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世界的行動

資料來源：第四世界中文網站

第四世界的行動

持久志願者及盟友深入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澳洲、印度洋地區及歐洲，和貧窮家庭一起發展能夠實現下列理想的各種活動：

• 使每個家庭都有機會取得必要的資源，以維護家庭安全，諸如安全合宜的住宅、充分的健康醫療照顧、就業機會、撫養孩子的權利等。
• 使每個人都有機會得以求知及接受職業訓練，這些行動計畫特別建立在知識的雙向分享之上，一方面，貧困家庭有機會學習新的技能、新的遠景，完全參與現代化的進 程。另一方面，親近貧窮家庭的人也有機會向窮人學習，認識窮人的生命經驗與想法。目前已發展出學前學校、街頭圖書館、知識俱樂部、讀寫學會、百行百業工作坊、街頭網路等。
• 使貧困家庭有機會學習公開表達自己、認識並維護自身的權利，目前已有第四世界開放大學、窮人與知識份子的知識交流互惠計畫及各式研討會。
  

第四世界開放大學

1972年，若瑟‧赫忍斯基創立了第四世界的開放大學，目標是讓最貧窮的年輕人與成人有機會學習思考與表達自己，好能成為這個社會完全的參與者，而不被排除在外。
知識的分享，各種不同出身的人一起討論與思考，開放大學成為一個真正學習的地方。開放大學的目的不只是聚集貧窮家庭，同時也邀請社會各階層的人。比方法國的法學專家Paul Bouchet 就曾受邀和第四世界的家庭一起討論：我們的法律是否保護了最貧窮的家庭？
今天，開放大學存在於世界各地有持久志願者投身的地方：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英國、海地、非洲的留尼汪島等。

一個文明的計畫、一個分享的未來

資料來源：第四世界運動中文網站

一個文明的計畫

1958年, 戴高樂將軍之姪女熱妮葉佛(Genevieve de Gaulle Anthonioz)在諾瓦集貧民窟遇到若瑟神父及貧民窟200多個生活在赤貧中的家庭。貧民窟的泥濘、灰暗無光及赤貧父母臉上雕刻的痛苦與失望讓她想到她自己在集中營的日子。在那形狀酷似愛斯基摩人住的冰窟所形成的貧民窟中，若瑟神父告訴熱妮葉佛，他留在諾瓦集不是為了要建立一個互助組織，而是要發展一個文明的計劃。

當人們的眼光只放在麵包與炭火，金錢救濟與舊衣舊玩具的施捨時，他構思的卻是一個文明的計劃。這文明包括了人與人真誠的相遇，包括了政治、宗教、文化與藝術的重新思考與改造。在文化方面，最貧窮的人是否分享了知識與藝文？在政治方面，赤貧者是否享受到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利？在教育上，最貧窮的孩子是否被遺忘在後頭？在醫療上，最貧苦的人是否得到應有的療護？

一個分享的未來

知道的人分享給還不知道的人。若瑟‧赫忍斯基，第四世界運動的創立人認為：「最貧窮的人應該有機會碰觸到文化，為了讓他們自身特有的知識得到肯定與認同，也為了讓他們和別的公民一起，成為明日文化的創造者。」親身經歷過赤貧的他知道，知識比麵包及短期的協助，更能幫助赤貧者出離極端的貧困。在最貧困的地區分享知識、繪畫、藝術、詩與音樂，在最窮困的地方演奏鋼琴、小提琴，在最窮困的地方說故事、做美勞、寫書法，．．．同樣重要的是：讓自己有機會聽和看這些孩子們及他們的父母要敎我們什麼，這是知識交流互惠的具體呈現。一個非洲上沃爾特的孩子說：「現在我知道的還不多，那是真的，但是，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那一點點傳給別人，當然，如果他願意，她可以在傳給另一個人，到最後，就不會有人說：『看，那傢伙，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透過知識、技能、音樂、藝術和詩的分享，最貧窮的族群得到自由與釋放。面對最貧窮的家庭，第四世界運動組織的行動以《知識的分享》為核心而發展出：《街頭圖書館》、《TAPORI兒童運動》、年輕人的《知識俱樂部》、成年人的《開放大學》等、窮人與知識份子合夥的《知識交流互惠》計畫等。

