮就要求他們次年繳納稻米以示歸順之意。1888年4月27日，165個阿美族人挑米來表示要歸順，結果，這165人被包圍在現在大港口一個軍營遺址內，其中160人被殺，只有5人突圍而出。這是帝國的勢力進入原住民社會後所發的一次嚴重的屠殺事件，這次事件發生的年代和美國在1890年12月29日，所發生的Wounded Kneel Su族事件很接近。奇密社事件發生的地點現在還很清楚，就在秀姑戀溪口港口國小旁清兵營舊址。
此外，清朝軍隊鎮壓的地區還包括新竹、大安溪上游，花東海岸等地區。1889年，清朝軍隊鎮壓東部原住民時，丁汝昌的北洋艦隊曾率定海號和永保號兩艘軍艦來到台灣，對著台灣東部的海岸山地砲轟。
台灣北部大嵙崁（桃園）是泰雅族部落的重要地區，當地又是北部樟腦的重要產地，劉銘傳的撫墾總局就設在大嵙崁。在山地資源這麼重要的地區，清廷鎮壓原住民時就發生非常嚴重的衝突。1891年，北部林維源和中部的林朝棟都曾出兵幫助清兵鎮壓大嵙崁的原住民。去年桃園縣立文化中心舉辦「回首桃花源」活動有一項是紀念大嵙崁戰役一百週年，像這樣，讓現在和過去互相對話，歷史才會有高度的意義。
台灣和美國的歷史有很多類似的地方，都有原住民的問題，很多事件發生的年代也很接近，例如1620年代，漢人來到台灣；五月花號也從英國到達美國，漢人遭遇到台灣的原住民，美國人也遇到美國的原住民（印地安人），彼此互相往來，也發生不少衝突，這些都是很類似的。我們讀台灣史，不要只侷限於台灣地區，還要比較其他國家的歷史，這樣才會更清楚。
本文提要●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1）「山禁」至「開山」
1874年之前，台灣的漢人和原住民發生比較密切的關係之前，台灣的原住民（不包括平埔族，因為1874年時，平埔族的漢化已經很深）基本上仍保持南島民族燒墾、漁獵的原始經濟型態，是部落式、沒有文字的社會。現在(1994)台灣的原住民分為九族（或十族），人口約34萬，占台灣人口的1.7 %，大致仍保留他們原來的生活型態。
台灣原住民長期以來的部落社會，到1874年發生很大的變化。
1874年之前，清朝統治台灣採取「海禁」和「山禁」的政策。
「海禁」，就是不讓中國大陸的漢人移民來台，1970年代以後開始放鬆，至於對漢人完全開放則是1874年之後了。
對台灣的原住民則採「隔離政策」，有防隘設施，建土牛或立石分界，禁止漢人和原住民通婚，派「通事」駐在漢人和原住民邊界地區，實施間接統治，將原住民視同化外，意思是，清朝的政治、教育不及於原住民。因此，1871年排灣族人殺害琉球人的事件，日本找清朝政府談判時，清廷很自然地就表示那裡是清朝的化外之地，是他們所不能管轄的，1874年日本因而出兵牡丹社，就是所謂「牡丹社事件」。這個事件，台灣的原住民因為殺了外國人而和外國引起嚴重的糾紛，這使得清朝政府開始注意到台灣的原住民。
另外一個改變因素是經濟因素。1860年代，台灣開放通商之後，靠山的樟腦和山坡地的茶是很重要的經濟作物，要開拓這種產業的話，自然會和原住民發生衝突。於是，沈葆楨來到台灣之後，就提出「開山撫蕃」的政策，開發山地，北部由羅大春開闢從宜蘭到蘇澳，直到花蓮的蘇花古道，中部由吳光亮開闢八通關古道，南部由袁聞柝開闢從鳳山到卑南的台東古道，並加強後山的統治。這個政策使得漢人和原住民關係變得非常密切。
劉銘傳於1884年來到台灣，直到1891年離開台灣，這段期間他處理原住民的事務採取兩種方式：其一是設「撫墾局」，在大溪、屈尺、三峽、鹹菜棚（關西）、大湖、卓蘭、東勢、埔裡、恆春、卑南、花蓮港、叭哩沙（三星）等地設置撫墾局以開發山地資源，順便在當地成立一些教育原住民的教育設施，想要將台灣的原住民納入大清帝國的統治系統之內。但是，這種方法不容易達到目的，因為台灣的原住民仍然一直反抗漢人，漢人去開發山地資源時，常會遇到原住民的出草。
因此，劉銘傳就採用第二種方式來處理原住民的事務，就是以武力攻擊鎮壓。劉銘傳時代，攻擊台灣原住民地區的範圍很大，試舉兩例加以說明。
（2）「奇密社屠殺事件（1888年）與大嵙崁戰役
八通關古道開通之後，台灣總兵吳光亮駐紮在花蓮玉裡，當地的族群複雜；有阿美族，還有從南部遷移過去的平埔族。1887年，在大港口（今秀姑巒溪口）的奇密社有意歸順，吳光亮就要求他們次年繳納稻米以示歸順之意。1888年4月27日，165個阿美族人挑米來表示要歸順，結果，這165人被包圍在現在大港口一個軍營遺址內，其中160人被殺，只有5人突圍而出。這是帝國的勢力進入原住民社會後所發的一次嚴重的屠殺事件，這次事件發生的年代和美國在1890年12月29日，所發生的Wounded Kneel Su族事件很接近。奇密社事件發生的地點現在還很清楚，就在秀姑戀溪口港口國小旁清兵營舊址。
此外，清朝軍隊鎮壓的地區還包括新竹、大安溪上游，花東海岸等地區。1889年，清朝軍隊鎮壓東部原住民時，丁汝昌的北洋艦隊曾率定海號和永保號兩艘軍艦來到台灣，對著台灣東部的海岸山地砲轟。
台灣北部大嵙崁（桃園）是泰雅族部落的重要地區，當地又是北部樟腦的重要產地，劉銘傳的撫墾總局就設在大嵙崁。在山地資源這麼重要的地區，清廷鎮壓原住民時就發生非常嚴重的衝突。1891年，北部林維源和中部的林朝棟都曾出兵幫助清兵鎮壓大嵙崁的原住民。去年桃園縣立文化中心舉辦「回首桃花源」活動有一項是紀念大嵙崁戰役一百週年，像這樣，讓現在和過去互相對話，歷史才會有高度的意義。
台灣和美國的歷史有很多類似的地方，都有原住民的問題，很多事件發生的年代也很接近，例如1620年代，漢人來到台灣；五月花號也從英國到達美國，漢人遭遇到台灣的原住民，美國人也遇到美國的原住民（印地安人），彼此互相往來，也發生不少衝突，這些都是很類似的。我們讀台灣史，不要只侷限於台灣地區，還要比較其他國家的歷史，這樣才會更清楚。
莫那魯道與台灣原住民的反抗運動
文／戴寶村
本文取自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歷史教室
本文提要
●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本次的主題主要是以莫那魯道為例，說明長期以來台灣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原住民的反抗運動。首先先舉出幾個年代來襯托這個主題──
本文取自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歷史教室
本文提要
● 清治後期的原漢關係
● 日治時代的原住民
● 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
本次的主題主要是以莫那魯道為例，說明長期以來台灣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原住民的反抗運動。首先先舉出幾個年代來襯托這個主題──
一六二四年，距今（一九九四）三百七十年，荷蘭人來到台灣，台灣的原住民第一次遭到外來勢力的衝擊。
一八七四年（一二○年前）發生牡丹社社事件，在這之前，來台灣的漢人雖已不少，但是因為經濟生業不同以及清朝政府採取隔離政策，漢人多居住在平原地區，和活動於靠近山區的原住民沒有什麼關係。
牡丹社事件之後，清朝政府開始重視山地統治及山地資源的開發而有「開山撫蕃」政策，這時，漢人和原住民之間才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不過雙方往往產生很多衝突。
一九一四年（七十年前），台灣史上發生一次本世紀初最大規模的戰役，就是日軍鎮壓合歡山區「太魯閣蕃」的戰爭。經過這場戰爭之後，台灣原住民大體上已經無法和日本人對抗。
一九五四年、（四十年前），白色恐怖波及原住民事件，湯守仁、高一生、林瑞昌等六人牽涉到匪諜案，被判懲治條例二條一的唯一死刑，於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遭槍斃。
一九八四年（十年前），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原住民運動開始發展。
從以上的幾個年代──
三七○年前的原住民；
一二○年前，漢人和原住民開始發生關係；
七十年前，日本軍警鎮壓原住民；
四十年前，政治的力量壓迫原住民；
十年前，原住民運動開始發展，這次主題將以莫那魯道為代表人物，來觀察台灣原住民的反抗運動。
2009年9月6日 星期日
沒有台灣人─在台灣居住的，都是台灣人
◎星雲大師/文
來源：【2003/10/26 聯合報】讀者論壇版
十月初，我到巴西主持「國際佛光會第三屆第三次理事會議」，承蒙聖保羅州聯邦警察總監Dr. Francisco，派了一隊警察人員為我開道，並且廿四小時在我的住處巡邏、護衛，前後達十天之久。因為有這一段因緣，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所以當活動結束後，他又特地陪同夫人到如來寺來見我。
巴西沒有所謂巴西人
一見面，他們神情感動的告訴我：「佛法這麼好，為什麼佛教這麼遲才傳到巴西來？」我一聽很自然的讚美說：「巴西人很淳樸、很善良，也很有佛性。」他聽我如此一說，隨即回答了一句很有所見的話。他說：「我們巴西沒有人，我們沒有所謂的『巴西人』！」
乍聽此言，我一下楞住了。他看我一臉訝異，馬上補充說明：「全巴西有一億六千萬人口，大部分都是外國移民，所以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巴西人。全世界的人，誰到巴西來，誰就是巴西人；正因為沒有巴西人，所以大家都是巴西人。」
聽了他這一番充滿哲理與智慧的高論後，我忽然有所感，我想到自己在台灣已經住了五十四年，但是到現在並沒有人認定我是台灣人。現在台灣有很多人是光復後才生出的，比我遲到台灣，但是他們都說自己是「台灣人」，卻把我歸為「大陸人」。
台灣人都是「中國人」
「誰是台灣人？」果真要深入探究起來的話，其實台灣最早也沒有人。台灣最早只有蟲蛇野獸，後來才有原住民。到了三百年前，鄭成功駐守台灣後，陸續有了福建人、廣東人、客家人移民到台灣。尤其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後，台灣一下子從中國大陸三十六行省湧進了大批的移民潮，使得台灣忽然增加數百萬人口。因此，基本上台灣本來並沒有人，台灣人最初也都是由福建、廣東，乃至從中國大陸各省移民到台灣，所以都稱做「台灣人」。嚴格的說，台灣人都是「中國人」。
中國人乃至世界上的人，因為用時代來說，而有古代人與現代人之分。在中國的歷史上，有堯舜禹湯時代的人，有春秋戰國時代的人，有漢朝人、南北朝人、隋唐人、宋元明清人。若以地域來分，則有新疆人、東北人、廣東人、福建人、台灣人等。這些人如果不能認同他們都是「中國人」，真是情何以堪！
有群人見證時代悲劇
從地理方位來分，若再擴大開來，世界五大洲有美洲人、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澳洲人等，甚至現在還有外星人、宇宙人，乃至邊緣人、流浪人、自我放逐的人。
尤其，人類很殘忍，為了戰爭，使百姓流離失所，本來是這個地方的人，為了逃難，不得不成為那個地方的人；本來是那個地方的人，離鄉背井，千里遷徙，落地生根，成為這個地方的人。甚至為了戰爭，造成很多有家難歸、有國難投的「國際人」，例如在泰北的美斯樂，到現在還住著一群沒有國籍的「國際孤兒」，他們見證著時代的悲劇。
我定位自己是地球人
我在台灣已經生活半個世紀以上，很多在台灣出生的人都是在我之後到台灣，但他們都說我不是台灣人，認為台灣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是我到出生地揚州，他們也不認為我是揚州人，所以後來我就把自己定位為「地球人」，只要地球不嫌棄我，我就能在地球上居住。
我旅居在世界各地，看到第一代的移民，第二代的移民，雖然在當地都已入籍，但他們還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尤其因為皮膚、種族、語言的不同，當地一些狹隘的國家主義者，始終無法給予認同，所以讓人忍不住要說：可憐的中華人喔！
這次到了巴西，巴西人認為他們沒有巴西人，大家都是外來人，也都是巴西人，所以在巴西沒有種族的問題，多麼可愛的社會。
多麼可愛的巴西人！
另外，在聖保羅有位華裔市議員William Woo，也到如來寺找我談話，他已擔任過一屆的市議員，問我下一屆繼續競選議員好不好？我問他：「你是中國人，為什麼在巴西能當選議員呢？」
他說：「來到這裏就沒有中國人，既然是住在巴西，就都是巴西人，因此不管什麼國家來的人民在此競選公職，並不會受到不同的待遇。」落土生根，多麼可愛的巴西人！
美國慶 中國人搖旗
二、三年前我在美國，看到國慶遊行時，遊行隊伍中的中國人都在搖旗吶喊，他們說「我是美國人」。圍在路邊的美國本地人聽了都非常高興，大家認為這是對本地的認同。但是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國旗，並不像中國人那樣的禮敬，卻也無損於他們對國家的愛戴。
我旅行在歐洲，有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但現在他們建立歐洲共同市場，都說「我們是歐洲人」。美國加拿大的人，都說自己是美洲人，智利、巴西、秘魯、巴拉圭，都說他們是南美洲人，如果再擴大一點，不就是地球人了嗎？
方位標誌別分裂感情
哪裏人只是個代稱，只是一個方位的標誌，其實大家都是「人」，都是「地球人」。
過去台灣有北部人、南部人、東部人，現在又分出本省人、外省人，這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才會硬把人與人之間用地理來分割，造成感情上的分裂，自損國家民族凝聚的力量，實在划不來。
人類世界是個大融爐
一個國家中，士農工商，也是分士人、工人、商人、農人……；甚至男人、女人、老人、年輕人，各種人等。人類世界其實就是一個大融爐，就如五線譜，Do Re Mi Fr So La Si Do，成為交響樂，多麼美好，何必硬要把交響樂截斷呢？所以，不管美國人、巴西人、台灣人，都是假名，實際上，哪裏人都是地理、時空所造成，人都有同等的人格尊嚴，不可以把人格撕毀。
我不是台灣人，我就是台灣人！我的意思是，「沒有台灣人」，就是「在台灣居住的，都是台灣人」。我覺得世界上的人都不應該自我設限，不要劃地做牢，大家應該想到我們都是「地球人」，地球人為什麼不能同體共生呢？
來源：【2003/10/26 聯合報】讀者論壇版
十月初，我到巴西主持「國際佛光會第三屆第三次理事會議」，承蒙聖保羅州聯邦警察總監Dr. Francisco，派了一隊警察人員為我開道，並且廿四小時在我的住處巡邏、護衛，前後達十天之久。因為有這一段因緣，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所以當活動結束後，他又特地陪同夫人到如來寺來見我。
巴西沒有所謂巴西人
一見面，他們神情感動的告訴我：「佛法這麼好，為什麼佛教這麼遲才傳到巴西來？」我一聽很自然的讚美說：「巴西人很淳樸、很善良，也很有佛性。」他聽我如此一說，隨即回答了一句很有所見的話。他說：「我們巴西沒有人，我們沒有所謂的『巴西人』！」
乍聽此言，我一下楞住了。他看我一臉訝異，馬上補充說明：「全巴西有一億六千萬人口，大部分都是外國移民，所以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巴西人。全世界的人，誰到巴西來，誰就是巴西人；正因為沒有巴西人，所以大家都是巴西人。」
聽了他這一番充滿哲理與智慧的高論後，我忽然有所感，我想到自己在台灣已經住了五十四年，但是到現在並沒有人認定我是台灣人。現在台灣有很多人是光復後才生出的，比我遲到台灣，但是他們都說自己是「台灣人」，卻把我歸為「大陸人」。
台灣人都是「中國人」
