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和平 便不能繼續傷害台灣

本文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龍應台 2007-05-18

我們都知道，台灣海峽是全球「危險區」之一。五六百枚飛彈佈在中國海岸，對準台灣島群。需要這麼多飛彈來對付那麼小一個島，其實是蠻令人驚異的──中國的面積是台灣的256倍，人口是58倍。兩岸之間有多遠？從馬祖的海岸，你其實看得見對面行走的鄉親。一個戰鬥機飛行官告訴我，從新竹機場起飛到抵達對岸，6分鐘。

成長的經驗塑造價值

說台灣海峽是個可能威脅世界和平的「引爆點」這個用語，對台灣人而言，一點也不誇張。「引爆」不是說著玩的。在一個不到150平方公里的金門島上，仍有159萬枚炸彈，每1平方公里有1萬枚炸彈，而這還不包括50萬枚地雷和50萬顆子彈在庫藏中。金門島上7萬居民每一個人可以「分享」到22個炸彈，8個地雷，44顆子彈。台灣島上的軍火庫，也常常傳出爆炸。

戰爭離我們的記憶不遠。從1958之後的20年裡，大概有100萬個炸彈投進金門的土地上。我們在一種「戰時」狀態下成長。在我12歲之前，已經在學校演過很多次背著槍的小兵，用刺刀殺「敵人」， 在我18歲之前，已經參加過無數次的「國語演講比賽」，針對「光復大陸，拯救同胞」提出我的智慧和慷慨激昂的見解。

出海的漁民受嚴格管控，而且基於「安全」理由，長年不被允許備有充分的通訊器材，暴風來時，只有沈滅的命運。我們有1500公里的海岸，但是，海岸是軍事重地，所以很多人不會游泳。對海，我們恐懼。

所謂 siege mentality，「被封鎖心態」，我們是很熟悉的。

我在1979年認識了第一個大陸的「中國人」。比較彼此的成長過程，發現我們其實很像：他也演過小兵「殺敵」，他也參加過演講比賽，唱過無數的愛國歌曲。我們之間的差別只不過在於：他的「英雄」和「烈士」是我的「叛徒」和「罪人」，我的「偉人」和「救星」是他的「匪」和「幫」。「革命」這種詞在我聽來帶點兒恐怖，在他卻是義正辭嚴。他說的「左」，代表「反動」，「落後」，「保守」，剛好是我心目中的「右」。

因此，我們之間的價值觀差別大嗎？在深層的價值上，我們其實是一模一樣的。英雄和烈士、叛徒和罪人的名字換了，但是判取忠奸的價值標準，完全是同一套。

差別，是在1987年台灣正式地成為一個民主社會之後才顯著的。在台灣，一統的「大敘述」、大寫的「真理」被無數細碎的「小敘述」所取代，大寫的任何偉大理念都被小寫的個人價值所凌駕於上。任何共識都不得不經過爭取和格鬥而後獲得。民主使得台灣人的價值觀有了一個深刻的改變：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兩者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的認定，和從前，也和現在的中國，有了比較根本的不同。

中國不是鐵板一塊

人權，是民主體制裡一個核心的價值。在這個關鍵的觀念上，台灣和中國大陸也有嚴重的分歧。但是，當我把「人權」和「中國」兩個詞相提並論時，諸位很可能以為我要談的是有多少作家、記者以言論獲罪，被關在牢中，或者，中國每年有多少死刑犯，每年有多少農民房舍被強制拆除而流離失所。諸位是西歐人，我認為，這種談論人權的方式，你們聽得太多了，因為這是西歐的主流談法，我反而願意提出另一個角度供諸位思索。

沒有錯，言論控制是中國每天的現實，而且隨著科技發展，它控制個人和媒體的技術跟著日新月異。但是在這我們目睹的集權管控的同時，我們或許也不能不同時看見正在發生的改變。在2005年，據統計有9萬多次的大型群眾示威和抗議事件在中國發生。這代表人民的權利意識在快速成長中，2003年甚至被中國媒體稱呼為「維權年」：年輕的律師協助農民控告政府侵權，中產階級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上法庭，作父母的爭取教育權，愛狗的上街呼籲尊重「寵物權」等等。