洪蘭：台灣的生命力在民間

【聯合報╱洪蘭】

報廢舊電腦 偏鄉小學的寶貝

最近署立新竹醫院捐了十五台淘汰的電腦給嘉義一所偏鄉小學，校長帶著學生千恩萬謝的來領回去；城裡報廢的電腦是鄉下孩子夢寐以求的寶貝，有孩子因為抽中了舊電腦，興奮得三天睡不著覺。電腦是一扇打開世界的門，有寬頻、有電腦，城鄉差距就縮短一半了，有個山地孩子跟我說：「老師，我沒有笨，我只是沒有機會」。上次基本學力測驗出了火星文的題目，我為山地的孩子打抱不平時，被嗆說「誰家沒有三台電腦？」我好想回應說「請去窮鄉僻壤看一下，三家沒有一台電腦」。憲法保障中華民國的國民都有受教育的權利，但是這權利卻是這麼的不公平。

幸好許多政府做不到的地方，民間都在做，這就是台灣可愛的地方，我深深感到台灣的生命力在民間，如署立醫院的付出。有一個志工說：「我現在不敢說服務了，因為我發現我從孩子身上得到的更多，他們讓我覺得我還有用、還被需要。他們的純真使我想起我自己曾經這樣年輕過，提醒我自己一定要保持赤子之心，我現在只敢說學習，我跟他們學如何做一個更好的人」。聖嚴法師說「生命的意義是為了服務，生活的價值是為了奉獻」，有什麼比自己有能力替別人服務、有價值可以奉獻給別人更高興的呢？

曲冰奇遇記 城鄉孩子變朋友

那天在捐贈典禮完了之後，我去到南投縣仁愛鄉的曲冰部落，在那裡我看見了聖嚴法師話的落實。北一女高一的學生在易老師的帶領下，和桃園縣石門國小的學生去到山裡和萬豐國小的學生做了五天的城鄉交流。曲冰部落是濁水溪上游布農族的一個部落，在武界水庫的北端，海拔約八百公尺。那裡真是山明水秀，美不勝收，令人心曠神怡，還有個曲冰遺址，出土了陶片、石簇、石斧及石板棺，可惜無人管理、破壞嚴重，看了好心痛。我們對先人的遺跡、文化的遺產如此不珍惜，真是汗顏。

這個城鄉交流的計畫是一個北一女的家長盧先生發起的，他讓北一女的大姐姐帶著布農族的一個孩子和石門國小的一個孩子組織成一個「家」，讓孩子們一起學習。在共看過一本書後，在網路上交換心得，透過書本的對話增加彼此的了解。他也安排曲冰的孩子下山到石門的孩子家中住兩天，體驗城裡的生活。盧先生希望經由道路（兩人實際見面）、網路（兩人虛擬見面），讓山上、山下的孩子變成朋友，將來在人生的路上互相扶持。我夜宿村長的家，跟村長聊天時，深切感覺到這是一個很好的生命教育方式，只有長久深耕一個部落，把山裡的孩子看成自己另外一個孩子，這才真正對山上的孩子有幫助。

我很高興看到越來越多的人認同禮運大同篇中的「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為己」，東西不必留在自己身邊，若別人有用，捐出來給別人用，「物盡其用」是個美德，在經濟不景氣的現在，尤其值得鼓勵。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資料來源：【2009/02/17 聯合報】@ http://udn.com/

國際第四世界運動創立人-- 若瑟赫忍斯基神父

資料來源：國際第四世界運動中文網站


若瑟.赫忍斯基於1917年出生於法國昂熱一個貧困的社區，父親是波蘭人，母親是西班牙人。從小，他就在一個印刻著赤貧的家庭中長大，他知道被排斥的滋味是什麼。

13歲，他離開學校，成為一家糕餅店的學徒，一直到19 歲。有一天， 一個工人朋友帶他去參加一個天主教職工青年會的聚會，從那時候開始，成為神父的渴望在他心中逐漸增長。為了達成夢想，他重新進入學校，和一群比他小7、8歲的孩子同班。

