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世界的行動

資料來源：第四世界中文網站

第四世界的行動

持久志願者及盟友深入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澳洲、印度洋地區及歐洲，和貧窮家庭一起發展能夠實現下列理想的各種活動：

• 使每個家庭都有機會取得必要的資源，以維護家庭安全，諸如安全合宜的住宅、充分的健康醫療照顧、就業機會、撫養孩子的權利等。
• 使每個人都有機會得以求知及接受職業訓練，這些行動計畫特別建立在知識的雙向分享之上，一方面，貧困家庭有機會學習新的技能、新的遠景，完全參與現代化的進 程。另一方面，親近貧窮家庭的人也有機會向窮人學習，認識窮人的生命經驗與想法。目前已發展出學前學校、街頭圖書館、知識俱樂部、讀寫學會、百行百業工作坊、街頭網路等。
• 使貧困家庭有機會學習公開表達自己、認識並維護自身的權利，目前已有第四世界開放大學、窮人與知識份子的知識交流互惠計畫及各式研討會。
  

第四世界開放大學

1972年，若瑟‧赫忍斯基創立了第四世界的開放大學，目標是讓最貧窮的年輕人與成人有機會學習思考與表達自己，好能成為這個社會完全的參與者，而不被排除在外。
知識的分享，各種不同出身的人一起討論與思考，開放大學成為一個真正學習的地方。開放大學的目的不只是聚集貧窮家庭，同時也邀請社會各階層的人。比方法國的法學專家Paul Bouchet 就曾受邀和第四世界的家庭一起討論：我們的法律是否保護了最貧窮的家庭？
今天，開放大學存在於世界各地有持久志願者投身的地方：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英國、海地、非洲的留尼汪島等。

一個文明的計畫、一個分享的未來

資料來源：第四世界運動中文網站

一個文明的計畫

1958年, 戴高樂將軍之姪女熱妮葉佛(Genevieve de Gaulle Anthonioz)在諾瓦集貧民窟遇到若瑟神父及貧民窟200多個生活在赤貧中的家庭。貧民窟的泥濘、灰暗無光及赤貧父母臉上雕刻的痛苦與失望讓她想到她自己在集中營的日子。在那形狀酷似愛斯基摩人住的冰窟所形成的貧民窟中，若瑟神父告訴熱妮葉佛，他留在諾瓦集不是為了要建立一個互助組織，而是要發展一個文明的計劃。

當人們的眼光只放在麵包與炭火，金錢救濟與舊衣舊玩具的施捨時，他構思的卻是一個文明的計劃。這文明包括了人與人真誠的相遇，包括了政治、宗教、文化與藝術的重新思考與改造。在文化方面，最貧窮的人是否分享了知識與藝文？在政治方面，赤貧者是否享受到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利？在教育上，最貧窮的孩子是否被遺忘在後頭？在醫療上，最貧苦的人是否得到應有的療護？

一個分享的未來

知道的人分享給還不知道的人。若瑟‧赫忍斯基，第四世界運動的創立人認為：「最貧窮的人應該有機會碰觸到文化，為了讓他們自身特有的知識得到肯定與認同，也為了讓他們和別的公民一起，成為明日文化的創造者。」親身經歷過赤貧的他知道，知識比麵包及短期的協助，更能幫助赤貧者出離極端的貧困。在最貧困的地區分享知識、繪畫、藝術、詩與音樂，在最窮困的地方演奏鋼琴、小提琴，在最窮困的地方說故事、做美勞、寫書法，．．．同樣重要的是：讓自己有機會聽和看這些孩子們及他們的父母要敎我們什麼，這是知識交流互惠的具體呈現。一個非洲上沃爾特的孩子說：「現在我知道的還不多，那是真的，但是，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那一點點傳給別人，當然，如果他願意，她可以在傳給另一個人，到最後，就不會有人說：『看，那傢伙，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透過知識、技能、音樂、藝術和詩的分享，最貧窮的族群得到自由與釋放。面對最貧窮的家庭，第四世界運動組織的行動以《知識的分享》為核心而發展出：《街頭圖書館》、《TAPORI兒童運動》、年輕人的《知識俱樂部》、成年人的《開放大學》等、窮人與知識份子合夥的《知識交流互惠》計畫等。

洪蘭：台灣的生命力在民間

【聯合報╱洪蘭】

報廢舊電腦 偏鄉小學的寶貝

最近署立新竹醫院捐了十五台淘汰的電腦給嘉義一所偏鄉小學，校長帶著學生千恩萬謝的來領回去；城裡報廢的電腦是鄉下孩子夢寐以求的寶貝，有孩子因為抽中了舊電腦，興奮得三天睡不著覺。電腦是一扇打開世界的門，有寬頻、有電腦，城鄉差距就縮短一半了，有個山地孩子跟我說：「老師，我沒有笨，我只是沒有機會」。上次基本學力測驗出了火星文的題目，我為山地的孩子打抱不平時，被嗆說「誰家沒有三台電腦？」我好想回應說「請去窮鄉僻壤看一下，三家沒有一台電腦」。憲法保障中華民國的國民都有受教育的權利，但是這權利卻是這麼的不公平。

幸好許多政府做不到的地方，民間都在做，這就是台灣可愛的地方，我深深感到台灣的生命力在民間，如署立醫院的付出。有一個志工說：「我現在不敢說服務了，因為我發現我從孩子身上得到的更多，他們讓我覺得我還有用、還被需要。他們的純真使我想起我自己曾經這樣年輕過，提醒我自己一定要保持赤子之心，我現在只敢說學習，我跟他們學如何做一個更好的人」。聖嚴法師說「生命的意義是為了服務，生活的價值是為了奉獻」，有什麼比自己有能力替別人服務、有價值可以奉獻給別人更高興的呢？

曲冰奇遇記 城鄉孩子變朋友

那天在捐贈典禮完了之後，我去到南投縣仁愛鄉的曲冰部落，在那裡我看見了聖嚴法師話的落實。北一女高一的學生在易老師的帶領下，和桃園縣石門國小的學生去到山裡和萬豐國小的學生做了五天的城鄉交流。曲冰部落是濁水溪上游布農族的一個部落，在武界水庫的北端，海拔約八百公尺。那裡真是山明水秀，美不勝收，令人心曠神怡，還有個曲冰遺址，出土了陶片、石簇、石斧及石板棺，可惜無人管理、破壞嚴重，看了好心痛。我們對先人的遺跡、文化的遺產如此不珍惜，真是汗顏。

這個城鄉交流的計畫是一個北一女的家長盧先生發起的，他讓北一女的大姐姐帶著布農族的一個孩子和石門國小的一個孩子組織成一個「家」，讓孩子們一起學習。在共看過一本書後，在網路上交換心得，透過書本的對話增加彼此的了解。他也安排曲冰的孩子下山到石門的孩子家中住兩天，體驗城裡的生活。盧先生希望經由道路（兩人實際見面）、網路（兩人虛擬見面），讓山上、山下的孩子變成朋友，將來在人生的路上互相扶持。我夜宿村長的家，跟村長聊天時，深切感覺到這是一個很好的生命教育方式，只有長久深耕一個部落，把山裡的孩子看成自己另外一個孩子，這才真正對山上的孩子有幫助。