我認識到的是，中國並非一塊鐵板，它的價值觀也在分裂中，而且在我們比較看不到的內部，價值正在進行彼此的拉鋸。全球社區的責任可能就在於，深刻認識這個價值觀在變動中的新中國，然後清楚知道我們要做些什麼，不做些什麼，才能使中國內部理性、開放、和平的那一半力量在價值的拉鋸中得到上風。

台灣有人權問題？

諸位可能覺得奇怪，台灣有人權問題嗎？

這樣說，假定我們有這麼一個小社區，因為什麼理由，我們不准許這個社區裡的人出席任何會議，參與任何決策，我們不准許他們出現在任何全體社區的慶典、哀悼、紀念的重要場合上，而且，我們禁止這個社區的領袖離開他的社區進入我們的範圍內。甚至於，如果大社區失火了，我們不通知他們。甚至於，我們不准許他們以自己的名字稱呼自己。

請問，這叫不叫人權侵犯呢？

就經濟力來說，台灣是全球第15大經濟實體。就人口來說，台灣是全球200多個國家中第48大。但台灣被摒除在幾乎所有國際組織之外。它必須用金錢來「買」外交。它的領袖出行時，受盡羞辱。陳水扁總統在2006年「迷航」 國際，固然是他個人的行事方式極為可議，但是他所招來的屈辱，不是他個人的屈辱，是整體台灣人的屈辱。

國際社區對於台灣在政治上的孤立處境，是有所瞭解的，但是我認為，國際社區對於這種孤立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它對台灣人民傷害的程度，沒有絲毫認識。並非只在政治領域台灣被「隔離」，「隔離」其實滲透所有層面：藝術、學術、公共衛生、 教育，所有領域。就以藝術來說，譬如在威尼斯展中，台灣無法在公共的國家館園區中展出，必須在區外另找場館，而已有的展館，還要年年擔憂是否保存得住。

最突出而尖銳的例子，當然是「非典」事件。疾病爆發時，台灣衛生官員緊急知會世界衛生組織，要求其提供資料和協助，得到的答案是，你不是會員，請去找北京。但是在疾病爆發初期，北京官方根本還沒準備好如何處理自己的問題。

台灣的2300萬人先是經過37年之久的戒嚴，戒嚴就是一種鎖國，然後在戒嚴的後期，又開始了長達35年的國際封鎖，一直到今天。37年戒嚴和35年封鎖，不可能沒有「症狀」出現。2006年一份台灣雜誌的調查結果是驚人的：

80％的台灣人不知道聯合國總部在哪裡

80％的人不知道諾貝爾文學獎在哪一個城市頒發

80％的人說不出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裡

60％的人說不出德國用什麼貨幣

60％的人說不出雅典在哪一個洲

你不能以為這個調查是在偏遠鄉村裡做的，不，它的主要調查對象是在台北，而台北的人口，是華人世界裡平均教育水準最高的城市。

聯合國成員怎麼解釋？

所謂國際，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共同的全球社區，而台灣人完全被剝奪了參與全球社區的社會權和文化權。諸位是否知道，剝奪社會權和文化權，是違反聯合國的人權憲章的。

請讀一下聯合國人權憲章第2條和第22條的條文：

— 本章所涵蓋之權利，不可因個人所屬的政治、司法或國家的國際地位而有受影響，不論他所屬的是獨立的，託管的，不自主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主權管轄。

— 透過國家的努力或者國際的合作，每一個個人都有經濟權、社會權和文化權，這些權利對於他的尊嚴和個人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西歐國家都是聯合國的成員，請問你要怎麼對台灣的孩子們解釋這兩個條款的精神呢？

為了世界和平

37年的自動封鎖，35年的被迫封鎖，不論自動或被迫，人民何辜？今天國際對台灣的孤立和「遺棄」，使台灣人覺得，他們因為爭取到了民主而反受「懲罰」。全球社區一旁冷眼觀看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孩子，明明在全球化的大村子裡頭成長，他們稟質優秀而且加倍努力，但是他們被剝奪了全球公民籍，也被剝奪公民的基本尊嚴。