1936年，他進入小修院，次年即被徵召入伍。1939年第二次大戰開始時，若瑟還在軍隊中，1940年，若瑟成為戰俘，但他成功地脫逃了，並繼續在蘇瓦松﹙Soissons﹚的大修院研讀哲學與神學的課程。

1946年，他29歲的時候在蘇瓦松被祝聖為神父。之後，他被派到一個工人小鎮特尼﹙Tergnier﹚當堂區的助理司鐸，整整三年的時間，他試著尋找這個地區最貧困的工人家庭，並進一步地去認識和分享他們的生命。1950年，他被派到杜日﹙Duizel﹚當本堂神父，這裡的社會生活是特別的，有擁田百甲的地主，也有佃農、長工及生計極不穩定的季節性工人。這個神父不斷地工作，他加入季節性工人的行列，和他們一起下田拔甜菜；他傳福音、組織年輕人及祈禱的團體…，這一切都為了讓每個人有機會發現最貧窮的人所承受的重負。

他的主教因此知道，在杜日有一個不斷尋找赤貧者的神父。

1956年，主教建議若瑟神父到巴黎近郊的諾瓦集貧民窟去，在這個充滿泥濘與垃圾的地方住了252個貧窮家庭。面對這個他所熟悉的痛苦，他決定留下來，並將自己的生命和這些家庭的生命連結在一起。當他抵達諾瓦集時，他告訴自己：「還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些家庭無法離開貧窮；在人們決定大事的地方，窮人不會被接待。」於是他暗自許諾：「如果我留下來，我要帶這些家庭沿著總統府，經過聯合國，一直到梵蒂岡；在人們決定未來的地方要聽到窮人的聲音。」 一年後(1957)，他和這些家庭一起創立了“協助所有沮喪絕望者協會”，也就是後來的第四世界運動。從那時候開始，若瑟神父的歷史和第四世界家庭的歷史已不可分離。

尊嚴和勇氣站在面前，他和諾瓦集的家庭一起奮鬥，他們以圖書館、幼稚園和小教堂代替了食物和舊衣的救濟。同時，為了要面對造成赤貧的成因，他創立了第一個研究機構，並聚集各個國家、各種領域的學者。

從1960年開始，來自不同國家與不同信仰的年輕人開始加入他的行列，他們被他摧毀赤貧的堅定信念所吸引，他們一起建立了國際持久志願者聯盟 (International Voluntariat)。今天，志願者聯盟的380多位成員分布在五大洲上的24個國家，他們當中有天主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回教徒，也有不隸屬任何宗教的。

整整30年，若瑟神父不停地以最貧窮的家庭為核心，將各種不同階層、不同政治理念及宗教信仰的人結合起來。截至1989年，全世界有30多萬人接受成為最貧窮者的盟友。

此外，第四世界的Tapori兒童運動及青年運動，也不斷地推動兒童及年輕人從小就注意自己身邊最被排斥和輕視的人。

和小人物、大人物相遇，到貧無立錐之地的家庭造訪，也到政府首長的廳堂去叩門，一直走到聯合國秘書長面前。無論在那裡，若瑟神父所懷抱的是相同的訊息：「赤貧是難以忍受的，我們必須一起投身為能終止赤貧。」

1987年，若瑟神父去世前一年，他的生命中發生了兩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1987年2月11日，他在法國經濟社會委員會發表了「巨大的貧窮與社會、經濟的不穩定」報告書 ﹙Grande Pauvreté et Précarité Economique et Sociale﹚，這份報告被視為對抗赤貧的重要參考文件，它不但影響了歐洲其他國家的反貧窮行動，也在國際間得到愈來愈多的回響。

1987年10月17日，十萬人聚集在巴黎自由人權廣場，當天，在這個廣場上，若瑟神父為全世界赤貧的犧牲者立了一塊紀念碑，並籲請所有的人團結一致，以摧毀赤貧。

1988年2月14日，若瑟神父病逝巴黎，並遵照他生前的要求，葬在第四世界總部梅里﹙Mery-sur-Oise﹚他所建的小教堂下方，為了向赤貧家庭及所有為窮人投身的朋友表達他不變的忠信。
若瑟神父過世之後，第四世界運動繼續秉持創立人的精神往前邁進，他盡所有的力量去實踐若瑟神父的諾言：「…帶領最貧窮的人由總統府走到聯合國，一直到梵蒂岡…。」