我很高興看到越來越多的人認同禮運大同篇中的「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為己」，東西不必留在自己身邊，若別人有用，捐出來給別人用，「物盡其用」是個美德，在經濟不景氣的現在，尤其值得鼓勵。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資料來源：【2009/02/17 聯合報】@ http://udn.com/

國際第四世界運動創立人-- 若瑟赫忍斯基神父

資料來源：國際第四世界運動中文網站


若瑟.赫忍斯基於1917年出生於法國昂熱一個貧困的社區，父親是波蘭人，母親是西班牙人。從小，他就在一個印刻著赤貧的家庭中長大，他知道被排斥的滋味是什麼。

13歲，他離開學校，成為一家糕餅店的學徒，一直到19 歲。有一天， 一個工人朋友帶他去參加一個天主教職工青年會的聚會，從那時候開始，成為神父的渴望在他心中逐漸增長。為了達成夢想，他重新進入學校，和一群比他小7、8歲的孩子同班。

1936年，他進入小修院，次年即被徵召入伍。1939年第二次大戰開始時，若瑟還在軍隊中，1940年，若瑟成為戰俘，但他成功地脫逃了，並繼續在蘇瓦松﹙Soissons﹚的大修院研讀哲學與神學的課程。

1946年，他29歲的時候在蘇瓦松被祝聖為神父。之後，他被派到一個工人小鎮特尼﹙Tergnier﹚當堂區的助理司鐸，整整三年的時間，他試著尋找這個地區最貧困的工人家庭，並進一步地去認識和分享他們的生命。1950年，他被派到杜日﹙Duizel﹚當本堂神父，這裡的社會生活是特別的，有擁田百甲的地主，也有佃農、長工及生計極不穩定的季節性工人。這個神父不斷地工作，他加入季節性工人的行列，和他們一起下田拔甜菜；他傳福音、組織年輕人及祈禱的團體…，這一切都為了讓每個人有機會發現最貧窮的人所承受的重負。

他的主教因此知道，在杜日有一個不斷尋找赤貧者的神父。

1956年，主教建議若瑟神父到巴黎近郊的諾瓦集貧民窟去，在這個充滿泥濘與垃圾的地方住了252個貧窮家庭。面對這個他所熟悉的痛苦，他決定留下來，並將自己的生命和這些家庭的生命連結在一起。當他抵達諾瓦集時，他告訴自己：「還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些家庭無法離開貧窮；在人們決定大事的地方，窮人不會被接待。」於是他暗自許諾：「如果我留下來，我要帶這些家庭沿著總統府，經過聯合國，一直到梵蒂岡；在人們決定未來的地方要聽到窮人的聲音。」 一年後(1957)，他和這些家庭一起創立了“協助所有沮喪絕望者協會”，也就是後來的第四世界運動。從那時候開始，若瑟神父的歷史和第四世界家庭的歷史已不可分離。

尊嚴和勇氣站在面前，他和諾瓦集的家庭一起奮鬥，他們以圖書館、幼稚園和小教堂代替了食物和舊衣的救濟。同時，為了要面對造成赤貧的成因，他創立了第一個研究機構，並聚集各個國家、各種領域的學者。

從1960年開始，來自不同國家與不同信仰的年輕人開始加入他的行列，他們被他摧毀赤貧的堅定信念所吸引，他們一起建立了國際持久志願者聯盟 (International Voluntariat)。今天，志願者聯盟的380多位成員分布在五大洲上的24個國家，他們當中有天主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回教徒，也有不隸屬任何宗教的。

整整30年，若瑟神父不停地以最貧窮的家庭為核心，將各種不同階層、不同政治理念及宗教信仰的人結合起來。截至1989年，全世界有30多萬人接受成為最貧窮者的盟友。

此外，第四世界的Tapori兒童運動及青年運動，也不斷地推動兒童及年輕人從小就注意自己身邊最被排斥和輕視的人。

和小人物、大人物相遇，到貧無立錐之地的家庭造訪，也到政府首長的廳堂去叩門，一直走到聯合國秘書長面前。無論在那裡，若瑟神父所懷抱的是相同的訊息：「赤貧是難以忍受的，我們必須一起投身為能終止赤貧。」

1987年，若瑟神父去世前一年，他的生命中發生了兩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1987年2月11日，他在法國經濟社會委員會發表了「巨大的貧窮與社會、經濟的不穩定」報告書 ﹙Grande Pauvreté et Précarité Economique et Sociale﹚，這份報告被視為對抗赤貧的重要參考文件，它不但影響了歐洲其他國家的反貧窮行動，也在國際間得到愈來愈多的回響。

1987年10月17日，十萬人聚集在巴黎自由人權廣場，當天，在這個廣場上，若瑟神父為全世界赤貧的犧牲者立了一塊紀念碑，並籲請所有的人團結一致，以摧毀赤貧。

1988年2月14日，若瑟神父病逝巴黎，並遵照他生前的要求，葬在第四世界總部梅里﹙Mery-sur-Oise﹚他所建的小教堂下方，為了向赤貧家庭及所有為窮人投身的朋友表達他不變的忠信。
若瑟神父過世之後，第四世界運動繼續秉持創立人的精神往前邁進，他盡所有的力量去實踐若瑟神父的諾言：「…帶領最貧窮的人由總統府走到聯合國，一直到梵蒂岡…。」

也就在1989年，來自四大洲的赤貧家庭代表聚集在羅馬的梵蒂岡，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會見了他們。1992年12月，在第四世界運動的推動下，聯合國代表大會正式宣佈：每年的10月17號為世界拒絕赤貧日。在這之前，第四世界運動已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的一員，擁有第一級的發言權。1994年10月17號，聯合國接見了300位第四世界的代表，為了聆聽他們的經驗，並和他們一起思考國際組織在對抗赤貧的奮鬥中應負的責任。

這些年來，世界各地，從巴黎到渥太華，自布魯塞爾、羅馬一直到馬尼拉，一些以若瑟神父的思想為主題的研討會逐漸展開。來自各種不同組織的實務工作者，和那些背負著政治、社會或宗教責任的人聚在一起，他們以赤貧者及若瑟神父的思想為前導，共同思考這個時代的重要課題。
就這樣，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不分性別、年齡、階層或宗教信仰，越來越多的人響應若瑟神父在1987年10月17號對人類每一份子所發出的呼籲：

「那裡有人被迫生活在赤貧中， 那裡的人權就被忽視、剝奪，團結起來 為使人權受到尊重，是我們神聖的義務。」

父親的家鄉--龍應台

2005.4.8 ◎龍應台
中時電子報新聞專刊

到湖南衡東縣去掃墓之前，心中計畫要做的，是坐在滿山盛開的野杜鵑叢間，靜靜地思念一下走了不久的父親。車馬困頓到了鄉下之後，杜鵑是開著，但是我沒坐。

大哥的家旁有一方水塘，水塘四邊是稻田和油菜，參差著美麗的紅磚農舍。水塘的水清澈照人，日落時黃牛從田埂經過，身影和紅霞映在水中。暮春的油菜花一片放肆，粉蝶鬨鬧其上。