這種剝奪的傷害後果是雙重的：

一，台灣的民主無法做實質的提升。請諸位告訴我，一個完全無法參與國際事務，無法從國際事務中得到演練，更無法對國際盡責任、負義務的社會，有可能成為高品質的民主嗎？

二，台灣的孤立持續，人民的挫折加深，對於孤立的「始作俑者」─中國─的敵意更強，與中國對抗或分離的意願也就更甚，台海衝突的可能性，更高。

國際社區要關心台灣處境，不是只為了台灣人，而是為了全球村本身的安全。邏輯其實這樣簡單：在中國尋求現代化的路途上，台灣經驗──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是中國一個最重要的參考系。如果說，一個開放、理性、有公民參與的中國對於世界的和平穩定是必要的，那麼全球社區就不能不重視台灣的重要。也就是說，台灣的民主愈得到全球社區的支持和呵護，台海的穩定，世界的和平，就愈得到保障。

國際對於台灣的封鎖，對於台灣孩子全球公民人權的剝奪，你不能視而不見，它必須停止，不僅只為了台灣，更為了國際的和平。

（本文係龍應台應英國劍橋大學之邀，擔任今年度「川流講座」學者，於5月17日所作公開演講的講稿內容摘要）

原住民、早住民與新住民

原住民、早住民與新住民Original, Early and New Inhabitants
戴寶村／Tai Pao-tsun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2001-12-17 載於台灣歷史學會[台灣之窗]

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通常有所謂原住民、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四大族群之分，多元族群形塑台灣豐富多樣的文化，而觀察瞭解族群關係的歷史演變，及族群意識發展出的台灣人的認同，乃是建立台灣為一永續發展國家必須面對的課題。本週「台灣歷史之窗」特別邀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戴寶村執筆，以「原住民」、「早住民」與「新住民」三個名稱重新定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不同族群，除述說各族群文化之演變與分流，亦闡述各族群關係與生活上之融合，多元文化的命運共同體乃台灣國家建構的歷史與未來。

原住民族--被邊緣化的族群歷史

台灣的原住民族分成十族，目前還在擴衍分族中；39萬人口僅佔台灣總人口的1.7%，各族人口差別甚多，分佈地區又廣，一世紀前才由部落社會編納入近代國家體制，由於長期受外來政權機制的統治及資本主義經濟衝擊，加上文化教育改造，使原住民族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一直處於低落化、邊緣化的處境。

近年來隨著原住民社會運動與政治民主化的走向，原住民事物才成為比較受重視的公共政策，各級政府設立原住民事務部門，教育文化方面也漸有改善。平埔族原住民與早期漢人移民混融而喪失期族群文化特徵，但「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俗諺和陳順勝、林媽利醫師有關台灣人遺傳基因的研究，提供了台灣人原生論的認同基礎。

文化再興喚起族群意識與族群認同

平埔族歷史、祭儀、音樂等的文化再現，使一些人重新發現自我而要「脫漢入番」，移居到花蓮的噶瑪蘭（Kavalan）人提出列入原住民第十族的要求，因邵（ Sao ）族已正名成功，他們可能繼續推動歸屬第十一族原住民的訴求，而十族原住民則有再分族的現象，如花蓮的太魯閣（Truku）族也一直想從泰雅（ Atayal ）族分立出來。另外，原住民為了進一步爭取其族群權益，鄒（Tsou）族和達悟（ Tao ）族已在醞釀自治運動。漢人從原漢關係追求尋根認同，原住民的族群運動則呈現追求公平權益，同時也在建構族群認同。

原住民的移民因素與定居初期

漢語系移民主要來自中國福建、廣東，因而有福佬（ Holo ）客家（ Hakka）之分，福佬人口約佔 70%，客家人口約佔 15%，相對於原住民實可合稱為「早住民」。早住民受迫於人口壓力的經濟因素而冒險渡過黑水溝來台，因此有「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六死三留一回頭」的心酸諺語。
早期移民以「賺食人」的心態打拼開拓生活的園地，面對清帝國政府的劣政污吏經常豎旗抗官，不過卻從未成功，如1786-1788年林爽文起兵反清，一度控制近半個台灣，是清代台灣最大規模民變，但因缺乏號召全島住民的政治理念和動員機制，林爽文軍隊南下想進攻台南府城，在嘉義遭到同屬漳州祖籍的諸羅城人守城頑抗，客家人基於保衛鄉土安定家園的觀念，也助清軍平亂。林爽文終於失敗被殺徒留「爽文路」、「爽文坑」的地名而已，相較於同時期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戰爭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美、法兩國的獨立建國與君主立憲，開創歷史影響全世界，林爽文的反清只是「官逼民反」的原始反抗而已。