也就在1989年，來自四大洲的赤貧家庭代表聚集在羅馬的梵蒂岡，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會見了他們。1992年12月，在第四世界運動的推動下，聯合國代表大會正式宣佈：每年的10月17號為世界拒絕赤貧日。在這之前，第四世界運動已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的一員，擁有第一級的發言權。1994年10月17號，聯合國接見了300位第四世界的代表，為了聆聽他們的經驗，並和他們一起思考國際組織在對抗赤貧的奮鬥中應負的責任。

這些年來，世界各地，從巴黎到渥太華，自布魯塞爾、羅馬一直到馬尼拉，一些以若瑟神父的思想為主題的研討會逐漸展開。來自各種不同組織的實務工作者，和那些背負著政治、社會或宗教責任的人聚在一起，他們以赤貧者及若瑟神父的思想為前導，共同思考這個時代的重要課題。
就這樣，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不分性別、年齡、階層或宗教信仰，越來越多的人響應若瑟神父在1987年10月17號對人類每一份子所發出的呼籲：

「那裡有人被迫生活在赤貧中， 那裡的人權就被忽視、剝奪，團結起來 為使人權受到尊重，是我們神聖的義務。」

父親的家鄉--龍應台

2005.4.8 ◎龍應台
中時電子報新聞專刊

到湖南衡東縣去掃墓之前，心中計畫要做的，是坐在滿山盛開的野杜鵑叢間，靜靜地思念一下走了不久的父親。車馬困頓到了鄉下之後，杜鵑是開著，但是我沒坐。

大哥的家旁有一方水塘，水塘四邊是稻田和油菜，參差著美麗的紅磚農舍。水塘的水清澈照人，日落時黃牛從田埂經過，身影和紅霞映在水中。暮春的油菜花一片放肆，粉蝶鬨鬧其上。

水塘對面，建了一座藥廠，聽說是採用驢皮提煉膠質，膠質可以美容。藥廠的廠房逐年擴展，愈建愈有規模，水塘裡的清水，今年竟然是一片深紫紅色，像腫脹蓄膿的豬肝。水面一層濃密黑色泡沫，捲起不明物質。田埂猶在，菜花燦然，但是那水塘，已是一幅鳥盡獸絕、世界末日的恐怖景象。

幼小的孩子在塘邊追逐公雞，孕婦在農舍前織毛衣，男人在塘邊挖井找水。

水，放在杯裡，被主人奉到我面前，但我不敢喝。屋外一陣一陣令人作嘔的氣味飄進來，是製藥廠將驢皮渣成堆地攤開在公路上曝曬；剝下來的驢皮，即使絞成殘渣，散發出來仍是屍體的氣味。

「這是台商開的工廠嗎？」我問。人們回答說「不是」時，我發現自己還有一點如釋重負的感覺。

我匆匆離開父親的家鄉，不忍回頭。

然而我可以離開，那玩耍的孩子、編織夢想的孕婦、找水的農民，可以到哪裡去？

自然會想起八○年代的台灣，那個濱海的小鎮叫灣裡。一年又一年，嬰兒出生，卻是無腦的嬰兒。很多年之後，人們才知道，是焚燒電纜所產生的戴奧辛，污染了空氣和地下水，毒化了整個社區環境。廿一世紀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又以什麼樣的代價在進行交換呢？

一方小小的水塘，又算什麼，如果和一條江比起來。浙江的鰲江，一江清澈的水，引來了成千的皮革工廠，造就了百萬富翁和鄉鎮的富裕，但是每天吸入超過八萬噸的工業污水，江水變成水質劣五類，所謂江，已經是一條江的屍體，就好像湖南原鄉的水塘，已經是一個蓄膿的水泡。鰲江畔的「中國皮都」水頭縣政府開始每年編一千萬元的預算治理水污染，專家說是杯水車薪，而同時，患肝癌、肝腫瘤的人多了。多到什麼程度，沒有人知道。孕婦肚裡的小生命會有什麼問題，還沒有人去研究。像灣裡一樣，總要累積到無腦嬰兒數量夠大了，成人才會有破釜沉舟的覺悟。