「誰是台灣人？」果真要深入探究起來的話，其實台灣最早也沒有人。台灣最早只有蟲蛇野獸，後來才有原住民。到了三百年前，鄭成功駐守台灣後，陸續有了福建人、廣東人、客家人移民到台灣。尤其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後，台灣一下子從中國大陸三十六行省湧進了大批的移民潮，使得台灣忽然增加數百萬人口。因此，基本上台灣本來並沒有人，台灣人最初也都是由福建、廣東，乃至從中國大陸各省移民到台灣，所以都稱做「台灣人」。嚴格的說，台灣人都是「中國人」。
中國人乃至世界上的人，因為用時代來說，而有古代人與現代人之分。在中國的歷史上，有堯舜禹湯時代的人，有春秋戰國時代的人，有漢朝人、南北朝人、隋唐人、宋元明清人。若以地域來分，則有新疆人、東北人、廣東人、福建人、台灣人等。這些人如果不能認同他們都是「中國人」，真是情何以堪！
有群人見證時代悲劇
從地理方位來分，若再擴大開來，世界五大洲有美洲人、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澳洲人等，甚至現在還有外星人、宇宙人，乃至邊緣人、流浪人、自我放逐的人。
尤其，人類很殘忍，為了戰爭，使百姓流離失所，本來是這個地方的人，為了逃難，不得不成為那個地方的人；本來是那個地方的人，離鄉背井，千里遷徙，落地生根，成為這個地方的人。甚至為了戰爭，造成很多有家難歸、有國難投的「國際人」，例如在泰北的美斯樂，到現在還住著一群沒有國籍的「國際孤兒」，他們見證著時代的悲劇。
我定位自己是地球人
我在台灣已經生活半個世紀以上，很多在台灣出生的人都是在我之後到台灣，但他們都說我不是台灣人，認為台灣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是我到出生地揚州，他們也不認為我是揚州人，所以後來我就把自己定位為「地球人」，只要地球不嫌棄我，我就能在地球上居住。
我旅居在世界各地，看到第一代的移民，第二代的移民，雖然在當地都已入籍，但他們還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尤其因為皮膚、種族、語言的不同，當地一些狹隘的國家主義者，始終無法給予認同，所以讓人忍不住要說：可憐的中華人喔！
這次到了巴西，巴西人認為他們沒有巴西人，大家都是外來人，也都是巴西人，所以在巴西沒有種族的問題，多麼可愛的社會。
多麼可愛的巴西人！
另外，在聖保羅有位華裔市議員William Woo，也到如來寺找我談話，他已擔任過一屆的市議員，問我下一屆繼續競選議員好不好？我問他：「你是中國人，為什麼在巴西能當選議員呢？」
他說：「來到這裏就沒有中國人，既然是住在巴西，就都是巴西人，因此不管什麼國家來的人民在此競選公職，並不會受到不同的待遇。」落土生根，多麼可愛的巴西人！
美國慶 中國人搖旗
二、三年前我在美國，看到國慶遊行時，遊行隊伍中的中國人都在搖旗吶喊，他們說「我是美國人」。圍在路邊的美國本地人聽了都非常高興，大家認為這是對本地的認同。但是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國旗，並不像中國人那樣的禮敬，卻也無損於他們對國家的愛戴。
我旅行在歐洲，有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但現在他們建立歐洲共同市場，都說「我們是歐洲人」。美國加拿大的人，都說自己是美洲人，智利、巴西、秘魯、巴拉圭，都說他們是南美洲人，如果再擴大一點，不就是地球人了嗎？
方位標誌別分裂感情
哪裏人只是個代稱，只是一個方位的標誌，其實大家都是「人」，都是「地球人」。
過去台灣有北部人、南部人、東部人，現在又分出本省人、外省人，這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才會硬把人與人之間用地理來分割，造成感情上的分裂，自損國家民族凝聚的力量，實在划不來。
人類世界是個大融爐
一個國家中，士農工商，也是分士人、工人、商人、農人……；甚至男人、女人、老人、年輕人，各種人等。人類世界其實就是一個大融爐，就如五線譜，Do Re Mi Fr So La Si Do，成為交響樂，多麼美好，何必硬要把交響樂截斷呢？所以，不管美國人、巴西人、台灣人，都是假名，實際上，哪裏人都是地理、時空所造成，人都有同等的人格尊嚴，不可以把人格撕毀。
我不是台灣人，我就是台灣人！我的意思是，「沒有台灣人」，就是「在台灣居住的，都是台灣人」。我覺得世界上的人都不應該自我設限，不要劃地做牢，大家應該想到我們都是「地球人」，地球人為什麼不能同體共生呢？
2009年5月21日 星期四
第四世界的行動
資料來源：第四世界中文網站
第四世界的行動
持久志願者及盟友深入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澳洲、印度洋地區及歐洲，和貧窮家庭一起發展能夠實現下列理想的各種活動：
第四世界的行動
持久志願者及盟友深入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澳洲、印度洋地區及歐洲，和貧窮家庭一起發展能夠實現下列理想的各種活動：
- 使每個家庭都有機會取得必要的資源，以維護家庭安全，諸如安全合宜的住宅、充分的健康醫療照顧、就業機會、撫養孩子的權利等。
- 使每個人都有機會得以求知及接受職業訓練，這些行動計畫特別建立在知識的雙向分享之上，一方面，貧困家庭有機會學習新的技能、新的遠景，完全參與現代化的進 程。另一方面，親近貧窮家庭的人也有機會向窮人學習，認識窮人的生命經驗與想法。目前已發展出學前學校、街頭圖書館、知識俱樂部、讀寫學會、百行百業工作坊、街頭網路等。
- 使貧困家庭有機會學習公開表達自己、認識並維護自身的權利，目前已有第四世界開放大學、窮人與知識份子的知識交流互惠計畫及各式研討會。
第四世界開放大學
1972年，若瑟‧赫忍斯基創立了第四世界的開放大學，目標是讓最貧窮的年輕人與成人有機會學習思考與表達自己，好能成為這個社會完全的參與者，而不被排除在外。
知識的分享，各種不同出身的人一起討論與思考，開放大學成為一個真正學習的地方。開放大學的目的不只是聚集貧窮家庭，同時也邀請社會各階層的人。比方法國的法學專家Paul Bouchet 就曾受邀和第四世界的家庭一起討論：我們的法律是否保護了最貧窮的家庭？
今天，開放大學存在於世界各地有持久志願者投身的地方：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英國、海地、非洲的留尼汪島等。
一個文明的計畫、一個分享的未來
資料來源：第四世界運動中文網站
一個文明的計畫
1958年, 戴高樂將軍之姪女熱妮葉佛(Genevieve de Gaulle Anthonioz)在諾瓦集貧民窟遇到若瑟神父及貧民窟200多個生活在赤貧中的家庭。貧民窟的泥濘、灰暗無光及赤貧父母臉上雕刻的痛苦與失望讓她想到她自己在集中營的日子。在那形狀酷似愛斯基摩人住的冰窟所形成的貧民窟中，若瑟神父告訴熱妮葉佛，他留在諾瓦集不是為了要建立一個互助組織，而是要發展一個文明的計劃。
當人們的眼光只放在麵包與炭火，金錢救濟與舊衣舊玩具的施捨時，他構思的卻是一個文明的計劃。這文明包括了人與人真誠的相遇，包括了政治、宗教、文化與藝術的重新思考與改造。在文化方面，最貧窮的人是否分享了知識與藝文？在政治方面，赤貧者是否享受到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利？在教育上，最貧窮的孩子是否被遺忘在後頭？在醫療上，最貧苦的人是否得到應有的療護？
一個分享的未來
知道的人分享給還不知道的人。若瑟‧赫忍斯基，第四世界運動的創立人認為：「最貧窮的人應該有機會碰觸到文化，為了讓他們自身特有的知識得到肯定與認同，也為了讓他們和別的公民一起，成為明日文化的創造者。」親身經歷過赤貧的他知道，知識比麵包及短期的協助，更能幫助赤貧者出離極端的貧困。在最貧困的地區分享知識、繪畫、藝術、詩與音樂，在最窮困的地方演奏鋼琴、小提琴，在最窮困的地方說故事、做美勞、寫書法，．．．同樣重要的是：讓自己有機會聽和看這些孩子們及他們的父母要敎我們什麼，這是知識交流互惠的具體呈現。一個非洲上沃爾特的孩子說：「現在我知道的還不多，那是真的，但是，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那一點點傳給別人，當然，如果他願意，她可以在傳給另一個人，到最後，就不會有人說：『看，那傢伙，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透過知識、技能、音樂、藝術和詩的分享，最貧窮的族群得到自由與釋放。面對最貧窮的家庭，第四世界運動組織的行動以《知識的分享》為核心而發展出：《街頭圖書館》、《TAPORI兒童運動》、年輕人的《知識俱樂部》、成年人的《開放大學》等、窮人與知識份子合夥的《知識交流互惠》計畫等。
一個文明的計畫
1958年, 戴高樂將軍之姪女熱妮葉佛(Genevieve de Gaulle Anthonioz)在諾瓦集貧民窟遇到若瑟神父及貧民窟200多個生活在赤貧中的家庭。貧民窟的泥濘、灰暗無光及赤貧父母臉上雕刻的痛苦與失望讓她想到她自己在集中營的日子。在那形狀酷似愛斯基摩人住的冰窟所形成的貧民窟中，若瑟神父告訴熱妮葉佛，他留在諾瓦集不是為了要建立一個互助組織，而是要發展一個文明的計劃。
當人們的眼光只放在麵包與炭火，金錢救濟與舊衣舊玩具的施捨時，他構思的卻是一個文明的計劃。這文明包括了人與人真誠的相遇，包括了政治、宗教、文化與藝術的重新思考與改造。在文化方面，最貧窮的人是否分享了知識與藝文？在政治方面，赤貧者是否享受到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利？在教育上，最貧窮的孩子是否被遺忘在後頭？在醫療上，最貧苦的人是否得到應有的療護？
一個分享的未來
知道的人分享給還不知道的人。若瑟‧赫忍斯基，第四世界運動的創立人認為：「最貧窮的人應該有機會碰觸到文化，為了讓他們自身特有的知識得到肯定與認同，也為了讓他們和別的公民一起，成為明日文化的創造者。」親身經歷過赤貧的他知道，知識比麵包及短期的協助，更能幫助赤貧者出離極端的貧困。在最貧困的地區分享知識、繪畫、藝術、詩與音樂，在最窮困的地方演奏鋼琴、小提琴，在最窮困的地方說故事、做美勞、寫書法，．．．同樣重要的是：讓自己有機會聽和看這些孩子們及他們的父母要敎我們什麼，這是知識交流互惠的具體呈現。一個非洲上沃爾特的孩子說：「現在我知道的還不多，那是真的，但是，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那一點點傳給別人，當然，如果他願意，她可以在傳給另一個人，到最後，就不會有人說：『看，那傢伙，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透過知識、技能、音樂、藝術和詩的分享，最貧窮的族群得到自由與釋放。面對最貧窮的家庭，第四世界運動組織的行動以《知識的分享》為核心而發展出：《街頭圖書館》、《TAPORI兒童運動》、年輕人的《知識俱樂部》、成年人的《開放大學》等、窮人與知識份子合夥的《知識交流互惠》計畫等。
2009年5月12日 星期二
洪蘭：台灣的生命力在民間
【聯合報╱洪蘭】
報廢舊電腦 偏鄉小學的寶貝
最近署立新竹醫院捐了十五台淘汰的電腦給嘉義一所偏鄉小學，校長帶著學生千恩萬謝的來領回去；城裡報廢的電腦是鄉下孩子夢寐以求的寶貝，有孩子因為抽中了舊電腦，興奮得三天睡不著覺。電腦是一扇打開世界的門，有寬頻、有電腦，城鄉差距就縮短一半了，有個山地孩子跟我說：「老師，我沒有笨，我只是沒有機會」。上次基本學力測驗出了火星文的題目，我為山地的孩子打抱不平時，被嗆說「誰家沒有三台電腦？」我好想回應說「請去窮鄉僻壤看一下，三家沒有一台電腦」。憲法保障中華民國的國民都有受教育的權利，但是這權利卻是這麼的不公平。
幸好許多政府做不到的地方，民間都在做，這就是台灣可愛的地方，我深深感到台灣的生命力在民間，如署立醫院的付出。有一個志工說：「我現在不敢說服務了，因為我發現我從孩子身上得到的更多，他們讓我覺得我還有用、還被需要。他們的純真使我想起我自己曾經這樣年輕過，提醒我自己一定要保持赤子之心，我現在只敢說學習，我跟他們學如何做一個更好的人」。聖嚴法師說「生命的意義是為了服務，生活的價值是為了奉獻」，有什麼比自己有能力替別人服務、有價值可以奉獻給別人更高興的呢？
曲冰奇遇記 城鄉孩子變朋友
那天在捐贈典禮完了之後，我去到南投縣仁愛鄉的曲冰部落，在那裡我看見了聖嚴法師話的落實。北一女高一的學生在易老師的帶領下，和桃園縣石門國小的學生去到山裡和萬豐國小的學生做了五天的城鄉交流。曲冰部落是濁水溪上游布農族的一個部落，在武界水庫的北端，海拔約八百公尺。那裡真是山明水秀，美不勝收，令人心曠神怡，還有個曲冰遺址，出土了陶片、石簇、石斧及石板棺，可惜無人管理、破壞嚴重，看了好心痛。我們對先人的遺跡、文化的遺產如此不珍惜，真是汗顏。
這個城鄉交流的計畫是一個北一女的家長盧先生發起的，他讓北一女的大姐姐帶著布農族的一個孩子和石門國小的一個孩子組織成一個「家」，讓孩子們一起學習。在共看過一本書後，在網路上交換心得，透過書本的對話增加彼此的了解。他也安排曲冰的孩子下山到石門的孩子家中住兩天，體驗城裡的生活。盧先生希望經由道路（兩人實際見面）、網路（兩人虛擬見面），讓山上、山下的孩子變成朋友，將來在人生的路上互相扶持。我夜宿村長的家，跟村長聊天時，深切感覺到這是一個很好的生命教育方式，只有長久深耕一個部落，把山裡的孩子看成自己另外一個孩子，這才真正對山上的孩子有幫助。
我很高興看到越來越多的人認同禮運大同篇中的「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為己」，東西不必留在自己身邊，若別人有用，捐出來給別人用，「物盡其用」是個美德，在經濟不景氣的現在，尤其值得鼓勵。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資料來源：【2009/02/17 聯合報】@ http://udn.com/
報廢舊電腦 偏鄉小學的寶貝
最近署立新竹醫院捐了十五台淘汰的電腦給嘉義一所偏鄉小學，校長帶著學生千恩萬謝的來領回去；城裡報廢的電腦是鄉下孩子夢寐以求的寶貝，有孩子因為抽中了舊電腦，興奮得三天睡不著覺。電腦是一扇打開世界的門，有寬頻、有電腦，城鄉差距就縮短一半了，有個山地孩子跟我說：「老師，我沒有笨，我只是沒有機會」。上次基本學力測驗出了火星文的題目，我為山地的孩子打抱不平時，被嗆說「誰家沒有三台電腦？」我好想回應說「請去窮鄉僻壤看一下，三家沒有一台電腦」。憲法保障中華民國的國民都有受教育的權利，但是這權利卻是這麼的不公平。
幸好許多政府做不到的地方，民間都在做，這就是台灣可愛的地方，我深深感到台灣的生命力在民間，如署立醫院的付出。有一個志工說：「我現在不敢說服務了，因為我發現我從孩子身上得到的更多，他們讓我覺得我還有用、還被需要。他們的純真使我想起我自己曾經這樣年輕過，提醒我自己一定要保持赤子之心，我現在只敢說學習，我跟他們學如何做一個更好的人」。聖嚴法師說「生命的意義是為了服務，生活的價值是為了奉獻」，有什麼比自己有能力替別人服務、有價值可以奉獻給別人更高興的呢？
曲冰奇遇記 城鄉孩子變朋友
那天在捐贈典禮完了之後，我去到南投縣仁愛鄉的曲冰部落，在那裡我看見了聖嚴法師話的落實。北一女高一的學生在易老師的帶領下，和桃園縣石門國小的學生去到山裡和萬豐國小的學生做了五天的城鄉交流。曲冰部落是濁水溪上游布農族的一個部落，在武界水庫的北端，海拔約八百公尺。那裡真是山明水秀，美不勝收，令人心曠神怡，還有個曲冰遺址，出土了陶片、石簇、石斧及石板棺，可惜無人管理、破壞嚴重，看了好心痛。我們對先人的遺跡、文化的遺產如此不珍惜，真是汗顏。
這個城鄉交流的計畫是一個北一女的家長盧先生發起的，他讓北一女的大姐姐帶著布農族的一個孩子和石門國小的一個孩子組織成一個「家」，讓孩子們一起學習。在共看過一本書後，在網路上交換心得，透過書本的對話增加彼此的了解。他也安排曲冰的孩子下山到石門的孩子家中住兩天，體驗城裡的生活。盧先生希望經由道路（兩人實際見面）、網路（兩人虛擬見面），讓山上、山下的孩子變成朋友，將來在人生的路上互相扶持。我夜宿村長的家，跟村長聊天時，深切感覺到這是一個很好的生命教育方式，只有長久深耕一個部落，把山裡的孩子看成自己另外一個孩子，這才真正對山上的孩子有幫助。