族群屬性漸模糊，福佬、客家一家親

清代台灣的福、客、漳、泉族群因語言、習俗、信仰有別、經濟資源的競爭加上清政府「分化利用」的統治政策，使異族群人民一再爆發分類集體械鬥，甚至造成族群關係的刻版印象化。然而隨著落地生根的生命史歷程而「在地化」，所謂：「一代親二代表三代散了了」，終而「金門不認同安，台灣不認唐山」。清治末期一八八四年法軍攻台，不分福、客人士均出力抗法，「西仔來打咱台灣，大家何齊來打番（法國人）」的諺語就是台灣人敵愾同仇的表徵。

日本治台之後，有效率化的行政、全島交通體系的建立、語文資訊傳播等更有助形塑全島的一體性。如今已漳、泉難分，很多人對自己的族群屬性已相當模糊。這些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福佬客知道自己是「客底的」，原來福佬、客家一家親，早已創造「Halo」一族。

從「外省人」到「新住民」--「芋仔」、「芋蕃」在台灣

一九四九年，約一五○萬中國大陸各省人民移居台灣堪稱是上世紀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移民，這些移民及其後裔長期被稱為「外省人」，隨著歷史的推移，此用語今日已不盡適用，尤其是「台灣省政府」的「省」等成動詞用而廢省之後，應該用帶有動態演變的「新住民」來取代外省人一詞。新住民因移民時間、地區、背景、居住分佈、職業、心態等與早住民有所不同，加上二二八事件與長期不民主的威權體制政治情勢，造成所謂的省籍問題，族群關係問題過去在國民黨營造全民團結的假象下隱而不顯，然而族群要素常在自然或有意的情況下，對政治事務發揮動員機制的作用。

新住民的落地生根

早住民與新住民族群有所不同是自然現象，但是差異未必就會對立。半個世紀來，異時移民群共處海島台灣的生活空間，接受相同的教育，超過百分之二十的異省通婚率，尤其新住民移台時和清代一樣是男多女少，「芋仔」和「蕃薯」所生的「芋蕃」就是「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再版。名作家馬奎斯曾言：「一個人若沒有他的親人埋葬在他所生活的土地，他就不是屬於這片土地的人」，這是從生到死認同歷程的最佳詮釋。目前從新住民的「開台祖」算起也已進入第三代，用三代在地化落地生根的角度來看，新住民也都同樣是台灣人。

族群融合，營造永續發展的生活環境與國家

原住民、早住民、新住民間有族群文化差異，族群因素影響政治動員也是常態，這些並無礙於立基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國家建構。早在一七二一年，由朱一貴反清事件而激起族群分類對抗，隨清軍來的藍鼎元就曾呼籲台人：「…汝等客民與漳、泉各處之人，同自內地出來，同屬天涯海外、離鄉背井之客，為貧所驅，彼此同痛，幸得同居一郡，正宜相親相愛，何苦無故生嫌隙，以致相仇相怨，互相戕賊？」因此台灣人無論先來後到，應該相互瞭解，欣賞不同族群的語言、文化，建立人地相依的在地認同，營造永續發展的生活環境與國家。

一種新剝削形式：俄羅斯、印度和台灣

本文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王杏慶 (南方朔) 2007-07-23
原文來源：中國時報

有關「剝削」的問題，近代學術思想界荒廢得已經很久了。縱使有人研習，也只把「剝削」視為個體或個體經濟的層次。但到了近年，由於世界的變遷，許多政府的短視無能，新型態且大規模的總體式剝削已日趨普遍。當代學者沃塞默(Alan Wetheimer)、謝克納(JudithShklar)等即指出，「剝削」已成了一種人們在日常生活裡即可隨時遇到的現象，而且「總體式剝削」已日益普遍，「剝削」已應當做一種獨立的現象來研究。