一方水塘，為什麼會化膿？一條江，為什麼會死亡？因為有人將自己經濟的利益建築在對社區、對環境、對後代人的掠奪和侵占的基礎上。或許說，這是不得已的飲鴆止渴。但是，是什麼人、什麼制度容許，甚至鼓勵了這種掠奪？是什麼人、什麼制度合理了飲鴆止渴的政策？決策者又是否了解飲鴆止渴的後果，準備了後果的承擔？

或者說，有這麼一種制度，層層疊疊，架構繁複而權責不清，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只是一個聽命於人的小螺絲，拚命轉動卻不問為何而轉。譬如一株巨大的樹，每一根旁伸的枝幹上都有人費盡力氣在努力，但沒有人知道下面主幹有巨蟻侵蝕，已經腐蝕大半。

所謂公民意識，不過是意識到自己和別人棲息在同一株大樹上，不得不關心下面那主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為不關心的結果可能是，大樹轟然倒下時，還以為自己那一枝照顧得蔥綠可愛，挺有成就感。

(龍應台，作家，文化評論者，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現擔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Copyright 2004 China Times Inc.

我所看見的台灣─文化自信還沒準備好？--嚴長壽

我所看見的台灣─文化自信還沒準備好？
嚴長壽 2008-11-30 文章出處：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早在政府宣布開放陸客來台觀光之初，筆者曾經語重心長地指出，對於開放陸客乃至於廣納全球觀光客來台一事，台灣其實並未「準備好」。

似乎無論民間或政府一直把「準備好了」這件事，聚焦於車輛、旅館、法令、規章、包機、航班這一類硬體的架構上。事實上，台灣整體社會如果在心態上無法認清，對於在政治上走不出去的台灣，開放觀光是最能贏得國際認同以及友誼的方法；如何讓來台的各方人士在旅台的過程中，體驗並感受台灣在歷史與族群激盪中所呈現豐厚而紮實的文化基礎，才是台灣最真實的、最能長遠經營的「軟實力」。非常遺憾地，從首批陸客來台、到張銘清乃至於陳雲林到訪，不但沒有彰顯出台灣最重要的主體特質，反而留下無限的遺憾。


筆者更大的遺憾是，陳雲林來台之際，我們錯失了一個千載難逢、在世界的各大媒體面前呈現台灣多年累積的文化深度與文明素養的良機，最後讓膚淺的政治文化，以及徒具形式卻缺乏實質內涵的「民主」抗爭，占據了所有的新聞報導版面。

從本質上來看，「江陳台北會談」是一場以經貿交流為主的政治「演出」。固然實質問題的討論與協議內容攸關兩岸未來進一步交流的進程，然而背景是，大部分事務協商早已達成基本共識，陳雲林來訪是形式重於實際。如果我們反過來從「行銷台灣」的角度，巧妙地將枯燥的官式應酬當成「引子」或者「前景」，以台灣文化當主題，借力使力介紹台灣，台灣恰可向世界呈現其自信之處。當時，筆者甚至應邀模擬了幾個參訪的行程，借陳雲林來台，讓世界看到台灣的文化與觀光之美。

想像當陳雲林等一行人必定會希望前往故宮參觀，之後在故宮晶華餐廳安排一場茶宴，特別邀請類似「漢唐樂府」、人澹如菊、或王心心等國樂方面的表演名家參與。除了向來賓展現樂與食、樂與茶的高雅情致外，也讓各國的媒體朋友認識到台灣如何可以將茶、生活、古樂與傳統舞蹈包裝得如此豐美，為台灣的茶藝文化做出最佳的宣傳報導。