水塘對面，建了一座藥廠，聽說是採用驢皮提煉膠質，膠質可以美容。藥廠的廠房逐年擴展，愈建愈有規模，水塘裡的清水，今年竟然是一片深紫紅色，像腫脹蓄膿的豬肝。水面一層濃密黑色泡沫，捲起不明物質。田埂猶在，菜花燦然，但是那水塘，已是一幅鳥盡獸絕、世界末日的恐怖景象。

幼小的孩子在塘邊追逐公雞，孕婦在農舍前織毛衣，男人在塘邊挖井找水。

水，放在杯裡，被主人奉到我面前，但我不敢喝。屋外一陣一陣令人作嘔的氣味飄進來，是製藥廠將驢皮渣成堆地攤開在公路上曝曬；剝下來的驢皮，即使絞成殘渣，散發出來仍是屍體的氣味。

「這是台商開的工廠嗎？」我問。人們回答說「不是」時，我發現自己還有一點如釋重負的感覺。

我匆匆離開父親的家鄉，不忍回頭。

然而我可以離開，那玩耍的孩子、編織夢想的孕婦、找水的農民，可以到哪裡去？

自然會想起八○年代的台灣，那個濱海的小鎮叫灣裡。一年又一年，嬰兒出生，卻是無腦的嬰兒。很多年之後，人們才知道，是焚燒電纜所產生的戴奧辛，污染了空氣和地下水，毒化了整個社區環境。廿一世紀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又以什麼樣的代價在進行交換呢？

一方小小的水塘，又算什麼，如果和一條江比起來。浙江的鰲江，一江清澈的水，引來了成千的皮革工廠，造就了百萬富翁和鄉鎮的富裕，但是每天吸入超過八萬噸的工業污水，江水變成水質劣五類，所謂江，已經是一條江的屍體，就好像湖南原鄉的水塘，已經是一個蓄膿的水泡。鰲江畔的「中國皮都」水頭縣政府開始每年編一千萬元的預算治理水污染，專家說是杯水車薪，而同時，患肝癌、肝腫瘤的人多了。多到什麼程度，沒有人知道。孕婦肚裡的小生命會有什麼問題，還沒有人去研究。像灣裡一樣，總要累積到無腦嬰兒數量夠大了，成人才會有破釜沉舟的覺悟。

一方水塘，為什麼會化膿？一條江，為什麼會死亡？因為有人將自己經濟的利益建築在對社區、對環境、對後代人的掠奪和侵占的基礎上。或許說，這是不得已的飲鴆止渴。但是，是什麼人、什麼制度容許，甚至鼓勵了這種掠奪？是什麼人、什麼制度合理了飲鴆止渴的政策？決策者又是否了解飲鴆止渴的後果，準備了後果的承擔？

或者說，有這麼一種制度，層層疊疊，架構繁複而權責不清，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只是一個聽命於人的小螺絲，拚命轉動卻不問為何而轉。譬如一株巨大的樹，每一根旁伸的枝幹上都有人費盡力氣在努力，但沒有人知道下面主幹有巨蟻侵蝕，已經腐蝕大半。

所謂公民意識，不過是意識到自己和別人棲息在同一株大樹上，不得不關心下面那主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為不關心的結果可能是，大樹轟然倒下時，還以為自己那一枝照顧得蔥綠可愛，挺有成就感。

(龍應台，作家，文化評論者，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現擔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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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看見的台灣─文化自信還沒準備好？--嚴長壽

我所看見的台灣─文化自信還沒準備好？
嚴長壽 2008-11-30 文章出處：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早在政府宣布開放陸客來台觀光之初，筆者曾經語重心長地指出，對於開放陸客乃至於廣納全球觀光客來台一事，台灣其實並未「準備好」。

似乎無論民間或政府一直把「準備好了」這件事，聚焦於車輛、旅館、法令、規章、包機、航班這一類硬體的架構上。事實上，台灣整體社會如果在心態上無法認清，對於在政治上走不出去的台灣，開放觀光是最能贏得國際認同以及友誼的方法；如何讓來台的各方人士在旅台的過程中，體驗並感受台灣在歷史與族群激盪中所呈現豐厚而紮實的文化基礎，才是台灣最真實的、最能長遠經營的「軟實力」。非常遺憾地，從首批陸客來台、到張銘清乃至於陳雲林到訪，不但沒有彰顯出台灣最重要的主體特質，反而留下無限的遺憾。


筆者更大的遺憾是，陳雲林來台之際，我們錯失了一個千載難逢、在世界的各大媒體面前呈現台灣多年累積的文化深度與文明素養的良機，最後讓膚淺的政治文化，以及徒具形式卻缺乏實質內涵的「民主」抗爭，占據了所有的新聞報導版面。

從本質上來看，「江陳台北會談」是一場以經貿交流為主的政治「演出」。固然實質問題的討論與協議內容攸關兩岸未來進一步交流的進程，然而背景是，大部分事務協商早已達成基本共識，陳雲林來訪是形式重於實際。如果我們反過來從「行銷台灣」的角度，巧妙地將枯燥的官式應酬當成「引子」或者「前景」，以台灣文化當主題，借力使力介紹台灣，台灣恰可向世界呈現其自信之處。當時，筆者甚至應邀模擬了幾個參訪的行程，借陳雲林來台，讓世界看到台灣的文化與觀光之美。

想像當陳雲林等一行人必定會希望前往故宮參觀，之後在故宮晶華餐廳安排一場茶宴，特別邀請類似「漢唐樂府」、人澹如菊、或王心心等國樂方面的表演名家參與。除了向來賓展現樂與食、樂與茶的高雅情致外，也讓各國的媒體朋友認識到台灣如何可以將茶、生活、古樂與傳統舞蹈包裝得如此豐美，為台灣的茶藝文化做出最佳的宣傳報導。

或可選擇一天前往金山，藉機將世界的鏡頭帶到朱銘美術館，以雲門舞集「水月」，巴哈樂曲的陪襯，及朱銘大師的太極系列的雕像為背景，展現台灣藝術家如何將中華傳統做出最精美又現代的詮釋，展現陰陽變換與天人合一的哲學轉譯。參觀完朱銘美術館之後，還可以就近前往法鼓山享用精緻的素齋並與聖嚴法師晤談，體驗宗教文化在台灣社會裡讓人定心、放下的默化之力。

由於來台前陳雲林還特別前往四川關切圓圓、團團的現況，當然也可順勢安排陳雲林一行前往木柵動物園勘查熊貓館，為團團、圓圓的到來做準備。枯燥的會勘之後則順道轉往優人神鼓在山區的露天劇場，體驗藝術家如何利用禪修與藝術的結合，轉化為美麗的肢體語言。

如果遠一點，還可以前往中台禪寺、日月潭。甚至以日月潭為背景，邀請信義鄉原住民小朋友與在霧峰的國立台灣交響樂團，聯合表演最近才在兩廳院表演過、由陳樹熙譜奏、交響樂合奏的布農八部合音，以最自然的原音搭配湖光山色的景致，讓美景增添人文的深度。