而「總體式剝削」特別是國家機器的角色，我們可以舉俄國的莫斯科為例。從2006到2007，莫斯科已連續兩年成為全球生活費用最昂貴的城市。如果把在紐約生活的平均花費設定為指數100，莫斯科整整高出了34.4%，倫敦則高出了26.30%。這意謂著一個紐約的中產階級到莫斯科生活，他就會發現自己居然變成了窮人階級。而莫斯科之所以生活費用騰貴，主因當然是俄國本身新富階級的熱錢，以及國際游資，加上俄國本身黑道的金錢，合力炒高了房價與物價所致。由於俄國本質上仍是貧窮社會，於是普通莫斯科人遂必須面對高房價高物價持續的剝削。

在莫斯科舉世第一昂貴這種假性繁榮下，所隱藏的是普遍市民的被嚴重剝削。以及暴露在這種剝削所造成的色情氾濫、竊盜大盛、黑道橫行等風險中。普遍莫斯科市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卻承擔了政府施政錯誤的一切後果，這種嚴重的物質和身心受到剝削，那剝削的源頭不是國家機器又是甚麼？英國「經濟學人訊息中心」做了一個全球最適生活城市調查，第一名是加拿大蒙特婁，莫斯科連排名都進不去。當一個政府由於觀念偏差、施政錯誤，造成國家資源的錯置，而讓平民受到經濟扭曲下的被剝削，由這個例子已可看出「總體式剝削」是如何的嚴重了。

由莫斯科這個例子，就必須再提另一個更值得警惕的例子─印度了。

近年來印度為了追求高成長，而對外國財團和當地財團特別溫馴。它藉著引進外資─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投入股市房市，而本身則以低利率，快速的信用擴張，單單去年，印度對公司及家庭的信用擴張即達百分之卅，為中國大陸整整兩倍，今年上半年則持續擴張又再百分之廿八。由於擴張所造成的通貨膨漲率最高達到百分之六到八，遠遠超過短期利率，於是社會資金更加被導向到股市和房市，更造成股市房市的狂飆，以及物價的騰貴。

在過去一年裡，印度已出現平民階層反抗物價的流血暴動；也出現印度政府為了炒作房市而徵收貧民用地，貧民社區也流血反抗的多起事件。印度追求短期繁榮假象的結果，和莫斯科相同，都是使得普通人民遭到嚴重的剝削，而除了剝削外，更嚴重的是印度由於資源排擠效應，它在改善教育、強化基本建設，以及為了進一步發展所必須的電力設施等方面皆無力管制。印度五年計畫的電力計劃落後百分之五十，農村青少年的教育和婦女文盲高達百分之五十等皆毫無改善。包括印度裔英國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皆已指出，當缺乏基本面改革的支撐，印度即難有可持續的共享式成長。

由莫斯科和印度這兩個由國家機器帶頭，炒高了股價、房價和物價，而讓普通人民受到嚴重剝削的戲劇性倒證，當今台灣非理性的財經狂亂景象，其實已有了極佳的參考指標。繼股市房市狂飆後，它第二階段以剝削人民為主的效應已告出現。我們已可預估到，我們國家機器為了選舉目的而炒做股市房市，它所造成的物價狂飆已告登場；到了第三階段，就會像莫斯科和印度一樣，受到剝削的人民將會色情及犯罪大盛，暴露在這種風險下的民怨也將日益升高。治國從來就沒有簡單而只求短線效果的方法，搞短線的結果，最後必然是一切負面效果全部湧現，肥了外資與財團，而讓人民遭受到最重的剝削之苦，本國有限的財政及金融資源也加速的被掏空！

因此，台灣的普通善良百姓，甚麼事情也沒做，卻即將遭遇到物價飆漲之苦。這乃是一種以國家機器為主導的剝削，國家機器創造出一種情勢，使得人民在消費行為上蒙受到「不公平的交易」狀態。而「不公平的交易」，即是剝削。民進黨政府目前所做的剝削，乃是剝削中產市民以及小生意人階級以圖利財團的新剝削模式。