或可選擇一天前往金山，藉機將世界的鏡頭帶到朱銘美術館，以雲門舞集「水月」，巴哈樂曲的陪襯，及朱銘大師的太極系列的雕像為背景，展現台灣藝術家如何將中華傳統做出最精美又現代的詮釋，展現陰陽變換與天人合一的哲學轉譯。參觀完朱銘美術館之後，還可以就近前往法鼓山享用精緻的素齋並與聖嚴法師晤談，體驗宗教文化在台灣社會裡讓人定心、放下的默化之力。

由於來台前陳雲林還特別前往四川關切圓圓、團團的現況，當然也可順勢安排陳雲林一行前往木柵動物園勘查熊貓館，為團團、圓圓的到來做準備。枯燥的會勘之後則順道轉往優人神鼓在山區的露天劇場，體驗藝術家如何利用禪修與藝術的結合，轉化為美麗的肢體語言。

如果遠一點，還可以前往中台禪寺、日月潭。甚至以日月潭為背景，邀請信義鄉原住民小朋友與在霧峰的國立台灣交響樂團，聯合表演最近才在兩廳院表演過、由陳樹熙譜奏、交響樂合奏的布農八部合音，以最自然的原音搭配湖光山色的景致，讓美景增添人文的深度。

如果時間許可，更希望安排花蓮、太魯閣，體驗東台灣雄奇的山海景色，並前往慈濟精舍，當面向證嚴法師表達對慈濟協助四川賑災的謝意。

最後，在圓山飯店歡送晚宴，我們可以邀請如：蔡琴、潘安邦、胡德夫、周杰倫等，長年影響大陸民眾的流行音樂工作者演出，讓來訪的貴賓享受台灣的豐富流行音樂盛宴。當然最重要的是，讓採訪的媒體不再以政治為唯一主題，讓世界看到台灣具體的活力與文化實力。

正如同北京奧運會後，世人不會記得大陸獲得幾面金牌，但不會忘記開幕式那令人震撼的「四大發明」，大陸當局成功地利用國際媒體的關注，將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以現代科技與藝術結合的手法，深植世人心中。同樣地，陳雲林來訪其實也可以是我們利用全球媒體的焦點，展現台灣的民主、自由、開放與文明的機會，當然也必須包括各種多元、自主但理性的抗議鏡頭。可惜我們錯失的不只是台灣整體形象與未來商機的損失，更是對台灣文化與民主涵養，一記最沈重的打擊。

《花、口腔、罪》 文--南方朔

摘自：文化啟示錄 (一九九一、四、三十)

儘管花不代表什麼，它既不解語，也未必怡情，但它卻是人和自然的一種中介、一種高度精緻形式文化的表徵。諾貝爾獎小說家威廉高汀特別喜歡原始人尼安德塔人將已死的親屬埋葬在花堆之中；而「符號王國」的日本，則是全球花卉第一大消費國，繁瑣細緻的「花道」變成愉悅的優雅，而這正是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最愛之處 --「優雅取代了宗教」。花成為鑑定文明細膩程度的一種指標。

而臺灣卻是少有之異數，一九九○年全球切花消費，平均每人合臺幣五四六元，但臺灣卻每人只一三五元。除了春節和母親節買束花應景之外，臺灣的人與花並不常相見。臺灣雖然鮮花外銷，人們其實並不真的去區分鮮花和塑膠花。總歸要凋謝的花卉，在臺灣人的價值標準下，抵不上一個漢堡。臺灣，甚至中國，是一種「口腔期」的文化型態，崇尚「入肚為安」。中國的餐飲文化博大精深，兼容並蓄，不遜任何別國，但其他卻瞠目他人項背之後。

「口腔期」的文化型態，是匱乏時代的集體潛意識，這個民族與天博鬥五千年，饑饉災難相連，口腹尚且不能饜足，何必優雅與其他。「口腔期」的文化型態和為了生活而無不掠奪有親子關係，「口腔期」文化型態孕育出了貪婪、粗暴、械鬥、剝削……等諸般惡德。這種文化型態下，「私」字自然當道，只有自己的口腔與肚腹才是最後的實在。「口腔期」文化是一種「前現代」的文明型態，它的本質並不因為吃的對象由「茹毛飲血」變成「滿漢全席」而有所改變。由於這一切以「私」為中心，至今未變，因此，儘管臺灣在生產力上已有了改變，但它最後面的那個文化社會關係並沒有基本的不同，我們的歷史仍處於一種「未曾進化的狀態」。西方神學之義聖奧古斯丁曾說過：「我認為，對任何均不敬畏者，莫不淪為身體快樂與虛幻權力的奴隸，並常處於另外有權力者奪去其快樂的恐懼中。」