我很高興看到越來越多的人認同禮運大同篇中的「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為己」，東西不必留在自己身邊，若別人有用，捐出來給別人用，「物盡其用」是個美德，在經濟不景氣的現在，尤其值得鼓勵。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資料來源：【2009/02/17 聯合報】@ http://udn.com/
國際第四世界運動創立人-- 若瑟赫忍斯基神父
資料來源：國際第四世界運動中文網站
若瑟.赫忍斯基於1917年出生於法國昂熱一個貧困的社區，父親是波蘭人，母親是西班牙人。從小，他就在一個印刻著赤貧的家庭中長大，他知道被排斥的滋味是什麼。
13歲，他離開學校，成為一家糕餅店的學徒，一直到19 歲。有一天， 一個工人朋友帶他去參加一個天主教職工青年會的聚會，從那時候開始，成為神父的渴望在他心中逐漸增長。為了達成夢想，他重新進入學校，和一群比他小7、8歲的孩子同班。
1936年，他進入小修院，次年即被徵召入伍。1939年第二次大戰開始時，若瑟還在軍隊中，1940年，若瑟成為戰俘，但他成功地脫逃了，並繼續在蘇瓦松﹙Soissons﹚的大修院研讀哲學與神學的課程。
1946年，他29歲的時候在蘇瓦松被祝聖為神父。之後，他被派到一個工人小鎮特尼﹙Tergnier﹚當堂區的助理司鐸，整整三年的時間，他試著尋找這個地區最貧困的工人家庭，並進一步地去認識和分享他們的生命。1950年，他被派到杜日﹙Duizel﹚當本堂神父，這裡的社會生活是特別的，有擁田百甲的地主，也有佃農、長工及生計極不穩定的季節性工人。這個神父不斷地工作，他加入季節性工人的行列，和他們一起下田拔甜菜；他傳福音、組織年輕人及祈禱的團體…，這一切都為了讓每個人有機會發現最貧窮的人所承受的重負。
他的主教因此知道，在杜日有一個不斷尋找赤貧者的神父。
1956年，主教建議若瑟神父到巴黎近郊的諾瓦集貧民窟去，在這個充滿泥濘與垃圾的地方住了252個貧窮家庭。面對這個他所熟悉的痛苦，他決定留下來，並將自己的生命和這些家庭的生命連結在一起。當他抵達諾瓦集時，他告訴自己：「還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些家庭無法離開貧窮；在人們決定大事的地方，窮人不會被接待。」於是他暗自許諾：「如果我留下來，我要帶這些家庭沿著總統府，經過聯合國，一直到梵蒂岡；在人們決定未來的地方要聽到窮人的聲音。」 一年後(1957)，他和這些家庭一起創立了“協助所有沮喪絕望者協會”，也就是後來的第四世界運動。從那時候開始，若瑟神父的歷史和第四世界家庭的歷史已不可分離。
尊嚴和勇氣站在面前，他和諾瓦集的家庭一起奮鬥，他們以圖書館、幼稚園和小教堂代替了食物和舊衣的救濟。同時，為了要面對造成赤貧的成因，他創立了第一個研究機構，並聚集各個國家、各種領域的學者。
從1960年開始，來自不同國家與不同信仰的年輕人開始加入他的行列，他們被他摧毀赤貧的堅定信念所吸引，他們一起建立了國際持久志願者聯盟 (International Voluntariat)。今天，志願者聯盟的380多位成員分布在五大洲上的24個國家，他們當中有天主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回教徒，也有不隸屬任何宗教的。
整整30年，若瑟神父不停地以最貧窮的家庭為核心，將各種不同階層、不同政治理念及宗教信仰的人結合起來。截至1989年，全世界有30多萬人接受成為最貧窮者的盟友。
此外，第四世界的Tapori兒童運動及青年運動，也不斷地推動兒童及年輕人從小就注意自己身邊最被排斥和輕視的人。
和小人物、大人物相遇，到貧無立錐之地的家庭造訪，也到政府首長的廳堂去叩門，一直走到聯合國秘書長面前。無論在那裡，若瑟神父所懷抱的是相同的訊息：「赤貧是難以忍受的，我們必須一起投身為能終止赤貧。」
1987年，若瑟神父去世前一年，他的生命中發生了兩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1987年2月11日，他在法國經濟社會委員會發表了「巨大的貧窮與社會、經濟的不穩定」報告書 ﹙Grande Pauvreté et Précarité Economique et Sociale﹚，這份報告被視為對抗赤貧的重要參考文件，它不但影響了歐洲其他國家的反貧窮行動，也在國際間得到愈來愈多的回響。
1987年10月17日，十萬人聚集在巴黎自由人權廣場，當天，在這個廣場上，若瑟神父為全世界赤貧的犧牲者立了一塊紀念碑，並籲請所有的人團結一致，以摧毀赤貧。
1988年2月14日，若瑟神父病逝巴黎，並遵照他生前的要求，葬在第四世界總部梅里﹙Mery-sur-Oise﹚他所建的小教堂下方，為了向赤貧家庭及所有為窮人投身的朋友表達他不變的忠信。
若瑟神父過世之後，第四世界運動繼續秉持創立人的精神往前邁進，他盡所有的力量去實踐若瑟神父的諾言：「…帶領最貧窮的人由總統府走到聯合國，一直到梵蒂岡…。」
也就在1989年，來自四大洲的赤貧家庭代表聚集在羅馬的梵蒂岡，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會見了他們。1992年12月，在第四世界運動的推動下，聯合國代表大會正式宣佈：每年的10月17號為世界拒絕赤貧日。在這之前，第四世界運動已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的一員，擁有第一級的發言權。1994年10月17號，聯合國接見了300位第四世界的代表，為了聆聽他們的經驗，並和他們一起思考國際組織在對抗赤貧的奮鬥中應負的責任。
這些年來，世界各地，從巴黎到渥太華，自布魯塞爾、羅馬一直到馬尼拉，一些以若瑟神父的思想為主題的研討會逐漸展開。來自各種不同組織的實務工作者，和那些背負著政治、社會或宗教責任的人聚在一起，他們以赤貧者及若瑟神父的思想為前導，共同思考這個時代的重要課題。
就這樣，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不分性別、年齡、階層或宗教信仰，越來越多的人響應若瑟神父在1987年10月17號對人類每一份子所發出的呼籲：
「那裡有人被迫生活在赤貧中， 那裡的人權就被忽視、剝奪，團結起來 為使人權受到尊重，是我們神聖的義務。」
若瑟.赫忍斯基於1917年出生於法國昂熱一個貧困的社區，父親是波蘭人，母親是西班牙人。從小，他就在一個印刻著赤貧的家庭中長大，他知道被排斥的滋味是什麼。
13歲，他離開學校，成為一家糕餅店的學徒，一直到19 歲。有一天， 一個工人朋友帶他去參加一個天主教職工青年會的聚會，從那時候開始，成為神父的渴望在他心中逐漸增長。為了達成夢想，他重新進入學校，和一群比他小7、8歲的孩子同班。
1936年，他進入小修院，次年即被徵召入伍。1939年第二次大戰開始時，若瑟還在軍隊中，1940年，若瑟成為戰俘，但他成功地脫逃了，並繼續在蘇瓦松﹙Soissons﹚的大修院研讀哲學與神學的課程。
1946年，他29歲的時候在蘇瓦松被祝聖為神父。之後，他被派到一個工人小鎮特尼﹙Tergnier﹚當堂區的助理司鐸，整整三年的時間，他試著尋找這個地區最貧困的工人家庭，並進一步地去認識和分享他們的生命。1950年，他被派到杜日﹙Duizel﹚當本堂神父，這裡的社會生活是特別的，有擁田百甲的地主，也有佃農、長工及生計極不穩定的季節性工人。這個神父不斷地工作，他加入季節性工人的行列，和他們一起下田拔甜菜；他傳福音、組織年輕人及祈禱的團體…，這一切都為了讓每個人有機會發現最貧窮的人所承受的重負。
他的主教因此知道，在杜日有一個不斷尋找赤貧者的神父。
1956年，主教建議若瑟神父到巴黎近郊的諾瓦集貧民窟去，在這個充滿泥濘與垃圾的地方住了252個貧窮家庭。面對這個他所熟悉的痛苦，他決定留下來，並將自己的生命和這些家庭的生命連結在一起。當他抵達諾瓦集時，他告訴自己：「還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些家庭無法離開貧窮；在人們決定大事的地方，窮人不會被接待。」於是他暗自許諾：「如果我留下來，我要帶這些家庭沿著總統府，經過聯合國，一直到梵蒂岡；在人們決定未來的地方要聽到窮人的聲音。」 一年後(1957)，他和這些家庭一起創立了“協助所有沮喪絕望者協會”，也就是後來的第四世界運動。從那時候開始，若瑟神父的歷史和第四世界家庭的歷史已不可分離。
尊嚴和勇氣站在面前，他和諾瓦集的家庭一起奮鬥，他們以圖書館、幼稚園和小教堂代替了食物和舊衣的救濟。同時，為了要面對造成赤貧的成因，他創立了第一個研究機構，並聚集各個國家、各種領域的學者。
從1960年開始，來自不同國家與不同信仰的年輕人開始加入他的行列，他們被他摧毀赤貧的堅定信念所吸引，他們一起建立了國際持久志願者聯盟 (International Voluntariat)。今天，志願者聯盟的380多位成員分布在五大洲上的24個國家，他們當中有天主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回教徒，也有不隸屬任何宗教的。
整整30年，若瑟神父不停地以最貧窮的家庭為核心，將各種不同階層、不同政治理念及宗教信仰的人結合起來。截至1989年，全世界有30多萬人接受成為最貧窮者的盟友。
此外，第四世界的Tapori兒童運動及青年運動，也不斷地推動兒童及年輕人從小就注意自己身邊最被排斥和輕視的人。
和小人物、大人物相遇，到貧無立錐之地的家庭造訪，也到政府首長的廳堂去叩門，一直走到聯合國秘書長面前。無論在那裡，若瑟神父所懷抱的是相同的訊息：「赤貧是難以忍受的，我們必須一起投身為能終止赤貧。」
1987年，若瑟神父去世前一年，他的生命中發生了兩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1987年2月11日，他在法國經濟社會委員會發表了「巨大的貧窮與社會、經濟的不穩定」報告書 ﹙Grande Pauvreté et Précarité Economique et Sociale﹚，這份報告被視為對抗赤貧的重要參考文件，它不但影響了歐洲其他國家的反貧窮行動，也在國際間得到愈來愈多的回響。
1987年10月17日，十萬人聚集在巴黎自由人權廣場，當天，在這個廣場上，若瑟神父為全世界赤貧的犧牲者立了一塊紀念碑，並籲請所有的人團結一致，以摧毀赤貧。1988年2月14日，若瑟神父病逝巴黎，並遵照他生前的要求，葬在第四世界總部梅里﹙Mery-sur-Oise﹚他所建的小教堂下方，為了向赤貧家庭及所有為窮人投身的朋友表達他不變的忠信。
若瑟神父過世之後，第四世界運動繼續秉持創立人的精神往前邁進，他盡所有的力量去實踐若瑟神父的諾言：「…帶領最貧窮的人由總統府走到聯合國，一直到梵蒂岡…。」
也就在1989年，來自四大洲的赤貧家庭代表聚集在羅馬的梵蒂岡，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會見了他們。1992年12月，在第四世界運動的推動下，聯合國代表大會正式宣佈：每年的10月17號為世界拒絕赤貧日。在這之前，第四世界運動已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的一員，擁有第一級的發言權。1994年10月17號，聯合國接見了300位第四世界的代表，為了聆聽他們的經驗，並和他們一起思考國際組織在對抗赤貧的奮鬥中應負的責任。
這些年來，世界各地，從巴黎到渥太華，自布魯塞爾、羅馬一直到馬尼拉，一些以若瑟神父的思想為主題的研討會逐漸展開。來自各種不同組織的實務工作者，和那些背負著政治、社會或宗教責任的人聚在一起，他們以赤貧者及若瑟神父的思想為前導，共同思考這個時代的重要課題。
就這樣，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不分性別、年齡、階層或宗教信仰，越來越多的人響應若瑟神父在1987年10月17號對人類每一份子所發出的呼籲：
「那裡有人被迫生活在赤貧中， 那裡的人權就被忽視、剝奪，團結起來 為使人權受到尊重，是我們神聖的義務。」
父親的家鄉--龍應台
2005.4.8 ◎龍應台
中時電子報新聞專刊
到湖南衡東縣去掃墓之前，心中計畫要做的，是坐在滿山盛開的野杜鵑叢間，靜靜地思念一下走了不久的父親。車馬困頓到了鄉下之後，杜鵑是開著，但是我沒坐。
大哥的家旁有一方水塘，水塘四邊是稻田和油菜，參差著美麗的紅磚農舍。水塘的水清澈照人，日落時黃牛從田埂經過，身影和紅霞映在水中。暮春的油菜花一片放肆，粉蝶鬨鬧其上。
水塘對面，建了一座藥廠，聽說是採用驢皮提煉膠質，膠質可以美容。藥廠的廠房逐年擴展，愈建愈有規模，水塘裡的清水，今年竟然是一片深紫紅色，像腫脹蓄膿的豬肝。水面一層濃密黑色泡沫，捲起不明物質。田埂猶在，菜花燦然，但是那水塘，已是一幅鳥盡獸絕、世界末日的恐怖景象。
幼小的孩子在塘邊追逐公雞，孕婦在農舍前織毛衣，男人在塘邊挖井找水。
水，放在杯裡，被主人奉到我面前，但我不敢喝。屋外一陣一陣令人作嘔的氣味飄進來，是製藥廠將驢皮渣成堆地攤開在公路上曝曬；剝下來的驢皮，即使絞成殘渣，散發出來仍是屍體的氣味。
「這是台商開的工廠嗎？」我問。人們回答說「不是」時，我發現自己還有一點如釋重負的感覺。
我匆匆離開父親的家鄉，不忍回頭。
然而我可以離開，那玩耍的孩子、編織夢想的孕婦、找水的農民，可以到哪裡去？
自然會想起八○年代的台灣，那個濱海的小鎮叫灣裡。一年又一年，嬰兒出生，卻是無腦的嬰兒。很多年之後，人們才知道，是焚燒電纜所產生的戴奧辛，污染了空氣和地下水，毒化了整個社區環境。廿一世紀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又以什麼樣的代價在進行交換呢？
一方小小的水塘，又算什麼，如果和一條江比起來。浙江的鰲江，一江清澈的水，引來了成千的皮革工廠，造就了百萬富翁和鄉鎮的富裕，但是每天吸入超過八萬噸的工業污水，江水變成水質劣五類，所謂江，已經是一條江的屍體，就好像湖南原鄉的水塘，已經是一個蓄膿的水泡。鰲江畔的「中國皮都」水頭縣政府開始每年編一千萬元的預算治理水污染，專家說是杯水車薪，而同時，患肝癌、肝腫瘤的人多了。多到什麼程度，沒有人知道。孕婦肚裡的小生命會有什麼問題，還沒有人去研究。像灣裡一樣，總要累積到無腦嬰兒數量夠大了，成人才會有破釜沉舟的覺悟。
一方水塘，為什麼會化膿？一條江，為什麼會死亡？因為有人將自己經濟的利益建築在對社區、對環境、對後代人的掠奪和侵占的基礎上。或許說，這是不得已的飲鴆止渴。但是，是什麼人、什麼制度容許，甚至鼓勵了這種掠奪？是什麼人、什麼制度合理了飲鴆止渴的政策？決策者又是否了解飲鴆止渴的後果，準備了後果的承擔？
或者說，有這麼一種制度，層層疊疊，架構繁複而權責不清，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只是一個聽命於人的小螺絲，拚命轉動卻不問為何而轉。譬如一株巨大的樹，每一根旁伸的枝幹上都有人費盡力氣在努力，但沒有人知道下面主幹有巨蟻侵蝕，已經腐蝕大半。
所謂公民意識，不過是意識到自己和別人棲息在同一株大樹上，不得不關心下面那主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為不關心的結果可能是，大樹轟然倒下時，還以為自己那一枝照顧得蔥綠可愛，挺有成就感。
(龍應台，作家，文化評論者，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現擔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Copyright 2004 China Times Inc.