其實，國家機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剝削調控的角色，並非始於今日。多年前，哈佛商學院教授愛莉絲．艾姆斯登（Alice H.Amsden）在一項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裡即指出，台灣在日據時期為配合「工業化日本，米糖化台灣」的策略下，即對台灣農業建構出強勢的管控體系。台灣光復後，這個體系即被國民黨政權接替，成了抽吸資本進入工業部門的通路，這雖是政府的調控作為，但對農業部門而言，這種農工部門的資本流動當然是一種剝削。這種剝削率在一九五三至六八年間，其平均年增率達百分之三點八。它主要是透過肥料換穀這種「不公平交易」而完成的。當時台灣肥料價格比國際平均價格昂貴了百分之四十，這就是剝削率。

國民黨時代，國家機器的剝削模式乃是剝削農業部門而將資本導入國營企業和當時的中小企業部門，它所依靠的則是日據時代那個舊體制。而今天民進黨所展開的國家機器剝削，所依靠的也還是繼承自國民黨那個時代的體制。但剝削對象已變，它是在剝削普通市民階級以灌溉外國及本地財團，而其終極目的，當然是要藉此保衛政權。由當今新剝削關係，如動員國家控制的退輔費基金和勒令行庫拉抬股市房市，也的確顯示出台灣的經濟，在本質上仍是一種「統制性經濟」，台灣的市場仍必須向政治低頭！

今天的台灣，其實已走在莫斯科和印度的舊路上。政府為了營造繁榮假象而炒高股市房市，這種炒作方法，錯置了國家資源，扭曲了工商業對利潤計算的方式，不必國際油價及原物料價格上漲，它本身就已具有拉抬物價的動力，這種物價動力再加上國際價格上揚，自然一發不可收拾，而積極的被剝削者當然是普通市民階級。

目前全球已走到景氣循環的向下波段。歐洲房市已告停滯，美國的房市也出現疲態，消費也同樣日益趨緩。台灣趕在這個末段時刻炒做股市房市，它的可持續時間已注定不會太長，物價的快速狂漲即是證明。它會給台灣甚麼樣的災難，可能已值得我們未雨綢繆了！

國家

本文取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作著：龍應台_2007/11/02
原文來源：中國時報-三少四壯集

我驚訝萬分地發現，台灣人有一個日常詞彙在香港是從缺的。

在台北，人們來來去去，宴會上碰面時的相互問候往往是；「回國了嗎？哪天再出國？」

七百萬香港人住在一個大機場旁邊，人們每天在那裡進進出出，機場簡直就是香港人家門口的巴士總站──到任何地方都要從這裡進出。但是，他們離開香港不說「出國」，回到香港不說「回國」。顯然在香港人的意識裡，香港不是「國」，而且，不屬於什麼「國」。那麼，他們怎麼說呢？

我豎起耳朵仔細地偷聽，發現，他們是這麼表達的：

「我明天要去上海。」

那可不是「出國」。

「曾蔭權昨日返港。」

那可不是「返國」。

報紙會說，「金牌選手踏進機場，受到港人熱烈歡迎」，但絕不會說，「金牌選手返抵國門，受到國人熱烈歡迎。」沒有「國門」，只有「機場」；沒有「國人」，只有「港人」。

香港人在談香港的時候，絕不會用到「國」這個詞。當他們真的用到「國」這個詞的時候，通常指的不是香港，而是另一個地方──那個很大、很大的羅湖以北的中國，或者是維多利亞港邊矗立的那個「解放軍大樓」。香港有立法會，但不是「國會」。有官立小學，但不是「國民」小學。有香港大學，但不是「國立香港大學」。有人會高喊愛港，但請不要把愛港和愛國混為一談，一轉成「愛國」，就變成完全的另外一套含意。在香港，「國」這個詞，是保留給中國獨家專用的。

台灣人可大大不同。人們總是在「出國」「回國」，總統出國之後要返抵「國門」，他要對「國人」有所交代。知識份子關心的是「國事家事天下事」，被政府尊為專家請回來的海外學人，出席的是「國是」會議。價值觀上起辯論時，「國情不同」常被提及。軍事基地中最大的標語還是「效忠國家」。學生在學校裡說的是「國語」，學的是「國文」。撕頭髮、丟茶杯、打成一團的是「國會」，「國會」裡頭大聲咆哮爭吵的是「國歌」、「國旗」、「國徽」要不要換的問題。都市重新組織時，做的是「國土規劃」，經濟問題的討論，鎖定在「國力」的提升上。