如果時間許可，更希望安排花蓮、太魯閣，體驗東台灣雄奇的山海景色，並前往慈濟精舍，當面向證嚴法師表達對慈濟協助四川賑災的謝意。

最後，在圓山飯店歡送晚宴，我們可以邀請如：蔡琴、潘安邦、胡德夫、周杰倫等，長年影響大陸民眾的流行音樂工作者演出，讓來訪的貴賓享受台灣的豐富流行音樂盛宴。當然最重要的是，讓採訪的媒體不再以政治為唯一主題，讓世界看到台灣具體的活力與文化實力。

正如同北京奧運會後，世人不會記得大陸獲得幾面金牌，但不會忘記開幕式那令人震撼的「四大發明」，大陸當局成功地利用國際媒體的關注，將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以現代科技與藝術結合的手法，深植世人心中。同樣地，陳雲林來訪其實也可以是我們利用全球媒體的焦點，展現台灣的民主、自由、開放與文明的機會，當然也必須包括各種多元、自主但理性的抗議鏡頭。可惜我們錯失的不只是台灣整體形象與未來商機的損失，更是對台灣文化與民主涵養，一記最沈重的打擊。

《花、口腔、罪》 文--南方朔

摘自：文化啟示錄 (一九九一、四、三十)

儘管花不代表什麼，它既不解語，也未必怡情，但它卻是人和自然的一種中介、一種高度精緻形式文化的表徵。諾貝爾獎小說家威廉高汀特別喜歡原始人尼安德塔人將已死的親屬埋葬在花堆之中；而「符號王國」的日本，則是全球花卉第一大消費國，繁瑣細緻的「花道」變成愉悅的優雅，而這正是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最愛之處 --「優雅取代了宗教」。花成為鑑定文明細膩程度的一種指標。

而臺灣卻是少有之異數，一九九○年全球切花消費，平均每人合臺幣五四六元，但臺灣卻每人只一三五元。除了春節和母親節買束花應景之外，臺灣的人與花並不常相見。臺灣雖然鮮花外銷，人們其實並不真的去區分鮮花和塑膠花。總歸要凋謝的花卉，在臺灣人的價值標準下，抵不上一個漢堡。臺灣，甚至中國，是一種「口腔期」的文化型態，崇尚「入肚為安」。中國的餐飲文化博大精深，兼容並蓄，不遜任何別國，但其他卻瞠目他人項背之後。

「口腔期」的文化型態，是匱乏時代的集體潛意識，這個民族與天博鬥五千年，饑饉災難相連，口腹尚且不能饜足，何必優雅與其他。「口腔期」的文化型態和為了生活而無不掠奪有親子關係，「口腔期」文化型態孕育出了貪婪、粗暴、械鬥、剝削……等諸般惡德。這種文化型態下，「私」字自然當道，只有自己的口腔與肚腹才是最後的實在。「口腔期」文化是一種「前現代」的文明型態，它的本質並不因為吃的對象由「茹毛飲血」變成「滿漢全席」而有所改變。由於這一切以「私」為中心，至今未變，因此，儘管臺灣在生產力上已有了改變，但它最後面的那個文化社會關係並沒有基本的不同，我們的歷史仍處於一種「未曾進化的狀態」。西方神學之義聖奧古斯丁曾說過：「我認為，對任何均不敬畏者，莫不淪為身體快樂與虛幻權力的奴隸，並常處於另外有權力者奪去其快樂的恐懼中。」

而這正是解體中的臺灣之整體文化風貌。近來，最使人怵目驚心者，倒不是什麼「老賊問題」及「四一七」，毋寧是更奇特的犯罪案件，兒子打殺老父老母者有之，子侄之輩打殺長輩而掠其存款者有之，男友打殺女友，情變以致支解者有之。江湖仇殺可以理解，而違逆基本人倫秩序者卻使人惶惑。臺灣的解體日益深刻化，開始由政治、經濟、社會逐漸走向人倫。這是漸趨野蠻的動物性之回歸。或謂凡夫俗子導德感薄弱，而文化名人又如何？「地球日」的活動，各方名流政客將它弄得一團烏煙瘴氣，西方生態運動乃是以高度人文及自然哲學為基礎的運動，品質為近代社會運動之冠，而到了臺灣，卻被各種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貪婪所填注，運動走樣、窩裏先反。

再以理應高度自律自重的社團為例，正在上映中的「火燒島」影片究竟誰屬，也在此刻鬧成一團。社團乃是人們公共生活之始，也是民主文化的真正土壤，合作、容忍、分享、開創等一切有助於文明提升之品質乃是它的應然要素，而臺灣，它仍然是被「口腔期」文化的貪婪要素所填注，而淪為各種原始型態的權力鬥場。

如果我們愈能了解人間實情，或許就會發現人人一張口，所有的聲音都必然正當，而人類文明不可能重返動物性的獨我主義時代，遂必須在品質上日益自我提升-- 到了一個人人均能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時刻，或許也就是真正理想國狀態的到來。而臺灣所處的也就是文明由「口腔期」第一次躍昇的前夕。

也正因此，《產經新聞》最近兩次對臺灣整體文化風貌的報導，或許失諸主觀偏見，但要言之，它對「口腔期」臺灣文化的描述卻也不太離譜。「私」字當頭，為一己之利可以舌燦蓮花和用盡一切手段。在解體聲中，甚至語言都解體成了暴力。稍早前，黃石城說，臺灣的問題乃是根部爛掉的問題，和動物園沒有兩樣。如果我們能注意一個歷史的規律，或許已可發現，臺灣的這一切風貌，除非能在文明品質上作一次躍昇，否則都必然出現一次巨大的歷史報復。

稍早前，已故法國思想家傅柯在遺稿中特別提及一個重要的事實與概念，他指出，西方的「罪」的概念或許今日會被視為迂腐脫節，但就歷史發展的觀點而言，卻是人類開始模塑自身的第一次嘗試，我們可以這麼說，「罪」使得人開始回返自身，經由這樣的回返，人開始第一步走往與動物狀態相反的方向。雖然近代如波里克等認為「罪」的概念限制了人的自由和造成壓制，但這是在「罪」的積極性已發生了作用之後。

而漢人卻是從不作這種反思的民族，「吾日三省吾身」，反省的只是行為的差錯，不及於更基本的人的本質不完美性。因而中國人總是表裏不一，嘴上仁義道德，暗中男盜女娼。有怎樣品質的人民，就有怎樣品質的社會與政治；有怎樣的品質的社會與政治，又會有怎樣品質的個人，沒有誰是無邪的白紙，大家都在染缸中成為汙濁，甚至還是共犯。

而「罪」的覺知，以及對文明躍昇的期盼，不能靠一二人之力，它需要一整代不媚俗，和對未來有知見的徹悟與鼓吹，以創造新人。而讓人焦灼的卻是，這樣的一整代究在何處？或許，臺灣的人對花卉不覺得重要是可以理解的。「將優雅變成宗教」，對仍被「口腔期」文化邏輯籠罩的我們，畢竟仍太過遙遠了吧！

