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與宜蘭歷史

詹素娟／Su-chuan Chan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理研究員）
2001-05-07 

宜蘭是族群文化多元而複雜的移民社會。自史前時代開始，蘭陽平原就有人類活動的遺跡。隨後噶瑪蘭人、泰雅族、平埔族與漢人陸續遷入，展開水與土地的生存空間之爭。蘭陽社會的族群史可做為台灣族群歷史的縮影，如今，蘭陽地區雖然以漢人文化為主體，但90年代以後，社會大眾興起一股本土文化的風潮，宜蘭人紛紛投入追尋自己祖先的根。於是，我們得以有機會一睹蘭陽舞台上的另一場族群文化盛宴，從中體會保存自身母語文化的重要性。本週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理研究員詹素娟與我們細說宜蘭的族群開拓史。 

歷史上的宜蘭，以蘭陽平原為主要活動舞臺。雖然蘭陽平原面積只有330 平方公里，卻由於擁有複雜的族群、豐富多元的文化，而在歷史過程中交織、糾葛出一幕幕動人心弦的悲喜劇。 

多族群文化背景從史前時代以來，蘭陽平原就有史前人類活動居住，他們是噶瑪蘭人，主要分佈在低濕沼地，依傍溪流而居、形成數十個村落。雪山、中央兩大山脈的廣大山區則是泰雅族群的活動天地；而十九世紀初才從西部遷移進來的西部平埔族群，也和噶瑪蘭人發生密切的關係。至於嘉慶元(1796)年開始以集團方式入墾的漢人，因人數眾多，不但對本地所有南島民族造成重大衝擊，並且快速成為蘭陽平原的主要人群。 

蘭陽溪的隔絕性與「溪北」、「溪南」的開墾 蘭陽溪是蘭陽平原裡最長、最大的河流。流入平原後，在扇端形成網狀流路。充滿礫石的廣闊溪灘，水道游移不定，下游則水路分歧易變，水淺流急；在近代堤防修築之前，蘭陽溪可說毫無通航與使用上的便利性。因此，蘭陽溪將平原切割為二：形成「溪北」、「溪南」兩個歷史發展步調不一的地區。 

十九世紀初，以吳沙家族為首的漳、泉、粵三籍漢人，運用「結首制」組成拓墾集團，大舉進入蘭陽平原。由於組織嚴謹，開墾工作進行迅速，不過十五年光景（嘉慶 1-15年，1796-1810），就已開墾蘭陽溪北的土地；而從噶瑪蘭廳的設置到嘉慶、道光兩朝更替的十年間，溪南草埔也很快轉變為水田稻作的農地。

道光至光緒年間(1821－1895)，漢人與平埔族群共組開墾集團，深入蘭陽溪上游，開墾今三星鄉及一部份員山鄉。經由此一長達百年的入墾過程，蘭陽平原遂轉變成以漢人為主的街莊世界。

清朝政府的難題

噶瑪蘭初入版圖，清廷必須處理的族群問題有四：
一是如何阻隔中央山地的泰雅族人，使其不得逸入平原墾區，造成治安的困擾？
二是在漢人自行入墾、國家不及防範的前提下，如何彌補溪北噶瑪蘭村社已經形成的土地流失問題；及如何防止溪南噶瑪蘭村社重蹈覆轍，以保留適量土地讓他們維持基本生計？
三是如何在兼顧噶瑪蘭人土地所有與生計的同時，也能妥善控制漢人的開墾秩序，並進行土地的分配？
最後，則是如何安排西部平埔族群的角色與生計？

針對泰雅人，清廷與民間沿山腳連續設置二十處隘寮，形成一道防線，以遏止山地住民出草。這些隘寮，不僅形成武力防堵線，也反映山地、平原住民的族群邊界。至於噶瑪蘭人的土地與生計、漢人的入墾及土地需求，事實上是一體兩面、無法分開對待或個別處理的問題；清廷採用一種特別的土地制度「加留」制，以同時解決雙方的需求。西部平埔族，因其外來者的特殊角色，不能納入官府對漢民的資源分配範圍，也未能享有噶瑪蘭的土地福利，而變成蘭陽平原上處境尷尬的真正少數。