因為對「國家」究竟是哪一個發生了錯亂──中華民國到底還要不要，台灣民主國究竟是玩真還是假，都弄不清楚了，所以才漸漸捨棄行之多年的「愛國」之說，而改採「愛台灣」的口號來動員群眾。除此之外，「國家」還是在人們的心念裡的。大學校長們開會的時候會說，「我們要為國家培育人才。」知識份子痛心疾首的時候，會說，「今天的台灣，國不國，君不君，沈淪矣！」紅衫軍在廣場上守夜時，從婆婆媽媽們嘴裡最常聽見的兩句話，一句是：「有這樣的總統，叫我怎麼教育孩子啊！」另一句就是，「國家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在維多利亞公園裡，那第二句話翻成廣東話就會變成：「香港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國家」這個詞，在香港人的意識裡，是個比較遙遠的、沒有輪廓的東西。

但是，香港的歷史多麼複雜。到八十年代，每年十月十日還有很多門戶裡會竄出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一年一度，在風裡飄舞。跟現在的台灣也許沒關係，人們帶著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國家」意識，繼續以一面旗表達心裡的感覺，那種感覺，可能很混沌，說不清道理，也許只是一種情緒，一種記憶，一種和過去的人與事的鄉情連結，是一種私密的個人歷史情感，和政治理論與歷史真相甚至扯不上關係。

我碰見這麼一個禿了頭的出租車司機，知道我是台灣人，一面開車一面就說，「我是調景嶺長大的。從前讀書的獎學金都是中華民國救災總會發的，畢業後還被送到台灣去做三個月的技職培訓。很感激。到現在都還覺得，一直沒有機會回報，掛在心裡。到今天，聽到國歌，我還覺得很激動。」

從後視鏡裡看他，看不清他的臉，但是他低沈的聲音，充滿了滄桑和情感。

別碰我的國家_齊瑪曼在美的最後一場演奏

焦元溥 2009-05-11
本文來源：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原文選自聯合報

這真是最後一次

4月27日，我在倫敦聽阿格麗希（Martha Argerich）演奏普羅高菲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由於先前取消風聲不斷，能見她現身實是萬幸。但坐定不久，卻發現鄰人討論的話題竟不是阿格麗希，而是昨日遠在洛杉磯迪士尼廳的波蘭鋼琴大師齊瑪曼（Krystian Zimerman）──在演奏最後一首作品前，他兩度遲疑，最後仍側身對聽眾說：為抗議華府軍事擴張政策，包括在波蘭設置長程飛彈，這是他在美國最後一場演奏。

鋼琴家的聲音雖然低沉，全場卻都聽見那句嚴正的譴責：「Get your hands off my country（別碰我的國家）！」

這並非齊瑪曼首次表示。去年他已宣布，只要美國一天沒為伊拉克負責，包括認錯、究責、賠償、重建，他就不去美國演奏。因此他今年四月的美國巡迴，別說我不相信，連美國人都沒當真，卡內基音樂會降至十美金學生價都乏人問津，只因大家認為終會取消。

因此，當三月初接到他的簡訊，告知不得不再去美國演出時，我驚訝之外也只顧著通風報信，告訴親友切勿錯過。

怎知，這真是最後一次。

齊瑪曼私下幽默風趣且健談，但若公開發表言論，用字遣詞必經千錘百鍊。拙著《遊藝黑白》中的齊瑪曼訪問，是他廿三年來唯一長篇，英文修稿來回八個月；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每晚在傳真機與電話旁守候，覺得要改到地老天荒的「充實感」。國際樂壇有太多人努力製造話題，從話題中維持知名度，而從名氣獲得財富；齊瑪曼從不如此。而他的知識、學養與能力，沒有親眼見證，根本無法想像。有次我送上一首鋼琴新作，他當場翻過一遍，竟立即指出認為必是錯誤之處。當我回報作曲家，果然證實是打譜疏失。齊瑪曼虔心專注於音樂和技巧，其樂一如其人：縱使光芒萬丈、燦美無雙，琴音裡卻沒有一聲炫耀張揚；無論世人給予何等榮耀，他始終嚴謹篤實。