從原住民到新移民

從原住民到新移民

轉載：【2004.04.25／中國時報／名家專論】作者：夏曉鵑（世新大學社發所副教授）

春暖花開，筆者帶著學生探訪原住民部落，好讓他們體會政黨惡鬥之外，基層民眾是如何的生活。沿著蜿蜒的山路行經茶園，明顯地看出有些是疏於照料，有些則可從整齊畫一的茶樹高度看出主人投注的勞動力。一旁有路人交換他們的觀察心得，結論道：「那些雜草一堆的是『蕃仔茶』，這些蕃仔就是天性懶散，又愛喝酒，有地也不會好好開發！」學生疑惑地望著我，我要他們稍後訪問原住民茶農後再下定論。

原來，依據法令，原住民的保留地無法向銀行抵押貸款，他們看似坐擁山林，但這片土地是無法讓他們獲得生產所需的資本，也因此無法像漢人茶農般投下大量資金料理茶園，在此資本密集的茶產業中，自然失去了競爭力。

其實，台灣原住民在殖民者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受到了制度性的排擠。從日據時期開始，為取得台灣山林殖產的利益，日本殖民政府針對山地地區開創了保留地政策，以保留地為「官有地」的一環；藉由軍事鎮壓、刑罰和山地教育，一方面制止原住民延續傳統游獵生活方式，並強迫他們改為定耕，另一方面又招攬平地人入山砍伐林木。國民政府來台後，延續日據時期的山地政策，將日治時引進山地的資本主義生產因子更加徹底化，尤其是在平地農業經濟破產後，政府倡導農業上山，開放非原住民申請墾植開礦，再加上鼓勵原住民種植溫帶蔬果和茶等高經濟作物，全面改造了原住民之生產方式、風俗習慣、信仰體系與價值文化。

在此發展政策下，原住民一方面無法回到傳統生活與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的競爭場域裡又受到資金、技術和通路等各種限制，而幾無立錐之地，因此衍生出失業、酗酒等問題。但漢人社會從輿論到政策，從未歷史與結構地分析原住民問題的根源，卻倒果為因地把原住民問題本質化，以原住民「天性如此」和「素質低落」來解釋他們所遭遇到的生存痛苦。這種倒果為因式的理解反映在政策的擬定上是推出一大堆殘補式的措施，這些未對症下藥的措施不僅未解決原住民的問題，反而製造出原住民浪費國家資源的污名。

這樣的邏輯其實也映照在其他弱勢群體的處境上。以新移民女性而言，流行的論述指稱這群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是文盲，而因她們素質低落，無能力教育下一代，造成了子女發展遲緩的問題。其實，新移民女性並非文盲，而是生存國度的改變使她們原有的語言無用武之地；而在台灣缺乏對多元文化尊重的環境下，她們原有文化的教育方式，以及自身原有的能力，皆普遍受到壓抑，甚至否定，使得她們不敢或不願以母語與孩子互動，造成部份新移民女性的子女產生語言發展遲緩的現象。目前政府的因應方案並未針對台灣缺乏多元文化的結構因素，僅鎖定其子女進行補強教育，不僅造成新移民女性的子女被標籤化，也極易造成他們對母親的輕視與疏離。這種資源的錯置，非但造成資源的浪費，而且還為新移民及其子女製造另一個污名：浪費國家資源。

從原住民到新移民，我們應反省的是：看待弱勢群體的方法。當我們看到某些社會群體在社會發展上遲滯不前時，我們必須超越刻板印象的慣性思考，跳脫「社會問題化」與「污名化」的視野，進而檢視是什麼樣的結構限制了，甚至磨滅了，特定社群的發展能力。因此，若我們有心於改變弱勢群體的生存處境，就必須在尊重其歷史社會文化脈絡的前提下，排除各種結構性的限制，方有可能培養與激發弱勢者的能力。


資料來源：http://www.cyberbees.org/blog/archives/003500.html

再造中國 歷史給台灣的新選擇--南方朔

再造中國 歷史給台灣的新選擇

【聯合報╱南方朔／作家】

二○○九年是國民政府內戰失敗，播遷台灣一甲子，但換個角度而言，它也是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六十周年。這六十年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個偏安的終點，而是個複雜的旅程。過去的已成過去，那還未劃下休止符的未來，才是六十年後終究無法迴避的考驗。

過去六十年，從更細一點來分，其實可分為上下各卅年。在前卅年裡，兩岸仍處於「冷戰」結構之中而維持著高度的軍事對峙。台灣對大陸地面的軍事突襲到一九六四年停止，空戰則到一九六七年止，海戰則到一九六九年，金門相互射擊則到一九七八年。而後卅年則進入「冷和」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七八年實施改革開放，今年是改革開放進入第卅一周年，也是它和美國關係正常化卅周年，由六十年的這上下各卅年，它所代表的其實是雙方的消長，對台灣它已成了最急迫而嚴峻的考驗。

在這六十年裡，由於情勢的演變，台灣的意識形態先後有過一九五○至一九七○中期的「反共抗俄」，一九七○中期至一九九○中期的「革新保台」，以及一九九九後的「兩國論」與「台獨論」，以及二○○八年後的「不統、不獨、不武論」及「承認現實，互不否認論」。這四種意識形態，由於本質上都是一種偏安思維；而且愈到後來愈傾向於為了選舉考量，它不但不可能改變台灣內部政治，也無助於將兩岸關係從「冷和」的困境裡向上提升。

因此，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一甲子的此刻，台灣其實已面臨極為艱鉅的考驗。過去長期以來基於偏安心態，而形成的種種意識形態及策略，已完全不足以回應外在環境的變化，而真正足以使台灣致命的，乃是當台灣的政治人物，特別是領袖級人物只為了選票考量，對未來的方向與共識不嘗試，也怯於去做努力，而只是忽焉討好這個、忽焉諂媚那個。它只會讓台灣的內部政治更加混亂與對立，也更加的標準多重和最後搞到是非混淆。今天台灣的內部政治日益混亂，過去六十年所累積的成果正一點點的被腐蝕，最後不但輸了外面，也會輸了裡面。

因此，在國民政府遷台六十周年的此刻，人們在緬懷過去之際，真正重要的毋寧是從一個大歷史的架構下來為這六十年重新定位。兩岸分立，乃是過去千年積弱，百年內憂外患所造成結果，也給了台灣暫時偏安的機會。而到了今天，過去那種列強的結構業已鬆弛。台灣依憑列強庇護而圖謀僥倖的時代業已不再，這等於歷史已給了台灣一個新的選擇──那就是積極參與中國事務，去「重新創造」（Reinventing）中國，這才是台灣「新主體性」的出現，也只有如此，台灣那種被扭曲的悲情心態才可被超越昇華。

無論個人或社會，都必須去做一些雖然艱難，但卻偉大的事業。此刻的台灣，必須去創造六十年後的自己！歷史上有個最成功且偉大的先例，那就是僻處高地的蘇格蘭，在它和英格蘭「合一」後，開始主導英國，造就了工業革命、自由民主，以及整個大英帝國，甚至進而影響了美國。因此人們才說，「現代」是蘇格蘭人發明的。而台灣呢？