漢人與噶瑪蘭人的生存空間競爭

漢人的農業拓墾，目的在獲取土地、並將「荒埔」轉變成適於水田稻作的農地。因此，漢人不但在拓墾過程中，由領導者分配土地；清廷也想盡辦法，替漢人製造租佃土地的機會。清代宜蘭開築多條埤圳，灌溉田園，可耕地因此快速水田化。然而，漢人改造土地生產方式的結果，不僅引進水利制度，也導致自然生態的改變。漢人眼中有待改造的「荒埔」，原是噶瑪蘭人狩獵的草地；曲折、蜿蜒、易氾濫的溪流，提供噶瑪蘭人豐富的水生資源與交通管道。全面性的水利設施使蘭陽平原成為稻米產量穩定的穀倉，但另一方面卻使噶瑪蘭人從此失去經營、維持傳統社會文化生活的自然環境。
不僅如此，漢人街莊的大量成立，也使噶瑪蘭村落被緊密包圍；蘭陽平原的空間族群性開始從量變步入質變的過程。 噶瑪蘭人在進入清代國家體制後，傳統社會文化開始產生巨大變遷。此變遷一方面造成噶瑪蘭村落「貧窮化」，一方面使噶瑪蘭人成為大環境中最底層的社會階級。族群差異與貧窮、低位階相互結合，形成生活困難、備受歧視的族群處境。離開原居地的族群關係、尋求新空間的生存機會，是噶瑪蘭人解脫困境的策略。

噶瑪蘭族的遷徙

我們發現，噶瑪蘭人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不但在蘭陽平原境內、境外展開大大小小的移動，使其分佈超越原居地的空間範圍，還可以歸納出一個大致的趨勢：
溪北的部份社眾，往頭城靠雪山山脈的狹小海岸平原遷移；
溪南的部份社眾，則往接近中央山脈的蘇澳、南方澳遷移。
而無論溪南、溪北，共同吸引噶瑪蘭人與西部平埔族群起而去的新天地，則是三星地區與花蓮平原。 
近一百年來，花蓮平原、東海岸一帶一群被稱為「加禮宛族」的人，就是南下遷徙的宜蘭噶瑪蘭後裔。這群移民的宜蘭原鄉，雖然包括溪南、溪北好幾個村落，但因大多由加禮宛港(今冬山河接蘭陽溪出口)移出，而在花蓮地區被稱為加禮宛人。到今天為止，包括花蓮縣新城鄉、花蓮市、豐濱鄉，及臺東縣長濱鄉等處，都有噶瑪蘭後裔分佈；其中人數較具規模的聚落，則為：新社、立德與大峰峰。

族群意識的甦醒與復名運動移居花東，使噶瑪蘭人的傳統社會文化與母語得以部份保存；「我是噶瑪蘭」的自覺，也使其族群不像其他平埔族群那般隱晦。九○年代以來，隨著社會大眾對認識本土文化的強烈需求，噶瑪蘭後裔也開始追尋自己的歷史、強調族群意識、要求政府予以正名與承認，此即噶瑪蘭的復名運動。

玉山與台灣人的認同歷史

本文取自台灣歷史學會

 戴寶村／Tai Pao-tsun
2001-11-19 

玉山是在群山之中的高山，每年積雪期可連續達四個月，其高峻與晶亮的形象，反映在台灣漢人及原住民的認知傳說中具有多種面貌。玉山不僅是群岳顛峰，也是大河之源，它是台灣最長的溪流──濁水溪，以及荖濃溪和楠梓仙溪等溪流的發源地。如此集神話傳說與地理重要性於一身的東北亞最高峰，在台灣人的心目中，它曾是遙不可及的形象，亦曾是殖民者與統治者彰顯其權力的象徵。一九八五年，玉山國家公園正式成立，山川百越得以褪去政治圖騰的外衣，還其自然本貌，讓台灣人民親身貼近與感受它。本週台灣歷史之窗特別邀請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戴寶村執筆，闡析玉山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為台灣人認同意象的變遷過程。
台灣是一多山的海島，全島絕對高度高於1000公尺的土地面積占32﹪，山區高度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超過200座，其中玉山山塊的主峰玉山高達3952公尺，為全國最高峰，亦為東北亞最高峰。台灣面積約36000平方公里，卻有高度接近4000公尺的高山，在世界各國中，國土面積與山嶽高度對比的情形是獨一無二的現象。

清代漢人傳說中的神山 
在清代漢人眼中，玉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遙遠意象，形諸文字往往具有神奇傳說色彩。郁永河在1697年的《裨海紀遊》〈番境補遺〉中對玉山的敘述是：「玉山…白色如銀…；皆言此山渾然美玉，番人既不知寶，外人又畏野番，莫敢向邇。」1837年柯培元在《噶瑪蘭志略》中記錄當地原住民口述的玉山之行：「一路深林密箐，蛇虺向人噴火，…時有怪鳥異獸出沒林間，…仰視峰間一圓洞如門，白氣騰空，精光射目，…據此則玉山石盡水晶矣。」玉山的積雪景象被珍奇化，遙遠未知則被附會而加以神怪化。 

八通關（發亮的山）－－原住民的玉山情 
鄒族原住民稱玉山為「Pattonkan」山，意思是發亮的山或石英之山，漢字寫成「八通關山」。布農族則有一則關於玉山的高山始祖傳說，大意是祖先曾遭遇洪水而到玉山頂上避難，因小米失落而缺糧，捕捉動物供作食物，並由紅嘴黑鵯帶來火種而解圍。鄒族對玉山發亮之指稱甚為具體，而布農族則進一步建立地景與族群歷史的聯結。
西方人對玉山的最早記載為19世紀末葉，美國商船亞歷山大號船長W. Morrison出航安平港發現玉山而記於航海日誌，之後，西方人士便沿用Mt. Morrison之名來稱呼玉山。 