身為波蘭與世界公民，不能裝聾作啞！

但自美國二次伊拉克戰爭後，面對這樣荒唐恐怖卻無人制止的大錯，齊瑪曼再也不能容忍。「即使現在許多人處於民主政體，我們仍要思考民主的意義和實踐的方式，不然一樣成為受害者。許多人認為我們擁有民主。錯了！我們並不擁有民主，而必須製造民主。民主本身並非自由，而是承擔責任的開始。」即便是伊拉克戰爭或美軍虐囚，許多人都認為那是「政治」，而藝術家和政治無關。但齊瑪曼認為那是公民責任，是生而為人的道德堅持與義務。更何況，熟識他的人都清楚，那堅定信念背後，是血淚鎔鑄的私人情感：「只要能讓一個人，一個人就好，覺察到這世間的不公不義並起而改變，你就不虛此生。」──他曾緊握父親臨終前的手，在病榻前答應老齊瑪曼延續傳家的道德信念；這是他永遠不會忘記的人生功課。

保持道德原則是一回事，但要什麼樣的勇氣，才能讓他選擇一個最負責任，但也對自己最不利，可能造成最大傷害的做法？換作他人，大可留在歐洲遠遠放話，或在音樂會後開盛大記者會轟轟烈烈痛罵。但齊瑪曼既已在2008年宣布和美國說再見，那就正式去一次和聽眾道別。他不怕噓聲或叫罵，不畏可能的威脅或攻擊，不願躲在記者會的保護傘下──是的，要說就當面說。他選擇在舞台上告訴美國聽眾：我依然為你們演奏，但伊拉克問題一日不解決，華府東歐外交又讓我的祖國重回冷戰。身為波蘭與世界公民，我不能裝聾作啞！

讓世人看到藝術家如何看重自己

許多美國媒體認為這其實是新仇加舊恨。他們不相信怎可能有人會為了外交議題而震怒至此，一定是先前齊瑪曼的鋼琴曾被美國海關銷毀砸毀，這次才徹底翻臉吧！但這種觀點，其實正暴露一般美國人對世界一無所知，對華府外交之倒行逆施亦無動於衷。反正別家小孩死不完，國外孩子特別多。齊瑪曼並不恨美國，也不討厭美國人。他在美國有許多朋友，甚至聽到我痛罵美國人無知、愚蠢、貪婪、浪費時，還婉言告誡絕不能一概而論（而那「婉言」是長達三十面的簡訊）。如果沒有歐巴馬四月初那篇布拉格演說，以齊瑪曼對這位白宮新主人的肯定，或許他不會這樣決絕。但即使以這種方式和美國告別，在回覆我的簡訊中，他對美國仍是「憂慮而非憤怒」。

齊瑪曼的抗議，對我而言，其意義更在讓世人再度見到藝術家正視自己的道德與社會責任。另一位鋼琴大師波里尼（Maurizio Pollini），生平唯一一次被噓下台，就是在演出前發表反越戰聲明。他們何嘗不知如此主張會招來攻擊？但雖千萬人吾往矣！曾幾何時，表演藝術已被視為商品和消費，觀眾買張票就自我膨脹，甚至認為藝術該為金錢服務。演奏者為了賺錢，往往竟也將錯就錯，為商業利益不惜放棄一切。如此惡性循環，導致聽眾愈見無知自滿，藝術家與藝術的地位也日漸低落。但無論是昔日越戰或今日伊拉克戰爭與波蘭飛彈布署，這都非一般時事，而是人生與世局中的大是大非。對絕大多數仍在夾縫中求生的音樂家，自然不能苛求他們要有表態的勇氣。而身為當代最偉大音樂家之一的齊瑪曼，既願放棄演出酬勞最豐厚的市場，又願在舞台上承受一切，至少我深深感謝，他讓世人看到藝術家如何看重自己，也明白告訴聽眾，他的演奏不是商品，音樂家才是音樂會的主人，而他為和他有相同信念的人演奏。

很高興，當晚絕大多數聽眾為他的發言喝采，演出後給予起立致敬；這國家應該還有希望。願音樂之光終能將人心照亮，我期待齊瑪曼重回美國的那一天。

【2009/05/11 聯合報】