中時電子報新聞專刊
到湖南衡東縣去掃墓之前，心中計畫要做的，是坐在滿山盛開的野杜鵑叢間，靜靜地思念一下走了不久的父親。車馬困頓到了鄉下之後，杜鵑是開著，但是我沒坐。
大哥的家旁有一方水塘，水塘四邊是稻田和油菜，參差著美麗的紅磚農舍。水塘的水清澈照人，日落時黃牛從田埂經過，身影和紅霞映在水中。暮春的油菜花一片放肆，粉蝶鬨鬧其上。
水塘對面，建了一座藥廠，聽說是採用驢皮提煉膠質，膠質可以美容。藥廠的廠房逐年擴展，愈建愈有規模，水塘裡的清水，今年竟然是一片深紫紅色，像腫脹蓄膿的豬肝。水面一層濃密黑色泡沫，捲起不明物質。田埂猶在，菜花燦然，但是那水塘，已是一幅鳥盡獸絕、世界末日的恐怖景象。
幼小的孩子在塘邊追逐公雞，孕婦在農舍前織毛衣，男人在塘邊挖井找水。
水，放在杯裡，被主人奉到我面前，但我不敢喝。屋外一陣一陣令人作嘔的氣味飄進來，是製藥廠將驢皮渣成堆地攤開在公路上曝曬；剝下來的驢皮，即使絞成殘渣，散發出來仍是屍體的氣味。
「這是台商開的工廠嗎？」我問。人們回答說「不是」時，我發現自己還有一點如釋重負的感覺。
我匆匆離開父親的家鄉，不忍回頭。
然而我可以離開，那玩耍的孩子、編織夢想的孕婦、找水的農民，可以到哪裡去？
自然會想起八○年代的台灣，那個濱海的小鎮叫灣裡。一年又一年，嬰兒出生，卻是無腦的嬰兒。很多年之後，人們才知道，是焚燒電纜所產生的戴奧辛，污染了空氣和地下水，毒化了整個社區環境。廿一世紀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又以什麼樣的代價在進行交換呢？
一方小小的水塘，又算什麼，如果和一條江比起來。浙江的鰲江，一江清澈的水，引來了成千的皮革工廠，造就了百萬富翁和鄉鎮的富裕，但是每天吸入超過八萬噸的工業污水，江水變成水質劣五類，所謂江，已經是一條江的屍體，就好像湖南原鄉的水塘，已經是一個蓄膿的水泡。鰲江畔的「中國皮都」水頭縣政府開始每年編一千萬元的預算治理水污染，專家說是杯水車薪，而同時，患肝癌、肝腫瘤的人多了。多到什麼程度，沒有人知道。孕婦肚裡的小生命會有什麼問題，還沒有人去研究。像灣裡一樣，總要累積到無腦嬰兒數量夠大了，成人才會有破釜沉舟的覺悟。
一方水塘，為什麼會化膿？一條江，為什麼會死亡？因為有人將自己經濟的利益建築在對社區、對環境、對後代人的掠奪和侵占的基礎上。或許說，這是不得已的飲鴆止渴。但是，是什麼人、什麼制度容許，甚至鼓勵了這種掠奪？是什麼人、什麼制度合理了飲鴆止渴的政策？決策者又是否了解飲鴆止渴的後果，準備了後果的承擔？
或者說，有這麼一種制度，層層疊疊，架構繁複而權責不清，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只是一個聽命於人的小螺絲，拚命轉動卻不問為何而轉。譬如一株巨大的樹，每一根旁伸的枝幹上都有人費盡力氣在努力，但沒有人知道下面主幹有巨蟻侵蝕，已經腐蝕大半。
所謂公民意識，不過是意識到自己和別人棲息在同一株大樹上，不得不關心下面那主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為不關心的結果可能是，大樹轟然倒下時，還以為自己那一枝照顧得蔥綠可愛，挺有成就感。
(龍應台，作家，文化評論者，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現擔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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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8日 星期五
我所看見的台灣─文化自信還沒準備好？--嚴長壽
我所看見的台灣─文化自信還沒準備好？
嚴長壽 2008-11-30 文章出處：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早在政府宣布開放陸客來台觀光之初，筆者曾經語重心長地指出，對於開放陸客乃至於廣納全球觀光客來台一事，台灣其實並未「準備好」。
似乎無論民間或政府一直把「準備好了」這件事，聚焦於車輛、旅館、法令、規章、包機、航班這一類硬體的架構上。事實上，台灣整體社會如果在心態上無法認清，對於在政治上走不出去的台灣，開放觀光是最能贏得國際認同以及友誼的方法；如何讓來台的各方人士在旅台的過程中，體驗並感受台灣在歷史與族群激盪中所呈現豐厚而紮實的文化基礎，才是台灣最真實的、最能長遠經營的「軟實力」。非常遺憾地，從首批陸客來台、到張銘清乃至於陳雲林到訪，不但沒有彰顯出台灣最重要的主體特質，反而留下無限的遺憾。
筆者更大的遺憾是，陳雲林來台之際，我們錯失了一個千載難逢、在世界的各大媒體面前呈現台灣多年累積的文化深度與文明素養的良機，最後讓膚淺的政治文化，以及徒具形式卻缺乏實質內涵的「民主」抗爭，占據了所有的新聞報導版面。
從本質上來看，「江陳台北會談」是一場以經貿交流為主的政治「演出」。固然實質問題的討論與協議內容攸關兩岸未來進一步交流的進程，然而背景是，大部分事務協商早已達成基本共識，陳雲林來訪是形式重於實際。如果我們反過來從「行銷台灣」的角度，巧妙地將枯燥的官式應酬當成「引子」或者「前景」，以台灣文化當主題，借力使力介紹台灣，台灣恰可向世界呈現其自信之處。當時，筆者甚至應邀模擬了幾個參訪的行程，借陳雲林來台，讓世界看到台灣的文化與觀光之美。
想像當陳雲林等一行人必定會希望前往故宮參觀，之後在故宮晶華餐廳安排一場茶宴，特別邀請類似「漢唐樂府」、人澹如菊、或王心心等國樂方面的表演名家參與。除了向來賓展現樂與食、樂與茶的高雅情致外，也讓各國的媒體朋友認識到台灣如何可以將茶、生活、古樂與傳統舞蹈包裝得如此豐美，為台灣的茶藝文化做出最佳的宣傳報導。
或可選擇一天前往金山，藉機將世界的鏡頭帶到朱銘美術館，以雲門舞集「水月」，巴哈樂曲的陪襯，及朱銘大師的太極系列的雕像為背景，展現台灣藝術家如何將中華傳統做出最精美又現代的詮釋，展現陰陽變換與天人合一的哲學轉譯。參觀完朱銘美術館之後，還可以就近前往法鼓山享用精緻的素齋並與聖嚴法師晤談，體驗宗教文化在台灣社會裡讓人定心、放下的默化之力。
由於來台前陳雲林還特別前往四川關切圓圓、團團的現況，當然也可順勢安排陳雲林一行前往木柵動物園勘查熊貓館，為團團、圓圓的到來做準備。枯燥的會勘之後則順道轉往優人神鼓在山區的露天劇場，體驗藝術家如何利用禪修與藝術的結合，轉化為美麗的肢體語言。
如果遠一點，還可以前往中台禪寺、日月潭。甚至以日月潭為背景，邀請信義鄉原住民小朋友與在霧峰的國立台灣交響樂團，聯合表演最近才在兩廳院表演過、由陳樹熙譜奏、交響樂合奏的布農八部合音，以最自然的原音搭配湖光山色的景致，讓美景增添人文的深度。
如果時間許可，更希望安排花蓮、太魯閣，體驗東台灣雄奇的山海景色，並前往慈濟精舍，當面向證嚴法師表達對慈濟協助四川賑災的謝意。
最後，在圓山飯店歡送晚宴，我們可以邀請如：蔡琴、潘安邦、胡德夫、周杰倫等，長年影響大陸民眾的流行音樂工作者演出，讓來訪的貴賓享受台灣的豐富流行音樂盛宴。當然最重要的是，讓採訪的媒體不再以政治為唯一主題，讓世界看到台灣具體的活力與文化實力。
正如同北京奧運會後，世人不會記得大陸獲得幾面金牌，但不會忘記開幕式那令人震撼的「四大發明」，大陸當局成功地利用國際媒體的關注，將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以現代科技與藝術結合的手法，深植世人心中。同樣地，陳雲林來訪其實也可以是我們利用全球媒體的焦點，展現台灣的民主、自由、開放與文明的機會，當然也必須包括各種多元、自主但理性的抗議鏡頭。可惜我們錯失的不只是台灣整體形象與未來商機的損失，更是對台灣文化與民主涵養，一記最沈重的打擊。
嚴長壽 2008-11-30 文章出處：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早在政府宣布開放陸客來台觀光之初，筆者曾經語重心長地指出，對於開放陸客乃至於廣納全球觀光客來台一事，台灣其實並未「準備好」。
似乎無論民間或政府一直把「準備好了」這件事，聚焦於車輛、旅館、法令、規章、包機、航班這一類硬體的架構上。事實上，台灣整體社會如果在心態上無法認清，對於在政治上走不出去的台灣，開放觀光是最能贏得國際認同以及友誼的方法；如何讓來台的各方人士在旅台的過程中，體驗並感受台灣在歷史與族群激盪中所呈現豐厚而紮實的文化基礎，才是台灣最真實的、最能長遠經營的「軟實力」。非常遺憾地，從首批陸客來台、到張銘清乃至於陳雲林到訪，不但沒有彰顯出台灣最重要的主體特質，反而留下無限的遺憾。
筆者更大的遺憾是，陳雲林來台之際，我們錯失了一個千載難逢、在世界的各大媒體面前呈現台灣多年累積的文化深度與文明素養的良機，最後讓膚淺的政治文化，以及徒具形式卻缺乏實質內涵的「民主」抗爭，占據了所有的新聞報導版面。
從本質上來看，「江陳台北會談」是一場以經貿交流為主的政治「演出」。固然實質問題的討論與協議內容攸關兩岸未來進一步交流的進程，然而背景是，大部分事務協商早已達成基本共識，陳雲林來訪是形式重於實際。如果我們反過來從「行銷台灣」的角度，巧妙地將枯燥的官式應酬當成「引子」或者「前景」，以台灣文化當主題，借力使力介紹台灣，台灣恰可向世界呈現其自信之處。當時，筆者甚至應邀模擬了幾個參訪的行程，借陳雲林來台，讓世界看到台灣的文化與觀光之美。
想像當陳雲林等一行人必定會希望前往故宮參觀，之後在故宮晶華餐廳安排一場茶宴，特別邀請類似「漢唐樂府」、人澹如菊、或王心心等國樂方面的表演名家參與。除了向來賓展現樂與食、樂與茶的高雅情致外，也讓各國的媒體朋友認識到台灣如何可以將茶、生活、古樂與傳統舞蹈包裝得如此豐美，為台灣的茶藝文化做出最佳的宣傳報導。
或可選擇一天前往金山，藉機將世界的鏡頭帶到朱銘美術館，以雲門舞集「水月」，巴哈樂曲的陪襯，及朱銘大師的太極系列的雕像為背景，展現台灣藝術家如何將中華傳統做出最精美又現代的詮釋，展現陰陽變換與天人合一的哲學轉譯。參觀完朱銘美術館之後，還可以就近前往法鼓山享用精緻的素齋並與聖嚴法師晤談，體驗宗教文化在台灣社會裡讓人定心、放下的默化之力。
由於來台前陳雲林還特別前往四川關切圓圓、團團的現況，當然也可順勢安排陳雲林一行前往木柵動物園勘查熊貓館，為團團、圓圓的到來做準備。枯燥的會勘之後則順道轉往優人神鼓在山區的露天劇場，體驗藝術家如何利用禪修與藝術的結合，轉化為美麗的肢體語言。
如果遠一點，還可以前往中台禪寺、日月潭。甚至以日月潭為背景，邀請信義鄉原住民小朋友與在霧峰的國立台灣交響樂團，聯合表演最近才在兩廳院表演過、由陳樹熙譜奏、交響樂合奏的布農八部合音，以最自然的原音搭配湖光山色的景致，讓美景增添人文的深度。
如果時間許可，更希望安排花蓮、太魯閣，體驗東台灣雄奇的山海景色，並前往慈濟精舍，當面向證嚴法師表達對慈濟協助四川賑災的謝意。
最後，在圓山飯店歡送晚宴，我們可以邀請如：蔡琴、潘安邦、胡德夫、周杰倫等，長年影響大陸民眾的流行音樂工作者演出，讓來訪的貴賓享受台灣的豐富流行音樂盛宴。當然最重要的是，讓採訪的媒體不再以政治為唯一主題，讓世界看到台灣具體的活力與文化實力。
正如同北京奧運會後，世人不會記得大陸獲得幾面金牌，但不會忘記開幕式那令人震撼的「四大發明」，大陸當局成功地利用國際媒體的關注，將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以現代科技與藝術結合的手法，深植世人心中。同樣地，陳雲林來訪其實也可以是我們利用全球媒體的焦點，展現台灣的民主、自由、開放與文明的機會，當然也必須包括各種多元、自主但理性的抗議鏡頭。可惜我們錯失的不只是台灣整體形象與未來商機的損失，更是對台灣文化與民主涵養，一記最沈重的打擊。
2009年5月5日 星期二
《花、口腔、罪》 文--南方朔
摘自：文化啟示錄 (一九九一、四、三十)
儘管花不代表什麼，它既不解語，也未必怡情，但它卻是人和自然的一種中介、一種高度精緻形式文化的表徵。諾貝爾獎小說家威廉高汀特別喜歡原始人尼安德塔人將已死的親屬埋葬在花堆之中；而「符號王國」的日本，則是全球花卉第一大消費國，繁瑣細緻的「花道」變成愉悅的優雅，而這正是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最愛之處 --「優雅取代了宗教」。花成為鑑定文明細膩程度的一種指標。
而臺灣卻是少有之異數，一九九○年全球切花消費，平均每人合臺幣五四六元，但臺灣卻每人只一三五元。除了春節和母親節買束花應景之外，臺灣的人與花並不常相見。臺灣雖然鮮花外銷，人們其實並不真的去區分鮮花和塑膠花。總歸要凋謝的花卉，在臺灣人的價值標準下，抵不上一個漢堡。臺灣，甚至中國，是一種「口腔期」的文化型態，崇尚「入肚為安」。中國的餐飲文化博大精深，兼容並蓄，不遜任何別國，但其他卻瞠目他人項背之後。
「口腔期」的文化型態，是匱乏時代的集體潛意識，這個民族與天博鬥五千年，饑饉災難相連，口腹尚且不能饜足，何必優雅與其他。「口腔期」的文化型態和為了生活而無不掠奪有親子關係，「口腔期」文化型態孕育出了貪婪、粗暴、械鬥、剝削……等諸般惡德。這種文化型態下，「私」字自然當道，只有自己的口腔與肚腹才是最後的實在。「口腔期」文化是一種「前現代」的文明型態，它的本質並不因為吃的對象由「茹毛飲血」變成「滿漢全席」而有所改變。由於這一切以「私」為中心，至今未變，因此，儘管臺灣在生產力上已有了改變，但它最後面的那個文化社會關係並沒有基本的不同，我們的歷史仍處於一種「未曾進化的狀態」。西方神學之義聖奧古斯丁曾說過：「我認為，對任何均不敬畏者，莫不淪為身體快樂與虛幻權力的奴隸，並常處於另外有權力者奪去其快樂的恐懼中。」
而這正是解體中的臺灣之整體文化風貌。近來，最使人怵目驚心者，倒不是什麼「老賊問題」及「四一七」，毋寧是更奇特的犯罪案件，兒子打殺老父老母者有之，子侄之輩打殺長輩而掠其存款者有之，男友打殺女友，情變以致支解者有之。江湖仇殺可以理解，而違逆基本人倫秩序者卻使人惶惑。臺灣的解體日益深刻化，開始由政治、經濟、社會逐漸走向人倫。這是漸趨野蠻的動物性之回歸。或謂凡夫俗子導德感薄弱，而文化名人又如何？「地球日」的活動，各方名流政客將它弄得一團烏煙瘴氣，西方生態運動乃是以高度人文及自然哲學為基礎的運動，品質為近代社會運動之冠，而到了臺灣，卻被各種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貪婪所填注，運動走樣、窩裏先反。
再以理應高度自律自重的社團為例，正在上映中的「火燒島」影片究竟誰屬，也在此刻鬧成一團。社團乃是人們公共生活之始，也是民主文化的真正土壤，合作、容忍、分享、開創等一切有助於文明提升之品質乃是它的應然要素，而臺灣，它仍然是被「口腔期」文化的貪婪要素所填注，而淪為各種原始型態的權力鬥場。
如果我們愈能了解人間實情，或許就會發現人人一張口，所有的聲音都必然正當，而人類文明不可能重返動物性的獨我主義時代，遂必須在品質上日益自我提升-- 到了一個人人均能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時刻，或許也就是真正理想國狀態的到來。而臺灣所處的也就是文明由「口腔期」第一次躍昇的前夕。
也正因此，《產經新聞》最近兩次對臺灣整體文化風貌的報導，或許失諸主觀偏見，但要言之，它對「口腔期」臺灣文化的描述卻也不太離譜。「私」字當頭，為一己之利可以舌燦蓮花和用盡一切手段。在解體聲中，甚至語言都解體成了暴力。稍早前，黃石城說，臺灣的問題乃是根部爛掉的問題，和動物園沒有兩樣。如果我們能注意一個歷史的規律，或許已可發現，臺灣的這一切風貌，除非能在文明品質上作一次躍昇，否則都必然出現一次巨大的歷史報復。