而這正是解體中的臺灣之整體文化風貌。近來，最使人怵目驚心者，倒不是什麼「老賊問題」及「四一七」，毋寧是更奇特的犯罪案件，兒子打殺老父老母者有之，子侄之輩打殺長輩而掠其存款者有之，男友打殺女友，情變以致支解者有之。江湖仇殺可以理解，而違逆基本人倫秩序者卻使人惶惑。臺灣的解體日益深刻化，開始由政治、經濟、社會逐漸走向人倫。這是漸趨野蠻的動物性之回歸。或謂凡夫俗子導德感薄弱，而文化名人又如何？「地球日」的活動，各方名流政客將它弄得一團烏煙瘴氣，西方生態運動乃是以高度人文及自然哲學為基礎的運動，品質為近代社會運動之冠，而到了臺灣，卻被各種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貪婪所填注，運動走樣、窩裏先反。

再以理應高度自律自重的社團為例，正在上映中的「火燒島」影片究竟誰屬，也在此刻鬧成一團。社團乃是人們公共生活之始，也是民主文化的真正土壤，合作、容忍、分享、開創等一切有助於文明提升之品質乃是它的應然要素，而臺灣，它仍然是被「口腔期」文化的貪婪要素所填注，而淪為各種原始型態的權力鬥場。

如果我們愈能了解人間實情，或許就會發現人人一張口，所有的聲音都必然正當，而人類文明不可能重返動物性的獨我主義時代，遂必須在品質上日益自我提升-- 到了一個人人均能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時刻，或許也就是真正理想國狀態的到來。而臺灣所處的也就是文明由「口腔期」第一次躍昇的前夕。

也正因此，《產經新聞》最近兩次對臺灣整體文化風貌的報導，或許失諸主觀偏見，但要言之，它對「口腔期」臺灣文化的描述卻也不太離譜。「私」字當頭，為一己之利可以舌燦蓮花和用盡一切手段。在解體聲中，甚至語言都解體成了暴力。稍早前，黃石城說，臺灣的問題乃是根部爛掉的問題，和動物園沒有兩樣。如果我們能注意一個歷史的規律，或許已可發現，臺灣的這一切風貌，除非能在文明品質上作一次躍昇，否則都必然出現一次巨大的歷史報復。

稍早前，已故法國思想家傅柯在遺稿中特別提及一個重要的事實與概念，他指出，西方的「罪」的概念或許今日會被視為迂腐脫節，但就歷史發展的觀點而言，卻是人類開始模塑自身的第一次嘗試，我們可以這麼說，「罪」使得人開始回返自身，經由這樣的回返，人開始第一步走往與動物狀態相反的方向。雖然近代如波里克等認為「罪」的概念限制了人的自由和造成壓制，但這是在「罪」的積極性已發生了作用之後。

而漢人卻是從不作這種反思的民族，「吾日三省吾身」，反省的只是行為的差錯，不及於更基本的人的本質不完美性。因而中國人總是表裏不一，嘴上仁義道德，暗中男盜女娼。有怎樣品質的人民，就有怎樣品質的社會與政治；有怎樣的品質的社會與政治，又會有怎樣品質的個人，沒有誰是無邪的白紙，大家都在染缸中成為汙濁，甚至還是共犯。

而「罪」的覺知，以及對文明躍昇的期盼，不能靠一二人之力，它需要一整代不媚俗，和對未來有知見的徹悟與鼓吹，以創造新人。而讓人焦灼的卻是，這樣的一整代究在何處？或許，臺灣的人對花卉不覺得重要是可以理解的。「將優雅變成宗教」，對仍被「口腔期」文化邏輯籠罩的我們，畢竟仍太過遙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