【2009/04/11 聯合報】@ http://udn.com/

另一個啜泣的台灣

文章作者：南方朔

今天的台灣早已變成兩個。這當然不是藍色台灣與綠色台灣之分啦，而是「有」的台灣與「沒有」的台灣。「有」的台灣，指的是日子還可以過的那個台灣。這個台灣的國民都有差不多的學歷，也有好工作，混得好的還可以住豪宅，開名車，穿名牌。而「沒有」的台灣，則風景完全不同了。這邊有一百五十萬戶所得快速遞減，入不敷出，生活艱難。居然有7%家庭付不出子女義務教育那一點學雜費。偷搶綁票以及燒炭跳樓的多半發生在這個台灣。一聽到油電漲價，就提心吊膽的也是這個台灣。

「兩個台灣」的說法誇張嗎？一點也不。它乃是當今所謂「兩層經濟」（Two-tiers economy）的現實版。這是大約十年前美國「商業週刊」率先提出的觀點。好的那一層指的是與全球化有關的那些擁有資本、技術，以及參與到市場活動的人；至於慘的那一層，則指在全球化過程中淪為邊緣，而且正被別人替換掉的那些人。這些人並不註定絕望。他們在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動下被犧牲，必須靠比以前更優秀的政府創造出有利於他們存活的次結構，始可能脫離困境。而這個台灣的悲哀，即在於他們被世界拋棄的同時，又被自己的政府拋棄。這是雙重的拋棄。稍早前，美國《紐約時報》在談到全球這種新窮人時，就用了廿世紀文豪艾略特（Ｔ.Ｓ. Eliot 1888-1965）的詩句來形容：

這就是世界結束的方式
這就是世界結束的方式
不是砰的一聲爆開，而是一串啜泣！

而台灣新窮人的這一串啜泣已很久了。過去幾年裡，我們不當的消金政策遮蓋掉了這個問題一陣子，而今所有的假象皆已無存，啜泣聲也就愈來愈被人聽聞。無論我們如何談論金磚四國，無論如何談論兩岸經濟，都不必然和這個哭泣中的台灣有關。那個「有」的台灣，早已有了清楚的運作邏輯，少一點「積極管理」，多一點自由、鬆綁和助力，他們自會打出一片天。而這個「沒有」的台灣卻不然，它必須付出更多知識與關切，必須推出更多具有開創性的政策，必須在全球化大結構建造出許多相互有關連的在地小結構。否則那個「有」的台灣，將來就會在「沒有」的台灣結構擴大後變成孤島甚或被淹沒。

當今全世界那些「沒有」的新窮人正在增加，展望可見的未來，在能源及原料騰貴帶動下，低物價時代即將告終，他們的日子將會愈來愈難過。而今台灣漲風將現，而貧窮的人又是那麼無望。但願我們的政府，如果政府仍然假裝聽不到，那麼就請在野黨，為這個問題多花一點心思，去注意傾聽那愈來愈大的啜泣聲！

2006.04.19 中國時報


引用網址 :
http://city.udn.com/v1/city/forum/article.jsp?aid=1467406&tpno=0&no=52665&cate_no=55943

最好的知識在哪裡？2008年5月

慈悲資本主義與貧窮的消除

發行人：第四世界中文部

穆爾蒂（N.R. Narayana Murthy）被稱為印度矽谷之父，他認為：「資本主義是消除貧窮最好的工具，因為財富必須先被創造，才能分配。」不過，財富被創造之後，果真能達成公平的分配嗎？「2005年度，加拿大政府擁有超過八十七億加幣的預算餘額，卻不願意在對抗貧窮的計畫上追加預算。」（L'Itineraire，2007年11月）

穆爾蒂稱自己是一個慈悲的資本主義者，這個名詞意指：「腦中思考著資本主義，但心中信仰社會主義的人。」

他的慈悲資本主義的想法來自印度的貧窮實況，但是，只有貧窮國家才需要慈悲的資本主義嗎？他的回答是：「每個社會都有貧窮的人，甚至美國也有窮人，也有盲人，也有人受到疾病的侵擾，讓他們生活困苦。<…>所以每個社會，甚至富有的社會也需要慈悲的資本主義者。」

華人首富談「一定要追求最好的知識」

華人首富李嘉誠先生對於「知識可以改變命運」深信不疑，雖然他十二歲就被迫中斷正統學校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李嘉誠的故鄉潮州被日本轟炸，全家倉皇逃到香港。去年十一月，他寫信給商業周刊的讀者：「我相信自由和責任是並行不悖的，每一個人都有義務去維護人類的尊嚴。我相信強者特別要學習聆聽弱者無聲的吶喊，沒有憐憫心的強者，不外是個庸俗匹夫。〈…〉有能力選擇如何做出貢獻是一種福份。」

他認為成功的首要原則就是：「無論你做哪一行，一定要追求那個行業最好的知識、資訊，最好的技術，且必須處於最佳的狀態。」

但，什麼樣的知識內涵可以改變命運？
如何獲取這些知識？
為了根除極端貧困，最好的知識在哪裡？
該如何追尋？

網路上最多人造訪的知識庫，是維基百科，維基百科的創始人是吉米威爾斯(Jimmy Wales)，他對知識的定義是：「我們對真實的認知。」透過維基百科，你可以找到全部的真實嗎？沒有人與人的相遇，缺乏與赤貧族群的相遇，我們能獲得有效消滅赤貧的最佳知識嗎？

第四世界運動，一個擁有五十年歷史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能不能宣稱自己擁有消滅極端貧窮的最佳知識？即便他宣稱了，別人也不見得相信。
問題不在：誰擁有這樣的知識？
問題更在於：消滅赤貧的最佳知識該如何建立？

第四世界運動的創立人若瑟‧赫忍斯基（Joseph Wresinski)這樣問：

為了有效地對抗赤貧和社會性排斥，赤貧者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那些日日投身在抗貧行動中的人們，他們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我們的社會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我們需要一起追求這樣的知識，知識需要交流，才能互惠。
而且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每個人都有東西可以教導別人，包括那些被視為一無所有的人。」（Michel Serres ，哲學家，法國知識論大師)

一九四九《和平宣言》歷史背景

50年前台灣偉大文學家楊逵以12年監禁為代價的《和平宣言》，作為文學家，楊逵不但以形象的語言透過小說表達了他對人最終幸福、尊嚴和解放的終極關懷，作為思想家和社會運動家，他對民族和平與民族團結深情、睿智的呼喚，是多麼富當前時代意義！

「和平宣言」一開頭，即指出，全省民眾對於「國內戰亂己經臨到和平的重要關頭」的時局感到憂切。那麼，楊逵寫「宣言」的局勢是怎樣的呢？ 文／陳映真：

楊逵發展「和平宣言」時，外國勢力為其國家利益插手西岸事務的背景。

截至1949年元月以前，台灣有什麼樣的獨立論和託管論？

1942年，二次大戰尚未結束，世界冷戰構造尚未形成，美軍在太平洋戰區反日佔領太平洋諸島時，曾考慮攻打台灣。為了號召台民配合美軍抗日，對台灣宣傳政策中，曾考慮戰後讓台灣獨立。
是年，美國《幸福》、《時代》、《生活》三大雜誌聯合發表美國「戰後和平方案」。文中主張「台灣由國際共管」，遭到台灣李友邦將軍批判。
1946年，美國在台使領館人員和情治人員，在台灣搞「民意調查」，炮製了一個「台灣人首先願意讓美國、其次讓日本統治，不要中國人統治」的報告。