稍早前，已故法國思想家傅柯在遺稿中特別提及一個重要的事實與概念，他指出，西方的「罪」的概念或許今日會被視為迂腐脫節，但就歷史發展的觀點而言，卻是人類開始模塑自身的第一次嘗試，我們可以這麼說，「罪」使得人開始回返自身，經由這樣的回返，人開始第一步走往與動物狀態相反的方向。雖然近代如波里克等認為「罪」的概念限制了人的自由和造成壓制，但這是在「罪」的積極性已發生了作用之後。
而漢人卻是從不作這種反思的民族，「吾日三省吾身」，反省的只是行為的差錯，不及於更基本的人的本質不完美性。因而中國人總是表裏不一，嘴上仁義道德，暗中男盜女娼。有怎樣品質的人民，就有怎樣品質的社會與政治；有怎樣的品質的社會與政治，又會有怎樣品質的個人，沒有誰是無邪的白紙，大家都在染缸中成為汙濁，甚至還是共犯。
而「罪」的覺知，以及對文明躍昇的期盼，不能靠一二人之力，它需要一整代不媚俗，和對未來有知見的徹悟與鼓吹，以創造新人。而讓人焦灼的卻是，這樣的一整代究在何處？或許，臺灣的人對花卉不覺得重要是可以理解的。「將優雅變成宗教」，對仍被「口腔期」文化邏輯籠罩的我們，畢竟仍太過遙遠了吧！
儘管花不代表什麼，它既不解語，也未必怡情，但它卻是人和自然的一種中介、一種高度精緻形式文化的表徵。諾貝爾獎小說家威廉高汀特別喜歡原始人尼安德塔人將已死的親屬埋葬在花堆之中；而「符號王國」的日本，則是全球花卉第一大消費國，繁瑣細緻的「花道」變成愉悅的優雅，而這正是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最愛之處 --「優雅取代了宗教」。花成為鑑定文明細膩程度的一種指標。
而臺灣卻是少有之異數，一九九○年全球切花消費，平均每人合臺幣五四六元，但臺灣卻每人只一三五元。除了春節和母親節買束花應景之外，臺灣的人與花並不常相見。臺灣雖然鮮花外銷，人們其實並不真的去區分鮮花和塑膠花。總歸要凋謝的花卉，在臺灣人的價值標準下，抵不上一個漢堡。臺灣，甚至中國，是一種「口腔期」的文化型態，崇尚「入肚為安」。中國的餐飲文化博大精深，兼容並蓄，不遜任何別國，但其他卻瞠目他人項背之後。
「口腔期」的文化型態，是匱乏時代的集體潛意識，這個民族與天博鬥五千年，饑饉災難相連，口腹尚且不能饜足，何必優雅與其他。「口腔期」的文化型態和為了生活而無不掠奪有親子關係，「口腔期」文化型態孕育出了貪婪、粗暴、械鬥、剝削……等諸般惡德。這種文化型態下，「私」字自然當道，只有自己的口腔與肚腹才是最後的實在。「口腔期」文化是一種「前現代」的文明型態，它的本質並不因為吃的對象由「茹毛飲血」變成「滿漢全席」而有所改變。由於這一切以「私」為中心，至今未變，因此，儘管臺灣在生產力上已有了改變，但它最後面的那個文化社會關係並沒有基本的不同，我們的歷史仍處於一種「未曾進化的狀態」。西方神學之義聖奧古斯丁曾說過：「我認為，對任何均不敬畏者，莫不淪為身體快樂與虛幻權力的奴隸，並常處於另外有權力者奪去其快樂的恐懼中。」
而這正是解體中的臺灣之整體文化風貌。近來，最使人怵目驚心者，倒不是什麼「老賊問題」及「四一七」，毋寧是更奇特的犯罪案件，兒子打殺老父老母者有之，子侄之輩打殺長輩而掠其存款者有之，男友打殺女友，情變以致支解者有之。江湖仇殺可以理解，而違逆基本人倫秩序者卻使人惶惑。臺灣的解體日益深刻化，開始由政治、經濟、社會逐漸走向人倫。這是漸趨野蠻的動物性之回歸。或謂凡夫俗子導德感薄弱，而文化名人又如何？「地球日」的活動，各方名流政客將它弄得一團烏煙瘴氣，西方生態運動乃是以高度人文及自然哲學為基礎的運動，品質為近代社會運動之冠，而到了臺灣，卻被各種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貪婪所填注，運動走樣、窩裏先反。
再以理應高度自律自重的社團為例，正在上映中的「火燒島」影片究竟誰屬，也在此刻鬧成一團。社團乃是人們公共生活之始，也是民主文化的真正土壤，合作、容忍、分享、開創等一切有助於文明提升之品質乃是它的應然要素，而臺灣，它仍然是被「口腔期」文化的貪婪要素所填注，而淪為各種原始型態的權力鬥場。
如果我們愈能了解人間實情，或許就會發現人人一張口，所有的聲音都必然正當，而人類文明不可能重返動物性的獨我主義時代，遂必須在品質上日益自我提升-- 到了一個人人均能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時刻，或許也就是真正理想國狀態的到來。而臺灣所處的也就是文明由「口腔期」第一次躍昇的前夕。
也正因此，《產經新聞》最近兩次對臺灣整體文化風貌的報導，或許失諸主觀偏見，但要言之，它對「口腔期」臺灣文化的描述卻也不太離譜。「私」字當頭，為一己之利可以舌燦蓮花和用盡一切手段。在解體聲中，甚至語言都解體成了暴力。稍早前，黃石城說，臺灣的問題乃是根部爛掉的問題，和動物園沒有兩樣。如果我們能注意一個歷史的規律，或許已可發現，臺灣的這一切風貌，除非能在文明品質上作一次躍昇，否則都必然出現一次巨大的歷史報復。
稍早前，已故法國思想家傅柯在遺稿中特別提及一個重要的事實與概念，他指出，西方的「罪」的概念或許今日會被視為迂腐脫節，但就歷史發展的觀點而言，卻是人類開始模塑自身的第一次嘗試，我們可以這麼說，「罪」使得人開始回返自身，經由這樣的回返，人開始第一步走往與動物狀態相反的方向。雖然近代如波里克等認為「罪」的概念限制了人的自由和造成壓制，但這是在「罪」的積極性已發生了作用之後。
而漢人卻是從不作這種反思的民族，「吾日三省吾身」，反省的只是行為的差錯，不及於更基本的人的本質不完美性。因而中國人總是表裏不一，嘴上仁義道德，暗中男盜女娼。有怎樣品質的人民，就有怎樣品質的社會與政治；有怎樣的品質的社會與政治，又會有怎樣品質的個人，沒有誰是無邪的白紙，大家都在染缸中成為汙濁，甚至還是共犯。
而「罪」的覺知，以及對文明躍昇的期盼，不能靠一二人之力，它需要一整代不媚俗，和對未來有知見的徹悟與鼓吹，以創造新人。而讓人焦灼的卻是，這樣的一整代究在何處？或許，臺灣的人對花卉不覺得重要是可以理解的。「將優雅變成宗教」，對仍被「口腔期」文化邏輯籠罩的我們，畢竟仍太過遙遠了吧！
從原住民到新移民
從原住民到新移民
轉載：【2004.04.25／中國時報／名家專論】作者：夏曉鵑（世新大學社發所副教授）
春暖花開，筆者帶著學生探訪原住民部落，好讓他們體會政黨惡鬥之外，基層民眾是如何的生活。沿著蜿蜒的山路行經茶園，明顯地看出有些是疏於照料，有些則可從整齊畫一的茶樹高度看出主人投注的勞動力。一旁有路人交換他們的觀察心得，結論道：「那些雜草一堆的是『蕃仔茶』，這些蕃仔就是天性懶散，又愛喝酒，有地也不會好好開發！」學生疑惑地望著我，我要他們稍後訪問原住民茶農後再下定論。
原來，依據法令，原住民的保留地無法向銀行抵押貸款，他們看似坐擁山林，但這片土地是無法讓他們獲得生產所需的資本，也因此無法像漢人茶農般投下大量資金料理茶園，在此資本密集的茶產業中，自然失去了競爭力。
其實，台灣原住民在殖民者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受到了制度性的排擠。從日據時期開始，為取得台灣山林殖產的利益，日本殖民政府針對山地地區開創了保留地政策，以保留地為「官有地」的一環；藉由軍事鎮壓、刑罰和山地教育，一方面制止原住民延續傳統游獵生活方式，並強迫他們改為定耕，另一方面又招攬平地人入山砍伐林木。國民政府來台後，延續日據時期的山地政策，將日治時引進山地的資本主義生產因子更加徹底化，尤其是在平地農業經濟破產後，政府倡導農業上山，開放非原住民申請墾植開礦，再加上鼓勵原住民種植溫帶蔬果和茶等高經濟作物，全面改造了原住民之生產方式、風俗習慣、信仰體系與價值文化。
在此發展政策下，原住民一方面無法回到傳統生活與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的競爭場域裡又受到資金、技術和通路等各種限制，而幾無立錐之地，因此衍生出失業、酗酒等問題。但漢人社會從輿論到政策，從未歷史與結構地分析原住民問題的根源，卻倒果為因地把原住民問題本質化，以原住民「天性如此」和「素質低落」來解釋他們所遭遇到的生存痛苦。這種倒果為因式的理解反映在政策的擬定上是推出一大堆殘補式的措施，這些未對症下藥的措施不僅未解決原住民的問題，反而製造出原住民浪費國家資源的污名。
這樣的邏輯其實也映照在其他弱勢群體的處境上。以新移民女性而言，流行的論述指稱這群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是文盲，而因她們素質低落，無能力教育下一代，造成了子女發展遲緩的問題。其實，新移民女性並非文盲，而是生存國度的改變使她們原有的語言無用武之地；而在台灣缺乏對多元文化尊重的環境下，她們原有文化的教育方式，以及自身原有的能力，皆普遍受到壓抑，甚至否定，使得她們不敢或不願以母語與孩子互動，造成部份新移民女性的子女產生語言發展遲緩的現象。目前政府的因應方案並未針對台灣缺乏多元文化的結構因素，僅鎖定其子女進行補強教育，不僅造成新移民女性的子女被標籤化，也極易造成他們對母親的輕視與疏離。這種資源的錯置，非但造成資源的浪費，而且還為新移民及其子女製造另一個污名：浪費國家資源。
從原住民到新移民，我們應反省的是：看待弱勢群體的方法。當我們看到某些社會群體在社會發展上遲滯不前時，我們必須超越刻板印象的慣性思考，跳脫「社會問題化」與「污名化」的視野，進而檢視是什麼樣的結構限制了，甚至磨滅了，特定社群的發展能力。因此，若我們有心於改變弱勢群體的生存處境，就必須在尊重其歷史社會文化脈絡的前提下，排除各種結構性的限制，方有可能培養與激發弱勢者的能力。
資料來源：http://www.cyberbees.org/blog/archives/003500.html
轉載：【2004.04.25／中國時報／名家專論】作者：夏曉鵑（世新大學社發所副教授）
春暖花開，筆者帶著學生探訪原住民部落，好讓他們體會政黨惡鬥之外，基層民眾是如何的生活。沿著蜿蜒的山路行經茶園，明顯地看出有些是疏於照料，有些則可從整齊畫一的茶樹高度看出主人投注的勞動力。一旁有路人交換他們的觀察心得，結論道：「那些雜草一堆的是『蕃仔茶』，這些蕃仔就是天性懶散，又愛喝酒，有地也不會好好開發！」學生疑惑地望著我，我要他們稍後訪問原住民茶農後再下定論。
原來，依據法令，原住民的保留地無法向銀行抵押貸款，他們看似坐擁山林，但這片土地是無法讓他們獲得生產所需的資本，也因此無法像漢人茶農般投下大量資金料理茶園，在此資本密集的茶產業中，自然失去了競爭力。
其實，台灣原住民在殖民者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受到了制度性的排擠。從日據時期開始，為取得台灣山林殖產的利益，日本殖民政府針對山地地區開創了保留地政策，以保留地為「官有地」的一環；藉由軍事鎮壓、刑罰和山地教育，一方面制止原住民延續傳統游獵生活方式，並強迫他們改為定耕，另一方面又招攬平地人入山砍伐林木。國民政府來台後，延續日據時期的山地政策，將日治時引進山地的資本主義生產因子更加徹底化，尤其是在平地農業經濟破產後，政府倡導農業上山，開放非原住民申請墾植開礦，再加上鼓勵原住民種植溫帶蔬果和茶等高經濟作物，全面改造了原住民之生產方式、風俗習慣、信仰體系與價值文化。
在此發展政策下，原住民一方面無法回到傳統生活與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的競爭場域裡又受到資金、技術和通路等各種限制，而幾無立錐之地，因此衍生出失業、酗酒等問題。但漢人社會從輿論到政策，從未歷史與結構地分析原住民問題的根源，卻倒果為因地把原住民問題本質化，以原住民「天性如此」和「素質低落」來解釋他們所遭遇到的生存痛苦。這種倒果為因式的理解反映在政策的擬定上是推出一大堆殘補式的措施，這些未對症下藥的措施不僅未解決原住民的問題，反而製造出原住民浪費國家資源的污名。
這樣的邏輯其實也映照在其他弱勢群體的處境上。以新移民女性而言，流行的論述指稱這群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是文盲，而因她們素質低落，無能力教育下一代，造成了子女發展遲緩的問題。其實，新移民女性並非文盲，而是生存國度的改變使她們原有的語言無用武之地；而在台灣缺乏對多元文化尊重的環境下，她們原有文化的教育方式，以及自身原有的能力，皆普遍受到壓抑，甚至否定，使得她們不敢或不願以母語與孩子互動，造成部份新移民女性的子女產生語言發展遲緩的現象。目前政府的因應方案並未針對台灣缺乏多元文化的結構因素，僅鎖定其子女進行補強教育，不僅造成新移民女性的子女被標籤化，也極易造成他們對母親的輕視與疏離。這種資源的錯置，非但造成資源的浪費，而且還為新移民及其子女製造另一個污名：浪費國家資源。
從原住民到新移民，我們應反省的是：看待弱勢群體的方法。當我們看到某些社會群體在社會發展上遲滯不前時，我們必須超越刻板印象的慣性思考，跳脫「社會問題化」與「污名化」的視野，進而檢視是什麼樣的結構限制了，甚至磨滅了，特定社群的發展能力。因此，若我們有心於改變弱勢群體的生存處境，就必須在尊重其歷史社會文化脈絡的前提下，排除各種結構性的限制，方有可能培養與激發弱勢者的能力。
資料來源：http://www.cyberbees.org/blog/archives/003500.html
再造中國 歷史給台灣的新選擇--南方朔
再造中國 歷史給台灣的新選擇
【聯合報╱南方朔／作家】
二○○九年是國民政府內戰失敗，播遷台灣一甲子，但換個角度而言，它也是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六十周年。這六十年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個偏安的終點，而是個複雜的旅程。過去的已成過去，那還未劃下休止符的未來，才是六十年後終究無法迴避的考驗。
過去六十年，從更細一點來分，其實可分為上下各卅年。在前卅年裡，兩岸仍處於「冷戰」結構之中而維持著高度的軍事對峙。台灣對大陸地面的軍事突襲到一九六四年停止，空戰則到一九六七年止，海戰則到一九六九年，金門相互射擊則到一九七八年。而後卅年則進入「冷和」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七八年實施改革開放，今年是改革開放進入第卅一周年，也是它和美國關係正常化卅周年，由六十年的這上下各卅年，它所代表的其實是雙方的消長，對台灣它已成了最急迫而嚴峻的考驗。
在這六十年裡，由於情勢的演變，台灣的意識形態先後有過一九五○至一九七○中期的「反共抗俄」，一九七○中期至一九九○中期的「革新保台」，以及一九九九後的「兩國論」與「台獨論」，以及二○○八年後的「不統、不獨、不武論」及「承認現實，互不否認論」。這四種意識形態，由於本質上都是一種偏安思維；而且愈到後來愈傾向於為了選舉考量，它不但不可能改變台灣內部政治，也無助於將兩岸關係從「冷和」的困境裡向上提升。
因此，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一甲子的此刻，台灣其實已面臨極為艱鉅的考驗。過去長期以來基於偏安心態，而形成的種種意識形態及策略，已完全不足以回應外在環境的變化，而真正足以使台灣致命的，乃是當台灣的政治人物，特別是領袖級人物只為了選票考量，對未來的方向與共識不嘗試，也怯於去做努力，而只是忽焉討好這個、忽焉諂媚那個。它只會讓台灣的內部政治更加混亂與對立，也更加的標準多重和最後搞到是非混淆。今天台灣的內部政治日益混亂，過去六十年所累積的成果正一點點的被腐蝕，最後不但輸了外面，也會輸了裡面。