新高山－－殖民者權力與知識延伸的指標 
日本於1895年領台後，對於海島台灣的崇山峻嶺與山區原住民即有高度關注，高度超過日本本土最高峰富士山的台灣玉山，更為其關注的焦點，因此不斷有人前往攀登探查，並有更改山名、建立神社、設置國家公園等措施，玉山以「新高山」之名被賦予新的認同象徵。
 1896年，陸軍步兵中尉長野義虎在9月16日入山，沿清代古道東行，9月28日登上玉山，這可能是日人首登玉山的記錄。 1896年9月，日人測量玉山高度為3950公尺，比日本富士山（3776公尺）還高，1897年6月28日，明治天皇諭令，將玉山改名為「新高山」。 
人類學家鳥居龍藏與學術探險家森丑之助在1900年4月11日登上玉山，在山頂豎立木標書寫：「我們日本的人類學研究，已延長到台灣的新高山頂，我們期盼將來的研究領域提升到更高的層次」。森丑日後並進行了五次以上的攀登玉山勘查，可能是日本人中攀登玉山次數最多者。 
在日本人將玉山改名並進行攀登勘查過程中，具有高度領有與編納意義的為總督石塚英藏攀登新高山之舉。石塚英藏是日本治台第13任總督（任期1929.7.30～1931.1.16），他在1930年8月4日登上新高山主峰。日本治台期間共有19任總督，其中只有石塚一人登臨新高山，總督是台灣最高權力者，其權力來自日本國內中央政府的授權，總督登上全台最高峰，象徵日本帝國對台灣的領有與納編，更有相當程度的「征服」意義。 
1930年代，日本政府擬在玉山設立國立公園。1933年「台灣國立公園協會」成立，1937年台灣總督府選定「新高、阿里山」、「次高、太魯閣」、「大屯」三處國家公園預定地，不過因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轉而南進與軍事擴張，此項建設遂無力推動，但由日人的調查與計劃，已可看出日本對帝國最高峰及其周邊地區永續經營的理念與企圖。

西望故國山河的最高點－－高度政治色彩的國府來台初期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新高山回歸玉山之名，但由於玉山在戒嚴體制下的山地管制，因此再度成為高峻遙遠的高山意象。1966年國府在玉山山頂建於右任銅像之事，則賦予玉山高度的政治色彩，藉豎立銅像之舉，建構玉山作為西望故國山河的最高點，鼓動民眾心懷「祖國山河」，深化反攻復國的宣傳。

台灣人自我認同為歸屬玉山的子民 
1970年代國府的外交挫敗，轉而求諸島內土地人民之支撐以化解外部政權合法性危機，80年代以後，台灣官方與民間的本土化走向，國家級古蹟的指定與國家公園的設立為表徵之一，1985年4月10日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正式成立，為台灣第一個國家公園。 80年代後期以來，以台灣海洋島嶼土地山嶽作為具體國土領域象徵的現象日益明顯，1995年，台灣區運聖火首度在玉山峰頂點燃。玉山山頂上具政治圖騰象徵的銅像在1996年5月初被發現已完全拆除推落山谷，玉山得以還原原貌，玉管處代之以刻上「玉山主峰」及「標高3952公尺」的天然巨石為基石。1997年起，《新觀念》雜誌社展開的「玉山運動」，結合商業、媒體、國家儀典，登山健身、藝文創作等內涵，對玉山進行不同意義的詮釋與實踐。1999年正式成立的「台灣國家山嶽協會」也致力營造讓人民認同玉山是「台灣國家第一高峰」的觀念。2000年5月20日新任總統就職大典中，演奏國際名作曲家蕭泰然的「玉山頌交響詩」樂曲，並配合詩人李敏勇的詩歌朗誦，郵政總局發行的新總統就職紀念郵票上，也以玉山作為背景，玉山隱然成為國家新領袖的堅實「靠山」，台灣人已自我認同為歸屬玉山的子民。 

玉山作為台灣人認同意象的變遷過程，在早期漢人眼中為遙遠神奇之高峰，原住民視為始祖傳說之地；至日人治台，將玉山改名為新高山，代表帝國的擴張成就，不斷進行攀登調查研究，象徵「知識」的征服；國府領台後，山地管制使人遠隔玉山，山頂豎立政治人物銅像，使玉山高度政治符號化。這種由人（國家）領有自然、支配土地，可說是「自然的國家化」的現象，而當台灣逐漸民主化、本土化、台灣化，台灣人認同自然大地，歸屬島國山海，回到土地包容人民，相當於「國家自然化」，而台灣最高峰的玉山，正高度發揮了作為認同地景標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