1947年6月，二二八事變後，廖文毅先生在駐香港美國領事人員引薦下，謁見魏德邁將軍，要求以「公民投票解決台灣前途」，主張「台灣地位未定」，要求美國協助台灣脫離中國或直接歸美國託管。
1948年，廖文毅在日本宣傳由聯合國佔領台灣，主持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地位。

1949年元月，國民政府失去去華北半壁，世界冷戰形勢益為嚴峻，美代理國務卿羅威特向社魯門總統建議，必要時以武裝干預海峽事務，「鼓勵台灣自主運動」。19日，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建議，為了反共，把台灣同大陸隔絕開，在台灣發展和支持一個「地方性、非共的華人政權」，「謹慎謀求與台灣領袖接觸，以便一旦時機成熟，有利美國國益時，利用台灣自治運動」。

當時，希望國共內戰戰火不致「蔓延」到台灣的主張有兩種：

第一，利美之計謀。
美國當局眼看國共局勢逆轉，國民政府敗亡已無可避免，並且東西兩大陣營的對峙之勢逐漸形成，美國開始擔心台灣落入「克林姆林宮指揮之共黨政府手中」，因此主張「隔離台澎與大陸」，並干預國共內戰的事態，推動各種託管台灣於美國或聯合國的形勢。

第二，楊逵的和平主張。
呼應當時全中國和平建國的要求，並具體回應當時的政治形勢（國民政府呼籲國共停戰），並且明確反對一切形式的台灣託管和獨立論。

楊逵在一個內戰情勢總逆轉下，提出《和平宣言》。

要求「國共停止內戰」、「和平建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是八年力竭抗日戰爭後，全中國人民一致的渴望。無如國民政府堅持「戡亂」，與全中國和平的民意對立，終至發動全面性內戰，至1948年秋，形勢反轉，瀕臨崩潰。

1946年6月，國共內戰的序幕揭開。國民政府急於消除心腹大患，以精良的武器配備60萬大軍，向當時中共根據地發動攻擊。
兩年後1948年，國民政府大敗「三大戰役」，廣大華北地區失陷，三大戰役如下：
遼沈戰役(1948年9月-11月)、
淮海大戰(1948年11月-1949年元月)、
平津戰役(1948年12月-1949年元月)。

1949年元月21日，蔣總統在美國的施壓、黨內杯葛、全國輿情壓力下，宣佈接受中共條件再啟國共和談。次日，李宗仁代總統立即組成和議代表團，北上和談，冀能隔江分治，暫緩局面。
2月3日，共軍「和平解放」北平盛大進城。
2月22日，周恩來接見和會中的國府代表，表明和談不論成敗，共軍勢必渡江南下。

楊逵的和平呼籲，實為呼應台灣全國民眾呼喚的「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志」。

楊逵具體提出台灣民主化的要求，要國民黨「還政於民」，具體地保障人民言論、集會、結社等基本公民自由。這首先是從二二八事變中，台灣人民遭到國家發動的大規模反民主、反人權壓迫經驗而來，也是當時全中國要求國民黨民主化的普遍要求而來。

1945年10月，國共《雙十協定》就要求和平建國、政治民主化、各民主黨派一律平等、依國父遺教推行地方自治、釋放政治犯。這些要求，與三年多以後楊逵的《和平宣言》如出一轍。《雙十協定》後至1949年，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應於國民政府的暴力鎮壓，和平、民主的要求卻愈見強大普遍。楊逵的和平民主思想亦受當時全中國強烈激動的時局影響深刻。

楊逵《和平宣言》中最突出的思想，是二二八事件之後，仍呼籲「以台灣文化界的理性結合、人民的愛國熱情，泯滅省內省外無謂的隔閡」，要求「省內省外文化界開誠合作」。

1947年的二月事變，在省內人士和省外人士間形成隔閡。有人將這種不幸的隔閡無限上綱，描寫成所謂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但也有人，像楊逵，善於從中國全局全勢，去理解矛盾的社會、政治本質，將其視為「無謂的隔閡」，而呼喚省內省外人民團結「開誠合作」。

《和平宣言》：一九四九年-楊逵

《和平宣言》為台灣作家楊逵於1949年發表的宣言。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台灣著名作家楊逵發表一篇文長不過六百多字的「和平宣言」，到了同一年的四月六日，也就是當時台灣陳誠政府動手逮捕以台灣大學私師範學院(今師大)為中心的學生活躍份子共兩百餘人(後來拘留約二十來人，餘皆釋回)的同一天，楊逵在台中被捕，因「和平宣言」的文責，被判徒刑十二年之久。

陳誠主席於就任的記者招待會宣布：「以人民的意志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這是我們以為正確的，但，人民的意志是什麼？需要從人民心坎找出來，不能憑主觀決定。

據吾人所悉，現在國內戰亂已經臨到和平的重要關頭，台灣雖然比任何省份安定，沒有戰、亦沒有亂，但，誰都在關心著這局面的發展。究其原因，就是深恐戰亂蔓延到這塊淨土，使其不被捲入戰亂，好好的保持元氣，從事復興。我們相信台灣可能成為一個和平建設的示範區。

可是和平建設不是輕易可以獲致的，須要大家協力推進：

第一，請社會各方面一致協力消滅所謂獨立以及託管的一切企圖，避免類似「二二八」事件重演；

第二，請政府從速準備還政於民，確切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

第三，請政府釋放一切政治犯，停止政治性捕人，保証各黨派依政黨政治的常軌公開活動，共謀和平建設，不要逼他們走上梁山；

第四，增加生產，合理分配，打破經濟上不平等的畸型現象；

第五，遵照國父遺教，由下而上實施地方自治。

為使人民意志不被包辦，各地公正人士須從速組織地方自治促進會、人權保証委員會、動員廣大人民，監視不法行為與整肅不法份子。

我們相信，以台灣文化界的理性結合，人民的愛國熱情，就可以泯滅省內省外無謂的隔閡。我們更相信：省內省外文化界的開誠合作，才得保持這片淨土，使台灣建設上軌，成為樂園。因此，我們希望，不要再重武裝來刺激台灣的民心，造成恐懼局面，把此一較安定的淨土以戰亂毀滅。

我們的口號是：
(一)清白的文化工作者一致團結起來！
(二)呼籲社會各方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
(三)防止任何戰爭波及本省。
(四)監督政府還政於民，和平建國！

台灣歌謠與生活Song and life in Taiwan

台灣歌謠與生活 Song and life in Taiwan
Reference :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楊麗祝／Yang Li-chu（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2001-12-03