因此，在國民政府遷台六十周年的此刻，人們在緬懷過去之際，真正重要的毋寧是從一個大歷史的架構下來為這六十年重新定位。兩岸分立，乃是過去千年積弱，百年內憂外患所造成結果，也給了台灣暫時偏安的機會。而到了今天，過去那種列強的結構業已鬆弛。台灣依憑列強庇護而圖謀僥倖的時代業已不再，這等於歷史已給了台灣一個新的選擇──那就是積極參與中國事務，去「重新創造」（Reinventing）中國，這才是台灣「新主體性」的出現，也只有如此，台灣那種被扭曲的悲情心態才可被超越昇華。
無論個人或社會，都必須去做一些雖然艱難，但卻偉大的事業。此刻的台灣，必須去創造六十年後的自己！歷史上有個最成功且偉大的先例，那就是僻處高地的蘇格蘭，在它和英格蘭「合一」後，開始主導英國，造就了工業革命、自由民主，以及整個大英帝國，甚至進而影響了美國。因此人們才說，「現代」是蘇格蘭人發明的。而台灣呢？
【2009/04/11 聯合報】@ http://udn.com/
【聯合報╱南方朔／作家】
二○○九年是國民政府內戰失敗，播遷台灣一甲子，但換個角度而言，它也是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六十周年。這六十年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個偏安的終點，而是個複雜的旅程。過去的已成過去，那還未劃下休止符的未來，才是六十年後終究無法迴避的考驗。
過去六十年，從更細一點來分，其實可分為上下各卅年。在前卅年裡，兩岸仍處於「冷戰」結構之中而維持著高度的軍事對峙。台灣對大陸地面的軍事突襲到一九六四年停止，空戰則到一九六七年止，海戰則到一九六九年，金門相互射擊則到一九七八年。而後卅年則進入「冷和」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七八年實施改革開放，今年是改革開放進入第卅一周年，也是它和美國關係正常化卅周年，由六十年的這上下各卅年，它所代表的其實是雙方的消長，對台灣它已成了最急迫而嚴峻的考驗。
在這六十年裡，由於情勢的演變，台灣的意識形態先後有過一九五○至一九七○中期的「反共抗俄」，一九七○中期至一九九○中期的「革新保台」，以及一九九九後的「兩國論」與「台獨論」，以及二○○八年後的「不統、不獨、不武論」及「承認現實，互不否認論」。這四種意識形態，由於本質上都是一種偏安思維；而且愈到後來愈傾向於為了選舉考量，它不但不可能改變台灣內部政治，也無助於將兩岸關係從「冷和」的困境裡向上提升。
因此，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一甲子的此刻，台灣其實已面臨極為艱鉅的考驗。過去長期以來基於偏安心態，而形成的種種意識形態及策略，已完全不足以回應外在環境的變化，而真正足以使台灣致命的，乃是當台灣的政治人物，特別是領袖級人物只為了選票考量，對未來的方向與共識不嘗試，也怯於去做努力，而只是忽焉討好這個、忽焉諂媚那個。它只會讓台灣的內部政治更加混亂與對立，也更加的標準多重和最後搞到是非混淆。今天台灣的內部政治日益混亂，過去六十年所累積的成果正一點點的被腐蝕，最後不但輸了外面，也會輸了裡面。
因此，在國民政府遷台六十周年的此刻，人們在緬懷過去之際，真正重要的毋寧是從一個大歷史的架構下來為這六十年重新定位。兩岸分立，乃是過去千年積弱，百年內憂外患所造成結果，也給了台灣暫時偏安的機會。而到了今天，過去那種列強的結構業已鬆弛。台灣依憑列強庇護而圖謀僥倖的時代業已不再，這等於歷史已給了台灣一個新的選擇──那就是積極參與中國事務，去「重新創造」（Reinventing）中國，這才是台灣「新主體性」的出現，也只有如此，台灣那種被扭曲的悲情心態才可被超越昇華。
無論個人或社會，都必須去做一些雖然艱難，但卻偉大的事業。此刻的台灣，必須去創造六十年後的自己！歷史上有個最成功且偉大的先例，那就是僻處高地的蘇格蘭，在它和英格蘭「合一」後，開始主導英國，造就了工業革命、自由民主，以及整個大英帝國，甚至進而影響了美國。因此人們才說，「現代」是蘇格蘭人發明的。而台灣呢？
【2009/04/11 聯合報】@ http://udn.com/
另一個啜泣的台灣
文章作者：南方朔
今天的台灣早已變成兩個。這當然不是藍色台灣與綠色台灣之分啦，而是「有」的台灣與「沒有」的台灣。「有」的台灣，指的是日子還可以過的那個台灣。這個台灣的國民都有差不多的學歷，也有好工作，混得好的還可以住豪宅，開名車，穿名牌。而「沒有」的台灣，則風景完全不同了。這邊有一百五十萬戶所得快速遞減，入不敷出，生活艱難。居然有7%家庭付不出子女義務教育那一點學雜費。偷搶綁票以及燒炭跳樓的多半發生在這個台灣。一聽到油電漲價，就提心吊膽的也是這個台灣。
「兩個台灣」的說法誇張嗎？一點也不。它乃是當今所謂「兩層經濟」（Two-tiers economy）的現實版。這是大約十年前美國「商業週刊」率先提出的觀點。好的那一層指的是與全球化有關的那些擁有資本、技術，以及參與到市場活動的人；至於慘的那一層，則指在全球化過程中淪為邊緣，而且正被別人替換掉的那些人。這些人並不註定絕望。他們在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動下被犧牲，必須靠比以前更優秀的政府創造出有利於他們存活的次結構，始可能脫離困境。而這個台灣的悲哀，即在於他們被世界拋棄的同時，又被自己的政府拋棄。這是雙重的拋棄。稍早前，美國《紐約時報》在談到全球這種新窮人時，就用了廿世紀文豪艾略特（Ｔ.Ｓ. Eliot 1888-1965）的詩句來形容：
這就是世界結束的方式
這就是世界結束的方式
不是砰的一聲爆開，而是一串啜泣！
而台灣新窮人的這一串啜泣已很久了。過去幾年裡，我們不當的消金政策遮蓋掉了這個問題一陣子，而今所有的假象皆已無存，啜泣聲也就愈來愈被人聽聞。無論我們如何談論金磚四國，無論如何談論兩岸經濟，都不必然和這個哭泣中的台灣有關。那個「有」的台灣，早已有了清楚的運作邏輯，少一點「積極管理」，多一點自由、鬆綁和助力，他們自會打出一片天。而這個「沒有」的台灣卻不然，它必須付出更多知識與關切，必須推出更多具有開創性的政策，必須在全球化大結構建造出許多相互有關連的在地小結構。否則那個「有」的台灣，將來就會在「沒有」的台灣結構擴大後變成孤島甚或被淹沒。
當今全世界那些「沒有」的新窮人正在增加，展望可見的未來，在能源及原料騰貴帶動下，低物價時代即將告終，他們的日子將會愈來愈難過。而今台灣漲風將現，而貧窮的人又是那麼無望。但願我們的政府，如果政府仍然假裝聽不到，那麼就請在野黨，為這個問題多花一點心思，去注意傾聽那愈來愈大的啜泣聲！
2006.04.19 中國時報
引用網址 :
http://city.udn.com/v1/city/forum/article.jsp?aid=1467406&tpno=0&no=52665&cate_no=55943
今天的台灣早已變成兩個。這當然不是藍色台灣與綠色台灣之分啦，而是「有」的台灣與「沒有」的台灣。「有」的台灣，指的是日子還可以過的那個台灣。這個台灣的國民都有差不多的學歷，也有好工作，混得好的還可以住豪宅，開名車，穿名牌。而「沒有」的台灣，則風景完全不同了。這邊有一百五十萬戶所得快速遞減，入不敷出，生活艱難。居然有7%家庭付不出子女義務教育那一點學雜費。偷搶綁票以及燒炭跳樓的多半發生在這個台灣。一聽到油電漲價，就提心吊膽的也是這個台灣。
「兩個台灣」的說法誇張嗎？一點也不。它乃是當今所謂「兩層經濟」（Two-tiers economy）的現實版。這是大約十年前美國「商業週刊」率先提出的觀點。好的那一層指的是與全球化有關的那些擁有資本、技術，以及參與到市場活動的人；至於慘的那一層，則指在全球化過程中淪為邊緣，而且正被別人替換掉的那些人。這些人並不註定絕望。他們在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動下被犧牲，必須靠比以前更優秀的政府創造出有利於他們存活的次結構，始可能脫離困境。而這個台灣的悲哀，即在於他們被世界拋棄的同時，又被自己的政府拋棄。這是雙重的拋棄。稍早前，美國《紐約時報》在談到全球這種新窮人時，就用了廿世紀文豪艾略特（Ｔ.Ｓ. Eliot 1888-1965）的詩句來形容：
這就是世界結束的方式
這就是世界結束的方式
不是砰的一聲爆開，而是一串啜泣！
而台灣新窮人的這一串啜泣已很久了。過去幾年裡，我們不當的消金政策遮蓋掉了這個問題一陣子，而今所有的假象皆已無存，啜泣聲也就愈來愈被人聽聞。無論我們如何談論金磚四國，無論如何談論兩岸經濟，都不必然和這個哭泣中的台灣有關。那個「有」的台灣，早已有了清楚的運作邏輯，少一點「積極管理」，多一點自由、鬆綁和助力，他們自會打出一片天。而這個「沒有」的台灣卻不然，它必須付出更多知識與關切，必須推出更多具有開創性的政策，必須在全球化大結構建造出許多相互有關連的在地小結構。否則那個「有」的台灣，將來就會在「沒有」的台灣結構擴大後變成孤島甚或被淹沒。
當今全世界那些「沒有」的新窮人正在增加，展望可見的未來，在能源及原料騰貴帶動下，低物價時代即將告終，他們的日子將會愈來愈難過。而今台灣漲風將現，而貧窮的人又是那麼無望。但願我們的政府，如果政府仍然假裝聽不到，那麼就請在野黨，為這個問題多花一點心思，去注意傾聽那愈來愈大的啜泣聲！
引用網址 :
http://city.udn.com/v1/city/forum/article.jsp?aid=1467406&tpno=0&no=52665&cate_no=55943
2009年5月3日 星期日
最好的知識在哪裡？2008年5月
慈悲資本主義與貧窮的消除
發行人：第四世界中文部
穆爾蒂（N.R. Narayana Murthy）被稱為印度矽谷之父，他認為：「資本主義是消除貧窮最好的工具，因為財富必須先被創造，才能分配。」不過，財富被創造之後，果真能達成公平的分配嗎？「2005年度，加拿大政府擁有超過八十七億加幣的預算餘額，卻不願意在對抗貧窮的計畫上追加預算。」（L'Itineraire，2007年11月）
穆爾蒂稱自己是一個慈悲的資本主義者，這個名詞意指：「腦中思考著資本主義，但心中信仰社會主義的人。」
他的慈悲資本主義的想法來自印度的貧窮實況，但是，只有貧窮國家才需要慈悲的資本主義嗎？他的回答是：「每個社會都有貧窮的人，甚至美國也有窮人，也有盲人，也有人受到疾病的侵擾，讓他們生活困苦。<…>所以每個社會，甚至富有的社會也需要慈悲的資本主義者。」
華人首富談「一定要追求最好的知識」
華人首富李嘉誠先生對於「知識可以改變命運」深信不疑，雖然他十二歲就被迫中斷正統學校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李嘉誠的故鄉潮州被日本轟炸，全家倉皇逃到香港。去年十一月，他寫信給商業周刊的讀者：「我相信自由和責任是並行不悖的，每一個人都有義務去維護人類的尊嚴。我相信強者特別要學習聆聽弱者無聲的吶喊，沒有憐憫心的強者，不外是個庸俗匹夫。〈…〉有能力選擇如何做出貢獻是一種福份。」
他認為成功的首要原則就是：「無論你做哪一行，一定要追求那個行業最好的知識、資訊，最好的技術，且必須處於最佳的狀態。」
但，什麼樣的知識內涵可以改變命運？
如何獲取這些知識？
為了根除極端貧困，最好的知識在哪裡？
該如何追尋？
網路上最多人造訪的知識庫，是維基百科，維基百科的創始人是吉米威爾斯(Jimmy Wales)，他對知識的定義是：「我們對真實的認知。」透過維基百科，你可以找到全部的真實嗎？沒有人與人的相遇，缺乏與赤貧族群的相遇，我們能獲得有效消滅赤貧的最佳知識嗎？
第四世界運動，一個擁有五十年歷史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能不能宣稱自己擁有消滅極端貧窮的最佳知識？即便他宣稱了，別人也不見得相信。
問題不在：誰擁有這樣的知識？
問題更在於：消滅赤貧的最佳知識該如何建立？
第四世界運動的創立人若瑟‧赫忍斯基（Joseph Wresinski)這樣問：
為了有效地對抗赤貧和社會性排斥，赤貧者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那些日日投身在抗貧行動中的人們，他們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我們的社會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我們需要一起追求這樣的知識，知識需要交流，才能互惠。
而且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每個人都有東西可以教導別人，包括那些被視為一無所有的人。」（Michel Serres ，哲學家，法國知識論大師)
發行人：第四世界中文部
穆爾蒂（N.R. Narayana Murthy）被稱為印度矽谷之父，他認為：「資本主義是消除貧窮最好的工具，因為財富必須先被創造，才能分配。」不過，財富被創造之後，果真能達成公平的分配嗎？「2005年度，加拿大政府擁有超過八十七億加幣的預算餘額，卻不願意在對抗貧窮的計畫上追加預算。」（L'Itineraire，2007年11月）
穆爾蒂稱自己是一個慈悲的資本主義者，這個名詞意指：「腦中思考著資本主義，但心中信仰社會主義的人。」
他的慈悲資本主義的想法來自印度的貧窮實況，但是，只有貧窮國家才需要慈悲的資本主義嗎？他的回答是：「每個社會都有貧窮的人，甚至美國也有窮人，也有盲人，也有人受到疾病的侵擾，讓他們生活困苦。<…>所以每個社會，甚至富有的社會也需要慈悲的資本主義者。」
華人首富談「一定要追求最好的知識」
華人首富李嘉誠先生對於「知識可以改變命運」深信不疑，雖然他十二歲就被迫中斷正統學校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李嘉誠的故鄉潮州被日本轟炸，全家倉皇逃到香港。去年十一月，他寫信給商業周刊的讀者：「我相信自由和責任是並行不悖的，每一個人都有義務去維護人類的尊嚴。我相信強者特別要學習聆聽弱者無聲的吶喊，沒有憐憫心的強者，不外是個庸俗匹夫。〈…〉有能力選擇如何做出貢獻是一種福份。」
他認為成功的首要原則就是：「無論你做哪一行，一定要追求那個行業最好的知識、資訊，最好的技術，且必須處於最佳的狀態。」
但，什麼樣的知識內涵可以改變命運？
如何獲取這些知識？
為了根除極端貧困，最好的知識在哪裡？
該如何追尋？
網路上最多人造訪的知識庫，是維基百科，維基百科的創始人是吉米威爾斯(Jimmy Wales)，他對知識的定義是：「我們對真實的認知。」透過維基百科，你可以找到全部的真實嗎？沒有人與人的相遇，缺乏與赤貧族群的相遇，我們能獲得有效消滅赤貧的最佳知識嗎？
第四世界運動，一個擁有五十年歷史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能不能宣稱自己擁有消滅極端貧窮的最佳知識？即便他宣稱了，別人也不見得相信。
問題不在：誰擁有這樣的知識？
問題更在於：消滅赤貧的最佳知識該如何建立？
第四世界運動的創立人若瑟‧赫忍斯基（Joseph Wresinski)這樣問：