就歷史研究的角度而言，知識階層的詩詞文集與官方的典籍文獻固有參考價值，民間歌謠中大眾生活的圖像勿寧更是鮮活。民謠的內容從歷史故事到社會軼聞無所不包，其中更有男女情挑、敘情相褒。歌句中道出庶民大眾的道德觀與價值觀；也訴說政權更替，人民的痛苦與無奈；對於日常生活的點滴也有生動的呈現。因此，不論是傳統社會中眾多的民謠或工業化、商業化後所產生的城市流行歌曲都紀錄了時代的的變遷與社會的集體意識，亦為大眾生活史的極佳史料。
本週台灣歷史之窗特別邀請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楊麗祝執筆，引領我們進入台灣歌謠的世界，由歌謠的內涵流衍，感受台灣日常生活裡另一種歷史風貌。

一般而言，我們可以將「歌謠」分為自然歌謠與創作歌謠，前者又稱為民歌或民謠，其特點是大多不知作者為何人，以口頭方式流傳，在流傳過程中其詞曲會因人時地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所以有人說民謠的作者就是民眾自己，它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特有的情感，是民族性的表現；而後者指個人的創作，作者追求作品的市場性、藝術性或永恆性而創作，如流行歌曲、藝術歌曲等屬之。

其實如此劃分也有其缺失，一首古老的民謠在當時必是流行的，初期也是個人的創作，只是在流傳過程中作品不斷的被修正，加之年代日久，作者漸不可考。而一首歌曲是藝術或流行歌曲本不易區隔，雖同屬個人的創作，但只要被大眾認同喜愛，自然會流傳下來，眾人可任意的加以解讀，也可從中看到大眾的生活與與情緒。

原住民音樂的流行

在漢人大量移入之前，台灣本係原住民社會，昔日不論是居住於西部沿海平原的平埔各族或生活在中部山區及東部的山地原住民族群，歌舞音樂與其日常生活是習習相關的，從工作居家生活到祭典禮儀皆有歌舞的呈現，故歌謠不僅是娛樂、抒情而已，更有宗教、社會等功能。由以下歌謠的名稱，如耕農歌、狩獵歌、捕魚歌、祈禱小米豐收歌、戰歌、驅魔歌等，可略窺原住民社會中的不同層面，至於情歌在部份原住民社會中更有男女婚訂的功能。由於台灣原住民只有語言而無文字，因此歌謠除上述功能外，更是傳承歷史記憶的工具，像祖靈歌、傳說歌等均屬之。

不過隨著漢人移民的進入台灣，西部地區快速的「水田化」，以漁獵、旱耕為主要生活形態的原住民部落，隨著生活空間的日漸消逝，平埔族被稱為「消失的族群」，而山地原住民社會面對強勢的外來文化，也逐漸改變其風貌，其歌謠音樂自然隨之蛻變。十九世紀西洋傳教士所帶來的教會音樂，使今日原住音樂中多了聖樂歌詠的部份。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使日本文化深入原住民社會，其影響自不待言，由有些阿美族民歌中漢族小調及日本小調風格可見一般。

在西洋流行音樂風行全世界的今日，台灣熱門樂壇出現的原住民的歌手替樂壇增一股新聲，也讓不少原住民傳統民歌得以重新包裝呈現在唱片市場。原住民已接受音樂是休閒娛樂或消遣性的行為，而都市化後遷居城市的原住民也透過歌曲表達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掙扎與無奈，借此凝聚遠離鄉土原住民的心，「流浪到台北」、「我們都是一家人」等歌曲的流行，可為映證。

台灣漢人歌謠的內涵

除卻原住民外，占台灣人口大宗的漢人是十七世紀後隨移民潮一波波進入台灣的，他們不僅帶進了原鄉的生活方式，也將音樂歌舞活動傳入。不論來自福建或廣東，原鄉的民謠經過台灣風土的洗禮後，也形成具本土特色的民謠。數量甚豐的福佬系及客家系民謠是先民重要的精神文化食，也見證了台灣歷史的發展。

依歌詞的內容來看，台灣漢人民謠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家庭倫理類，如「病子歌」、「做人的媳婦」、「滿月歌」等；
二、工作類，如「採茶歌」、「牛犁歌」、「乞食調」等：
三、祭祀類，如「牽亡歌」、「道士調」等；
四、敘述類，如「勸世歌」、「時令歌」、「鄭成功開台灣」等；
五、諧趣類，如「嫁尪歌」、「飲酒歌」、「猜拳歌」等；
六、愛情類，無論古今中外愛情可說是歌謠中永恆的主題，不論是福佬系或客家系民謠都不例外，情歌所佔的比率甚高，像客家山歌就有不少男女相褒談情說愛的歌句；
七、童謠類，童謠是兒童生活中所哼唱的歌曲，其內容相當廣泛，在學校教育不普及的前近代社會，童謠不僅是兒童們的娛樂，也具啟蒙的功能。

流行歌曲市場的興起

二十世紀初期殖民化、近代化的腳步，使台灣社會的變遷加速，工業化、商業化的結果使都市的人口驟增，於是以都會居民為消費對象的城市小調興起。如果說民間歌謠是古老的鄉土樂音，那流行歌曲就是現代城市中的歌唱。一九二○年代前後台北市有唱片公司出現，三○年代台語（台灣社會一般稱閩南語為台語）流行歌風行一時，與歌仔戲同為民間的主要消遣娛樂。這些由唱片公司請專人作詞作曲，符合大眾流行品味的歌曲，其中不乏詞曲俱佳作品，如現今大眾仍朗朗上口的「望春風」、「雨夜花」「月夜愁」等。為數眾多幽怨哀愁的流行歌曲是鬱積年代人們心情的反映，殖民統治者雖高唱進步的神話，卻抹不去人們心頭的傷痛，流行歌樂成為殖民統治下苦悶心靈的最佳代言。

戰後的台灣，但百業蕭條，社會失序，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接踵而來，在政治操控嚴密，經濟逐步起飛的年代，流行歌樂雖不免被禁制改編，官方也以意識形態掛帥，刻意提倡國（華）語歌曲、愛國歌曲、淨化歌曲，但在不同的時期流行歌曲仍是大眾生活的最佳調劑，不論用的是國語抑或台語，其中有個人情感也有家國之思，歌詞內中國大陸固然是不少人心中的夢土，有濃厚鄉土之愛的歌曲也不匱乏，而更多的是記錄台灣社會形形色色的歌句。

七○年代以後現代民歌運動興起，爾後清新的校園歌曲，成為流行音樂的主流。
八○年代後隨著政治的鬆綁，流行歌曲的內容更趨多元，更能反映社會的諸多現象。不過在商業勢力的的併吞下，唱片業日益規模化，樂界開始重視歌手的塑造，偶像歌手成為年青人學習的對象，流行音樂中，「人」比「歌」的本身更形重要，市場上偶像歌手的汰換令人目不暇給，而暢銷歌曲更是稍縱即逝。民謠的年代早已遠去，正如同傳統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復返是一樣的，當然懷舊仍然可以成為商品，不論是深具古早味的民謠或是雋永的老歌，仍為消費商品的歌曲與時代轉換的見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