為了有效地對抗赤貧和社會性排斥，赤貧者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那些日日投身在抗貧行動中的人們，他們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我們的社會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我們需要一起追求這樣的知識，知識需要交流，才能互惠。
而且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每個人都有東西可以教導別人，包括那些被視為一無所有的人。」（Michel Serres ，哲學家，法國知識論大師)
一九四九《和平宣言》歷史背景
50年前台灣偉大文學家楊逵以12年監禁為代價的《和平宣言》，作為文學家，楊逵不但以形象的語言透過小說表達了他對人最終幸福、尊嚴和解放的終極關懷，作為思想家和社會運動家，他對民族和平與民族團結深情、睿智的呼喚，是多麼富當前時代意義！
「和平宣言」一開頭，即指出，全省民眾對於「國內戰亂己經臨到和平的重要關頭」的時局感到憂切。那麼，楊逵寫「宣言」的局勢是怎樣的呢？ 文／陳映真：
楊逵發展「和平宣言」時，外國勢力為其國家利益插手西岸事務的背景。
截至1949年元月以前，台灣有什麼樣的獨立論和託管論？
1942年，二次大戰尚未結束，世界冷戰構造尚未形成，美軍在太平洋戰區反日佔領太平洋諸島時，曾考慮攻打台灣。為了號召台民配合美軍抗日，對台灣宣傳政策中，曾考慮戰後讓台灣獨立。
是年，美國《幸福》、《時代》、《生活》三大雜誌聯合發表美國「戰後和平方案」。文中主張「台灣由國際共管」，遭到台灣李友邦將軍批判。
1946年，美國在台使領館人員和情治人員，在台灣搞「民意調查」，炮製了一個「台灣人首先願意讓美國、其次讓日本統治，不要中國人統治」的報告。
1947年6月，二二八事變後，廖文毅先生在駐香港美國領事人員引薦下，謁見魏德邁將軍，要求以「公民投票解決台灣前途」，主張「台灣地位未定」，要求美國協助台灣脫離中國或直接歸美國託管。
1948年，廖文毅在日本宣傳由聯合國佔領台灣，主持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地位。
1949年元月，國民政府失去去華北半壁，世界冷戰形勢益為嚴峻，美代理國務卿羅威特向社魯門總統建議，必要時以武裝干預海峽事務，「鼓勵台灣自主運動」。19日，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建議，為了反共，把台灣同大陸隔絕開，在台灣發展和支持一個「地方性、非共的華人政權」，「謹慎謀求與台灣領袖接觸，以便一旦時機成熟，有利美國國益時，利用台灣自治運動」。
當時，希望國共內戰戰火不致「蔓延」到台灣的主張有兩種：
第一，利美之計謀。
美國當局眼看國共局勢逆轉，國民政府敗亡已無可避免，並且東西兩大陣營的對峙之勢逐漸形成，美國開始擔心台灣落入「克林姆林宮指揮之共黨政府手中」，因此主張「隔離台澎與大陸」，並干預國共內戰的事態，推動各種託管台灣於美國或聯合國的形勢。
第二，楊逵的和平主張。
呼應當時全中國和平建國的要求，並具體回應當時的政治形勢（國民政府呼籲國共停戰），並且明確反對一切形式的台灣託管和獨立論。
楊逵在一個內戰情勢總逆轉下，提出《和平宣言》。
要求「國共停止內戰」、「和平建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是八年力竭抗日戰爭後，全中國人民一致的渴望。無如國民政府堅持「戡亂」，與全中國和平的民意對立，終至發動全面性內戰，至1948年秋，形勢反轉，瀕臨崩潰。
1946年6月，國共內戰的序幕揭開。國民政府急於消除心腹大患，以精良的武器配備60萬大軍，向當時中共根據地發動攻擊。
兩年後1948年，國民政府大敗「三大戰役」，廣大華北地區失陷，三大戰役如下：
遼沈戰役(1948年9月-11月)、
淮海大戰(1948年11月-1949年元月)、
平津戰役(1948年12月-1949年元月)。
1949年元月21日，蔣總統在美國的施壓、黨內杯葛、全國輿情壓力下，宣佈接受中共條件再啟國共和談。次日，李宗仁代總統立即組成和議代表團，北上和談，冀能隔江分治，暫緩局面。
2月3日，共軍「和平解放」北平盛大進城。
2月22日，周恩來接見和會中的國府代表，表明和談不論成敗，共軍勢必渡江南下。
楊逵的和平呼籲，實為呼應台灣全國民眾呼喚的「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志」。
楊逵具體提出台灣民主化的要求，要國民黨「還政於民」，具體地保障人民言論、集會、結社等基本公民自由。這首先是從二二八事變中，台灣人民遭到國家發動的大規模反民主、反人權壓迫經驗而來，也是當時全中國要求國民黨民主化的普遍要求而來。
1945年10月，國共《雙十協定》就要求和平建國、政治民主化、各民主黨派一律平等、依國父遺教推行地方自治、釋放政治犯。這些要求，與三年多以後楊逵的《和平宣言》如出一轍。《雙十協定》後至1949年，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應於國民政府的暴力鎮壓，和平、民主的要求卻愈見強大普遍。楊逵的和平民主思想亦受當時全中國強烈激動的時局影響深刻。
楊逵《和平宣言》中最突出的思想，是二二八事件之後，仍呼籲「以台灣文化界的理性結合、人民的愛國熱情，泯滅省內省外無謂的隔閡」，要求「省內省外文化界開誠合作」。
1947年的二月事變，在省內人士和省外人士間形成隔閡。有人將這種不幸的隔閡無限上綱，描寫成所謂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但也有人，像楊逵，善於從中國全局全勢，去理解矛盾的社會、政治本質，將其視為「無謂的隔閡」，而呼喚省內省外人民團結「開誠合作」。
2009年5月2日 星期六
《和平宣言》：一九四九年-楊逵
《和平宣言》為台灣作家楊逵於1949年發表的宣言。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台灣著名作家楊逵發表一篇文長不過六百多字的「和平宣言」，到了同一年的四月六日，也就是當時台灣陳誠政府動手逮捕以台灣大學私師範學院(今師大)為中心的學生活躍份子共兩百餘人(後來拘留約二十來人，餘皆釋回)的同一天，楊逵在台中被捕，因「和平宣言」的文責，被判徒刑十二年之久。
陳誠主席於就任的記者招待會宣布：「以人民的意志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這是我們以為正確的，但，人民的意志是什麼？需要從人民心坎找出來，不能憑主觀決定。
據吾人所悉，現在國內戰亂已經臨到和平的重要關頭，台灣雖然比任何省份安定，沒有戰、亦沒有亂，但，誰都在關心著這局面的發展。究其原因，就是深恐戰亂蔓延到這塊淨土，使其不被捲入戰亂，好好的保持元氣，從事復興。我們相信台灣可能成為一個和平建設的示範區。
可是和平建設不是輕易可以獲致的，須要大家協力推進：
第一，請社會各方面一致協力消滅所謂獨立以及託管的一切企圖，避免類似「二二八」事件重演；
第二，請政府從速準備還政於民，確切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
第三，請政府釋放一切政治犯，停止政治性捕人，保証各黨派依政黨政治的常軌公開活動，共謀和平建設，不要逼他們走上梁山；
第四，增加生產，合理分配，打破經濟上不平等的畸型現象；
第五，遵照國父遺教，由下而上實施地方自治。
為使人民意志不被包辦，各地公正人士須從速組織地方自治促進會、人權保証委員會、動員廣大人民，監視不法行為與整肅不法份子。
我們相信，以台灣文化界的理性結合，人民的愛國熱情，就可以泯滅省內省外無謂的隔閡。我們更相信：省內省外文化界的開誠合作，才得保持這片淨土，使台灣建設上軌，成為樂園。因此，我們希望，不要再重武裝來刺激台灣的民心，造成恐懼局面，把此一較安定的淨土以戰亂毀滅。
我們的口號是：
(一)清白的文化工作者一致團結起來！
(二)呼籲社會各方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
(三)防止任何戰爭波及本省。
(四)監督政府還政於民，和平建國！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台灣著名作家楊逵發表一篇文長不過六百多字的「和平宣言」，到了同一年的四月六日，也就是當時台灣陳誠政府動手逮捕以台灣大學私師範學院(今師大)為中心的學生活躍份子共兩百餘人(後來拘留約二十來人，餘皆釋回)的同一天，楊逵在台中被捕，因「和平宣言」的文責，被判徒刑十二年之久。
陳誠主席於就任的記者招待會宣布：「以人民的意志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這是我們以為正確的，但，人民的意志是什麼？需要從人民心坎找出來，不能憑主觀決定。
據吾人所悉，現在國內戰亂已經臨到和平的重要關頭，台灣雖然比任何省份安定，沒有戰、亦沒有亂，但，誰都在關心著這局面的發展。究其原因，就是深恐戰亂蔓延到這塊淨土，使其不被捲入戰亂，好好的保持元氣，從事復興。我們相信台灣可能成為一個和平建設的示範區。
可是和平建設不是輕易可以獲致的，須要大家協力推進：
第一，請社會各方面一致協力消滅所謂獨立以及託管的一切企圖，避免類似「二二八」事件重演；
第二，請政府從速準備還政於民，確切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
第三，請政府釋放一切政治犯，停止政治性捕人，保証各黨派依政黨政治的常軌公開活動，共謀和平建設，不要逼他們走上梁山；
第四，增加生產，合理分配，打破經濟上不平等的畸型現象；
第五，遵照國父遺教，由下而上實施地方自治。
為使人民意志不被包辦，各地公正人士須從速組織地方自治促進會、人權保証委員會、動員廣大人民，監視不法行為與整肅不法份子。
我們相信，以台灣文化界的理性結合，人民的愛國熱情，就可以泯滅省內省外無謂的隔閡。我們更相信：省內省外文化界的開誠合作，才得保持這片淨土，使台灣建設上軌，成為樂園。因此，我們希望，不要再重武裝來刺激台灣的民心，造成恐懼局面，把此一較安定的淨土以戰亂毀滅。
我們的口號是：
(一)清白的文化工作者一致團結起來！
(二)呼籲社會各方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
(三)防止任何戰爭波及本省。
(四)監督政府還政於民，和平建國！
台灣歌謠與生活Song and life in Taiwan
台灣歌謠與生活 Song and life in Taiwan
Reference :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楊麗祝／Yang Li-chu（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2001-12-03
就歷史研究的角度而言，知識階層的詩詞文集與官方的典籍文獻固有參考價值，民間歌謠中大眾生活的圖像勿寧更是鮮活。民謠的內容從歷史故事到社會軼聞無所不包，其中更有男女情挑、敘情相褒。歌句中道出庶民大眾的道德觀與價值觀；也訴說政權更替，人民的痛苦與無奈；對於日常生活的點滴也有生動的呈現。因此，不論是傳統社會中眾多的民謠或工業化、商業化後所產生的城市流行歌曲都紀錄了時代的的變遷與社會的集體意識，亦為大眾生活史的極佳史料。
本週台灣歷史之窗特別邀請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楊麗祝執筆，引領我們進入台灣歌謠的世界，由歌謠的內涵流衍，感受台灣日常生活裡另一種歷史風貌。
一般而言，我們可以將「歌謠」分為自然歌謠與創作歌謠，前者又稱為民歌或民謠，其特點是大多不知作者為何人，以口頭方式流傳，在流傳過程中其詞曲會因人時地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所以有人說民謠的作者就是民眾自己，它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特有的情感，是民族性的表現；而後者指個人的創作，作者追求作品的市場性、藝術性或永恆性而創作，如流行歌曲、藝術歌曲等屬之。
其實如此劃分也有其缺失，一首古老的民謠在當時必是流行的，初期也是個人的創作，只是在流傳過程中作品不斷的被修正，加之年代日久，作者漸不可考。而一首歌曲是藝術或流行歌曲本不易區隔，雖同屬個人的創作，但只要被大眾認同喜愛，自然會流傳下來，眾人可任意的加以解讀，也可從中看到大眾的生活與與情緒。
原住民音樂的流行
在漢人大量移入之前，台灣本係原住民社會，昔日不論是居住於西部沿海平原的平埔各族或生活在中部山區及東部的山地原住民族群，歌舞音樂與其日常生活是習習相關的，從工作居家生活到祭典禮儀皆有歌舞的呈現，故歌謠不僅是娛樂、抒情而已，更有宗教、社會等功能。由以下歌謠的名稱，如耕農歌、狩獵歌、捕魚歌、祈禱小米豐收歌、戰歌、驅魔歌等，可略窺原住民社會中的不同層面，至於情歌在部份原住民社會中更有男女婚訂的功能。由於台灣原住民只有語言而無文字，因此歌謠除上述功能外，更是傳承歷史記憶的工具，像祖靈歌、傳說歌等均屬之。
不過隨著漢人移民的進入台灣，西部地區快速的「水田化」，以漁獵、旱耕為主要生活形態的原住民部落，隨著生活空間的日漸消逝，平埔族被稱為「消失的族群」，而山地原住民社會面對強勢的外來文化，也逐漸改變其風貌，其歌謠音樂自然隨之蛻變。十九世紀西洋傳教士所帶來的教會音樂，使今日原住音樂中多了聖樂歌詠的部份。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使日本文化深入原住民社會，其影響自不待言，由有些阿美族民歌中漢族小調及日本小調風格可見一般。
在西洋流行音樂風行全世界的今日，台灣熱門樂壇出現的原住民的歌手替樂壇增一股新聲，也讓不少原住民傳統民歌得以重新包裝呈現在唱片市場。原住民已接受音樂是休閒娛樂或消遣性的行為，而都市化後遷居城市的原住民也透過歌曲表達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掙扎與無奈，借此凝聚遠離鄉土原住民的心，「流浪到台北」、「我們都是一家人」等歌曲的流行，可為映證。
台灣漢人歌謠的內涵
除卻原住民外，占台灣人口大宗的漢人是十七世紀後隨移民潮一波波進入台灣的，他們不僅帶進了原鄉的生活方式，也將音樂歌舞活動傳入。不論來自福建或廣東，原鄉的民謠經過台灣風土的洗禮後，也形成具本土特色的民謠。數量甚豐的福佬系及客家系民謠是先民重要的精神文化食，也見證了台灣歷史的發展。
依歌詞的內容來看，台灣漢人民謠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家庭倫理類，如「病子歌」、「做人的媳婦」、「滿月歌」等；
二、工作類，如「採茶歌」、「牛犁歌」、「乞食調」等：
三、祭祀類，如「牽亡歌」、「道士調」等；
四、敘述類，如「勸世歌」、「時令歌」、「鄭成功開台灣」等；
五、諧趣類，如「嫁尪歌」、「飲酒歌」、「猜拳歌」等；
六、愛情類，無論古今中外愛情可說是歌謠中永恆的主題，不論是福佬系或客家系民謠都不例外，情歌所佔的比率甚高，像客家山歌就有不少男女相褒談情說愛的歌句；
七、童謠類，童謠是兒童生活中所哼唱的歌曲，其內容相當廣泛，在學校教育不普及的前近代社會，童謠不僅是兒童們的娛樂，也具啟蒙的功能。
流行歌曲市場的興起
二十世紀初期殖民化、近代化的腳步，使台灣社會的變遷加速，工業化、商業化的結果使都市的人口驟增，於是以都會居民為消費對象的城市小調興起。如果說民間歌謠是古老的鄉土樂音，那流行歌曲就是現代城市中的歌唱。一九二○年代前後台北市有唱片公司出現，三○年代台語（台灣社會一般稱閩南語為台語）流行歌風行一時，與歌仔戲同為民間的主要消遣娛樂。這些由唱片公司請專人作詞作曲，符合大眾流行品味的歌曲，其中不乏詞曲俱佳作品，如現今大眾仍朗朗上口的「望春風」、「雨夜花」「月夜愁」等。為數眾多幽怨哀愁的流行歌曲是鬱積年代人們心情的反映，殖民統治者雖高唱進步的神話，卻抹不去人們心頭的傷痛，流行歌樂成為殖民統治下苦悶心靈的最佳代言。
戰後的台灣，但百業蕭條，社會失序，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接踵而來，在政治操控嚴密，經濟逐步起飛的年代，流行歌樂雖不免被禁制改編，官方也以意識形態掛帥，刻意提倡國（華）語歌曲、愛國歌曲、淨化歌曲，但在不同的時期流行歌曲仍是大眾生活的最佳調劑，不論用的是國語抑或台語，其中有個人情感也有家國之思，歌詞內中國大陸固然是不少人心中的夢土，有濃厚鄉土之愛的歌曲也不匱乏，而更多的是記錄台灣社會形形色色的歌句。
七○年代以後現代民歌運動興起，爾後清新的校園歌曲，成為流行音樂的主流。
八○年代後隨著政治的鬆綁，流行歌曲的內容更趨多元，更能反映社會的諸多現象。不過在商業勢力的的併吞下，唱片業日益規模化，樂界開始重視歌手的塑造，偶像歌手成為年青人學習的對象，流行音樂中，「人」比「歌」的本身更形重要，市場上偶像歌手的汰換令人目不暇給，而暢銷歌曲更是稍縱即逝。民謠的年代早已遠去，正如同傳統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復返是一樣的，當然懷舊仍然可以成為商品，不論是深具古早味的民謠或是雋永的老歌，仍為消費商品的歌曲與時代轉換的見證者。
Reference :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楊麗祝／Yang Li-chu（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2001-12-03
就歷史研究的角度而言，知識階層的詩詞文集與官方的典籍文獻固有參考價值，民間歌謠中大眾生活的圖像勿寧更是鮮活。民謠的內容從歷史故事到社會軼聞無所不包，其中更有男女情挑、敘情相褒。歌句中道出庶民大眾的道德觀與價值觀；也訴說政權更替，人民的痛苦與無奈；對於日常生活的點滴也有生動的呈現。因此，不論是傳統社會中眾多的民謠或工業化、商業化後所產生的城市流行歌曲都紀錄了時代的的變遷與社會的集體意識，亦為大眾生活史的極佳史料。
本週台灣歷史之窗特別邀請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楊麗祝執筆，引領我們進入台灣歌謠的世界，由歌謠的內涵流衍，感受台灣日常生活裡另一種歷史風貌。
一般而言，我們可以將「歌謠」分為自然歌謠與創作歌謠，前者又稱為民歌或民謠，其特點是大多不知作者為何人，以口頭方式流傳，在流傳過程中其詞曲會因人時地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所以有人說民謠的作者就是民眾自己，它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特有的情感，是民族性的表現；而後者指個人的創作，作者追求作品的市場性、藝術性或永恆性而創作，如流行歌曲、藝術歌曲等屬之。
其實如此劃分也有其缺失，一首古老的民謠在當時必是流行的，初期也是個人的創作，只是在流傳過程中作品不斷的被修正，加之年代日久，作者漸不可考。而一首歌曲是藝術或流行歌曲本不易區隔，雖同屬個人的創作，但只要被大眾認同喜愛，自然會流傳下來，眾人可任意的加以解讀，也可從中看到大眾的生活與與情緒。
原住民音樂的流行
在漢人大量移入之前，台灣本係原住民社會，昔日不論是居住於西部沿海平原的平埔各族或生活在中部山區及東部的山地原住民族群，歌舞音樂與其日常生活是習習相關的，從工作居家生活到祭典禮儀皆有歌舞的呈現，故歌謠不僅是娛樂、抒情而已，更有宗教、社會等功能。由以下歌謠的名稱，如耕農歌、狩獵歌、捕魚歌、祈禱小米豐收歌、戰歌、驅魔歌等，可略窺原住民社會中的不同層面，至於情歌在部份原住民社會中更有男女婚訂的功能。由於台灣原住民只有語言而無文字，因此歌謠除上述功能外，更是傳承歷史記憶的工具，像祖靈歌、傳說歌等均屬之。
不過隨著漢人移民的進入台灣，西部地區快速的「水田化」，以漁獵、旱耕為主要生活形態的原住民部落，隨著生活空間的日漸消逝，平埔族被稱為「消失的族群」，而山地原住民社會面對強勢的外來文化，也逐漸改變其風貌，其歌謠音樂自然隨之蛻變。十九世紀西洋傳教士所帶來的教會音樂，使今日原住音樂中多了聖樂歌詠的部份。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使日本文化深入原住民社會，其影響自不待言，由有些阿美族民歌中漢族小調及日本小調風格可見一般。
在西洋流行音樂風行全世界的今日，台灣熱門樂壇出現的原住民的歌手替樂壇增一股新聲，也讓不少原住民傳統民歌得以重新包裝呈現在唱片市場。原住民已接受音樂是休閒娛樂或消遣性的行為，而都市化後遷居城市的原住民也透過歌曲表達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掙扎與無奈，借此凝聚遠離鄉土原住民的心，「流浪到台北」、「我們都是一家人」等歌曲的流行，可為映證。
台灣漢人歌謠的內涵
除卻原住民外，占台灣人口大宗的漢人是十七世紀後隨移民潮一波波進入台灣的，他們不僅帶進了原鄉的生活方式，也將音樂歌舞活動傳入。不論來自福建或廣東，原鄉的民謠經過台灣風土的洗禮後，也形成具本土特色的民謠。數量甚豐的福佬系及客家系民謠是先民重要的精神文化食，也見證了台灣歷史的發展。
依歌詞的內容來看，台灣漢人民謠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家庭倫理類，如「病子歌」、「做人的媳婦」、「滿月歌」等；
二、工作類，如「採茶歌」、「牛犁歌」、「乞食調」等：
三、祭祀類，如「牽亡歌」、「道士調」等；
四、敘述類，如「勸世歌」、「時令歌」、「鄭成功開台灣」等；
五、諧趣類，如「嫁尪歌」、「飲酒歌」、「猜拳歌」等；
六、愛情類，無論古今中外愛情可說是歌謠中永恆的主題，不論是福佬系或客家系民謠都不例外，情歌所佔的比率甚高，像客家山歌就有不少男女相褒談情說愛的歌句；
七、童謠類，童謠是兒童生活中所哼唱的歌曲，其內容相當廣泛，在學校教育不普及的前近代社會，童謠不僅是兒童們的娛樂，也具啟蒙的功能。
流行歌曲市場的興起
二十世紀初期殖民化、近代化的腳步，使台灣社會的變遷加速，工業化、商業化的結果使都市的人口驟增，於是以都會居民為消費對象的城市小調興起。如果說民間歌謠是古老的鄉土樂音，那流行歌曲就是現代城市中的歌唱。一九二○年代前後台北市有唱片公司出現，三○年代台語（台灣社會一般稱閩南語為台語）流行歌風行一時，與歌仔戲同為民間的主要消遣娛樂。這些由唱片公司請專人作詞作曲，符合大眾流行品味的歌曲，其中不乏詞曲俱佳作品，如現今大眾仍朗朗上口的「望春風」、「雨夜花」「月夜愁」等。為數眾多幽怨哀愁的流行歌曲是鬱積年代人們心情的反映，殖民統治者雖高唱進步的神話，卻抹不去人們心頭的傷痛，流行歌樂成為殖民統治下苦悶心靈的最佳代言。
戰後的台灣，但百業蕭條，社會失序，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接踵而來，在政治操控嚴密，經濟逐步起飛的年代，流行歌樂雖不免被禁制改編，官方也以意識形態掛帥，刻意提倡國（華）語歌曲、愛國歌曲、淨化歌曲，但在不同的時期流行歌曲仍是大眾生活的最佳調劑，不論用的是國語抑或台語，其中有個人情感也有家國之思，歌詞內中國大陸固然是不少人心中的夢土，有濃厚鄉土之愛的歌曲也不匱乏，而更多的是記錄台灣社會形形色色的歌句。
七○年代以後現代民歌運動興起，爾後清新的校園歌曲，成為流行音樂的主流。
八○年代後隨著政治的鬆綁，流行歌曲的內容更趨多元，更能反映社會的諸多現象。不過在商業勢力的的併吞下，唱片業日益規模化，樂界開始重視歌手的塑造，偶像歌手成為年青人學習的對象，流行音樂中，「人」比「歌」的本身更形重要，市場上偶像歌手的汰換令人目不暇給，而暢銷歌曲更是稍縱即逝。民謠的年代早已遠去，正如同傳統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復返是一樣的，當然懷舊仍然可以成為商品，不論是深具古早味的民謠或是雋永的老歌，仍為消費商品的歌曲與時代轉換的見證者。
2009年4月30日 星期四
2008年4月2《歧視的一課》互敬的開始？
發行人：第四世界中文部
親愛的朋友：您什麼時候看過強者請求弱者原諒？
歷史性的一課
有的，今年二月十三日，澳洲總理陸克文在國會公開請求澳洲原住民原諒。
他表示，過去幾世代，澳洲政府曾經有計劃地將土著的孩子們從他們母親的懷抱中強行帶走， 送到白人的家庭寄養，以接受西方的教育， 「被盜走的一代」 指的就是 被迫接受同化教育的原住民。
他說：「對於過去政府與國會通過的法律與政策，使我們的同胞遭到深切悲痛、傷害及損失， 我們請求原諒。原住民同胞以自己和本族的文化為傲，而我們卻傷害了他們的尊嚴，讓他們蒙受羞辱， 為此，我們請求原諒。」
陸克文回顧說，在1927年，澳洲國會開放時，土著居民曾被列為不受歡迎的族群。 「儘管國會一直在這裡舉行會議以使我們的國家得到更好的改善，而今天，才是澳洲國會有史以來 第一次向整個國家開放，才是我們第一次向澳洲國土的第一個主人表示正式的歡迎。」
他說，今天，我們在糾正以往錯誤上，開始邁出了一小步。
澳洲原住民總數約四十六萬人，佔該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該國最為弱勢的族群，澳洲原住民平均壽命比白人少了17年之多，他們在國會沒有任何席次。（不僅是原住民，窮人在國會有任何代表嗎？）
請求原諒是澳洲政府走向「全面民主」的一小步，但在人類歷史上，這卻是勇敢的一大步。
將歧視轉變為互敬
不久前，台灣的公共電視台播出了一部加拿大的紀錄片《歧視的一課》。
白安妮，一名小三的級任老師苦於孩子們無法理解歧視可能造成的傷害。每一年，
她的班上都會出現「受氣包」，一個大家嘲弄的對象。任何原因都可能發生：「他很臭！」「她太胖了！」、「他很笨！」、「她是小偷！」、「他是原住民！」、「他爸爸是個窮鬼！」、「她媽媽是個瘋子！」…
安妮不禁要想：歧視是人類的天性嗎？可以預防嗎？
在校方、學生與家長都同意的前提下，安妮老師進行了一項實驗。她將學生按高矮分成兩組，第一天清晨一進教室，她就告訴孩子：「根據研究，矮的人比較聰明，高的人比較笨。 高的那一組要穿上紅背心以示區別。今天矮的那一組可以享受特權：提早十分鐘下課， 吃營養午餐時可以選擇他要跟誰同座；但是，高的人要等矮的人坐定了才能入座…」 在這樣的氣氛下，她發現平時表現良好的學生失常了，因為他屬於高的那一組。 不過，常被當成笑柄的胖學生表現得比平常好，因為他個子比較矮。
第二天，角色互換，安妮告訴學生：「昨天放學時，校長很生氣，他說那份研究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我也沒辦法…他說高個子的人才聰明，因為他就長得很高，而且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運動員們也都很高…」
本實驗對這群三年級的孩子造成什麼樣的改變？朋友們有機會可以去看看這部片子。
但是話說回來，一定得上刀山才會懂得「痛」嗎？被羞辱才能體會尊重的可貴嗎？
陸克文所代表的澳洲政府花了兩百二十年走上這條同理與互敬之路，路雖漫長，卻有希望。
親愛的朋友：您什麼時候看過強者請求弱者原諒？
歷史性的一課
有的，今年二月十三日，澳洲總理陸克文在國會公開請求澳洲原住民原諒。
他表示，過去幾世代，澳洲政府曾經有計劃地將土著的孩子們從他們母親的懷抱中強行帶走， 送到白人的家庭寄養，以接受西方的教育， 「被盜走的一代」 指的就是 被迫接受同化教育的原住民。
他說：「對於過去政府與國會通過的法律與政策，使我們的同胞遭到深切悲痛、傷害及損失， 我們請求原諒。原住民同胞以自己和本族的文化為傲，而我們卻傷害了他們的尊嚴，讓他們蒙受羞辱， 為此，我們請求原諒。」
陸克文回顧說，在1927年，澳洲國會開放時，土著居民曾被列為不受歡迎的族群。 「儘管國會一直在這裡舉行會議以使我們的國家得到更好的改善，而今天，才是澳洲國會有史以來 第一次向整個國家開放，才是我們第一次向澳洲國土的第一個主人表示正式的歡迎。」
他說，今天，我們在糾正以往錯誤上，開始邁出了一小步。
澳洲原住民總數約四十六萬人，佔該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該國最為弱勢的族群，澳洲原住民平均壽命比白人少了17年之多，他們在國會沒有任何席次。（不僅是原住民，窮人在國會有任何代表嗎？）
請求原諒是澳洲政府走向「全面民主」的一小步，但在人類歷史上，這卻是勇敢的一大步。
將歧視轉變為互敬
不久前，台灣的公共電視台播出了一部加拿大的紀錄片《歧視的一課》。
白安妮，一名小三的級任老師苦於孩子們無法理解歧視可能造成的傷害。每一年，
她的班上都會出現「受氣包」，一個大家嘲弄的對象。任何原因都可能發生：「他很臭！」「她太胖了！」、「他很笨！」、「她是小偷！」、「他是原住民！」、「他爸爸是個窮鬼！」、「她媽媽是個瘋子！」…
安妮不禁要想：歧視是人類的天性嗎？可以預防嗎？
在校方、學生與家長都同意的前提下，安妮老師進行了一項實驗。她將學生按高矮分成兩組，第一天清晨一進教室，她就告訴孩子：「根據研究，矮的人比較聰明，高的人比較笨。 高的那一組要穿上紅背心以示區別。今天矮的那一組可以享受特權：提早十分鐘下課， 吃營養午餐時可以選擇他要跟誰同座；但是，高的人要等矮的人坐定了才能入座…」 在這樣的氣氛下，她發現平時表現良好的學生失常了，因為他屬於高的那一組。 不過，常被當成笑柄的胖學生表現得比平常好，因為他個子比較矮。
第二天，角色互換，安妮告訴學生：「昨天放學時，校長很生氣，他說那份研究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我也沒辦法…他說高個子的人才聰明，因為他就長得很高，而且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運動員們也都很高…」
本實驗對這群三年級的孩子造成什麼樣的改變？朋友們有機會可以去看看這部片子。
但是話說回來，一定得上刀山才會懂得「痛」嗎？被羞辱才能體會尊重的可貴嗎？
陸克文所代表的澳洲政府花了兩百二十年走上這條同理與互敬之路，路雖漫長，卻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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